武汉工商界与辛亥革命

2014-09-15 21:47:44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罗褔惠

    晚清武汉工商业的发达，在内地首屈一指。1911年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时代和空间环境使得当地的工商界与辛亥革命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一
  
    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通商，当年即有英、美、俄、法、德诸国的商人和商船到达汉口。到20世纪初年，汉口租界已麇集20多个国家的商人，他们开办了大小洋行130多家，工厂40多家，银行将近10家。这些外资企业雇佣了约500人左右的买办，如美最时洋行的买办王伯年，瑞记洋行兼住友银行买办欧阳会昌，汇丰银行买办邓纪常，若安利洋行买办蒋佩林，慎昌洋行买办刘少岩，安利英洋行买办宋立峰等。这些买办在获得了较多财富之后，也有一部分人注资承租地方官办企业，或者投资兴办自己的工商业。如汇丰银行买办邓纪常承租了张之洞开办的布纱丝麻四局，阜昌洋行兼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承租了官办的白沙洲造纸厂，买办唐朗山投资兴办兴商砖业厂，买办黄兰生不仅投资于汉口和丰面粉厂，还开办了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三家钱庄（合称三怡）。
    最有影响的还是刘歆生，他于1899年担任法国立兴洋行买办，1902年又兼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买办，用积累的巨资开办了阳新炭山湾煤矿、歆生铁工厂、歆生填土公司、歆生榨油厂、普润毛革厂、汇通钱庄、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土产商店、东方转运公司、三镇电话公司、江西铜矿、春和轮船公司等，尤其因在汉口拥有大量土地而被称为“地皮大王”。刘歆生与在汉英法领事、商人联系密切，曾将自己的一部分地皮提供给英租界修建西商跑马场。他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也很好。1911年初，刘歆生因地皮投机生意失败，积欠华洋各款500余万两，鄂督瑞澂“用湖北官商名义合借洋例银500万两，订立合同，分20年筹还”。

    20世纪初，武汉的民族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经营面粉、制茶、榨油、制砖、卷烟、火柴、造纸、纺织的小工厂或手工工场有近千家之多，雇佣工人9000余人。较大型的新式工厂亦有三四十家，如武昌竟成电气公司、美仑机制麻袋公司、天盛榨油厂、裕隆面粉公司、耀华玻璃厂、物华烟公司等。新式工厂资本总额近千万元。其中最有影响者是来自浙江的宋炜臣，到清末他在武汉办有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华胜军服厂、扬子机器厂，还在阳新富池口开办铜煤矿。其所办企业共拥有资本近500万元。98宋炜臣由商人出身，但长袖善舞，通过捐纳获得候补道衔和二品顶戴，尤会巴结张之洞，曾在汉口华胜军服厂内设置豪华接待室，专供招待总督张之洞、新军统制张彪、新军协统黎元洪等高级官员之用。宋炜臣与外国势力也有联系，他兴办既济水电公司时，曾向日本东方兴业公司借款150万元，而且附有聘用日本工程师、会计师，向日本购买机器及部件、煤炭等条件。
    在传统的商贸、钱业方面，武汉有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杂货行、纸行等八大商帮，下面又分130多个行业。有钱庄、银号105家，票号33家，当铺近百家。商贸、钱业多达7000余户，但多为中小资本经营。由于汉口商贸繁盛，长期存在着按地域划分组成的会馆和按行业组成的公所，1898年就有各省旅鄂商务团体近200个，但这些都只能看作传统的旧式商业组织。
    中小工商业者普遍感受到王朝政府和外国势力的压迫。清王朝在城乡各地一贯课以苛捐杂税，1901年后因庚子赔款和推行“新政”，更加强了搜刮。“鄂省对中央之解款，亦逐渐增加。赔款岁派120万两，补镑60万两，练兵处调解53万两，辽东偿费50万两”99。新增捐税名目繁多，如盐斤加价、田房契税加捐、火车捐、筹防捐、加抽煤油捐、加抽豆饼捐、加抽杂粮牛皮捐、储备捐、两湖赈粜捐、房铺捐、号防团捐、轮渡捐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即在全国开征的“厘捐”。20世纪初，湖北全省各地设有厘卡数百处，1905年征收厘金200.2万两，1909年上升到285.7万两，几占当年全省财政收入17180310两的12％100。从而土产商品都因加价而滞销，削弱了与汹涌而来的洋货的竞争力。到1910年，汉口50家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经销的商品，80％为“洋货”。

    中小新式工厂则普遍资金短缺，技术落后；钱业、票号也经常遭到洋行和外国银行的盘剥欺诈。故1904年汉口各商宣布与礼和、瑞记两洋行断绝贸易。1905年汉口钱业共议禁用麦加利银行票据。同年全国发生抵制美货运动，汉口商界亦三次举行集会，决议并实施“凡办美货者，一律停止”；商人胡德隆、朱益敬等为抵制美国面粉，集资60万元在硚口创办瑞丰面粉公司。1907年汉口大同钱庄因麦加利银行无理违约，特聘英国律师“至英京大审院控告，经大审院讯供得直断”。
    因此从总体上看，当时武汉的工商业发展还是非常艰难。1907年因日本东亚株式会社的面粉竞争，汉口汉丰、金龙等面粉厂倒闭。1908年，前述黄兰生开办的三怡钱庄倒闭，以其为靠山的和丰面粉厂及多家小钱庄亦受累歇业。1909年，钱庄“源茂隆又亏倒百万，冬间源丰润又接踵倒歇，以故汉上银根异常紧迫，各业均不灵活，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101。
    武汉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从20世纪初就开始谋划成立近代新式组织。1907年汉口商会率先成立，组织方式是以行帮为单位各自选出“帮董”（会员），再由帮董全体会议选出“议董”（董事），再由议董全体会议选出总理、协理各1人，作为商会领导102由于会员按行帮为单位选出，故人数不多，从第1到第8届，汉口商会董事（包括帮董、议董等）始终在250人左右。其中大商号店东117人，银行、钱庄、票号经理99人，洋行经理15人，工厂主仅8人；同期的总理、协理16人，其中大商号店东11人，银行经理5人。可见商会领导权多由商业、银钱业的上层资本家所掌控，新式工厂主和中小资本家中也有少数人出任帮董（会员）；洋行经理在商会中势力也不算大，尽管有15人得任董事，但只有刘歆生一人担任过第一届协理，而且他的身份虽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买办，但实际上有众多自己的产业，也可说是上层民族资本家。汉口商会总理（会长）中，最著名的是同泰参燕药号号东蔡辅卿，福康隆字号号东李紫云，公成匹头号经理王明文。

    武昌商会虽然也在1907年就开始酝酿，但直到1909年才正式成立，领导人是典当帮出身的吕逵先和德厚荣号管事徐荣廷徐荣廷103。汉阳商会更晚至1912年2月才成立，规模也很小。
    武汉的工商群体组织后来还有“商团”。其前身是1907年在汉口各地段出现的保安会、公益会、救火会、消防会等。各会人数从数十人到百来人不等，会长多为老板、店东，成员则为经理、店员、学徒、也有居民。1911年4月8日，30多个类似团体组成了“汉口各团联合会”，推选时任汉口商会议董的王明文为会长，书业商人马刚侯为副会长，另一小商人关少尧为副干事。各团联合会与汉口商会有人员上的关系，但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日常工作侧重于治安、消防，但有时也组织训练和演说，带有进步色彩。
    武昌没有商团，1911年10月12日即首义翌日，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才发起成立武昌地方保安社。社员约有千人，以“保治安为宗旨”。但保安社“总绅”为曾任江西、山西巡抚，时任“八省土膏捐局督办”的柯逢时。柯对革命首鼠两端，所思所行皆属力为身谋。汉阳光复后，由谘议局议员万昭度和绅商张仁芳出面组织商团，维持秩序。
  
                                    二
  
    首义之前，武汉工商界就局部参与了政治斗争，不过中下层人士和上层人物有不同的参与方式。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为向国内输入革命书刊，发起成立昌明公司，书业商人马刚侯任副经理，倾向革命的时象晋亦加入该公司，从国外购回幻灯，放映具有进步思想的宣传品。时象晋因与张难先、李书城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他的两个儿子时功璧、时功玖都加入了革命党。广东旅鄂商人刘少舫曾经领导武汉的抵制美货运动，1906年他又和林醒侬、黄小池等人组成秘密团体神州学社，有社员40余人，因平时常与革命党人祝制六通声气，神州学社后来全体加入了革命团体文学社。经商的丁笏堂和开“革昌”照相馆的李白贞加入了共进会，并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既经商又办教育的李国镛曾资助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活动，并与革命党人万声扬、刘道仁交往，后来担任武昌保安社社长。
    工商界上层则主要受到立宪派头面人物汤化龙的影响，参与了湖北的立宪运动和拒债保路运动。浠水汤家数代经商，汤化龙之父长期奔走安庆、九江等商埠。汤化龙本人1903年中进士，1906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三年，1909年回国，担任湖北省谘议局副议长（第二届会议即任议长），提出开辟利源、铁路商办、整顿统捐、禁止洋商在租界以外违约经营工商、速开国会等主张，得到工商界人士的拥护。宋炜臣受汤化龙影响，支持立宪派的活动。1910年初全国立宪派骨干之一的杨度来湖北活动，寄寓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革命党人刘复基、李六如准备伺机惩处杨度，宋炜臣得知后密报租界英捕房，把刘复基、李六如拘禁8小时，等杨度离开后才释放。

    1910年1月，湖北立宪派组织湖北国会请愿同志会104，就是由湖北省谘议局、湖北省教育会、湖北省自治筹办处、汉口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这5个团体的人士结合而成。工商界蔡辅卿、李紫云、刘歆生、万昭度、时象晋、王明文均是36名“基本会员”中的成员，刘歆生还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同年11月12日，在湖北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带领下，4000余人齐聚谘议局，要求“速开国会”。会后派代表8人赴督署向总督瑞澂请愿，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也是代表之一。1911年5月中旬，当汤化龙再次入京请愿，要求解散皇族内阁，速开国会时，汉口33个保安会、80个商业行帮共10000多人，在汉口跑马场开会，为汤化龙壮行。
    在与立宪运动几乎同时进行的拒债保路运动中，武汉工商界人士也很活跃。1909年11月14日，湖北铁路协会在汉口四官殿召开特别大会，汉口商会会长曾在会上发表演说。特别大会4天以后，铁路协会开会选举领导，汉口刘歆生、汉阳万昭度被举为副会长。3天之后，为筹集铁路股本，铁路协会“又在四官殿开商办铁路会议，商界到者千余人。是日认股约50万之谱，最多者以刘君歆生为甚，万昭度诸人次之”105。1910年9月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刘歆生担任协理之职。但不久刘歆生“因受鄂督之严斥，颇有辞职之意”；万昭度因“源茂隆钱庄倒塌，顿失财产之信用”，征集股款进展迟缓，但工商界仍是湖北铁路公司的主要力量。
    武昌首义之后，武汉工商界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武昌首义的第3天，即10月12日，武昌商界百余人在武昌医馆开会，邀请起义军政府派代表参加。军政府为维持市面，布告安民，强调“军商最宜和洽”、“扰乱商务者斩”、“维持商务者赏”，还宣布裁抑厘捐局卡、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军政府接管了藩库、官钱局和造币厂，通告“所有公票、洋钱票仍照常通行”，并调发铜元10万通行市面，要求商界一律通用官钱票，以昭军政府信用。继而武昌商人徐荣廷、吕逵先、陈英芳、刘树杞、熊道璜、高元藩、王世杰还担任了军政府政事部参议，徐荣廷、吕逵先先后出任官钱局总理，时功璧、范尚武则先后担任造币厂厂长。武昌商界欢欣鼓舞，当天吕逵先发起成立武昌地方保安社，典商张良卿捐助万金为开办经费，社员约千人，以“守中应”106和“保治安”为宗旨。军政府为巩固革命成果，在成立后第5天扩军四协（旅），亟须军费，武昌商会垫借5万元，分配作临时膳食费。10月12日，位于阅马场的鄂军都督府被汉阳清军的炮弹击中起火，保安社奋勇扑救几小时，把火扑灭。

    汉口商界的革命热情更高。首义当晚，鄂督瑞澂从城里逃上“楚豫”兵轮后，派人到汉口商会“央请设法”接济煤炭和米粮，汉口商会会长蔡辅卿召集会议讨论，与会者均表示愿服从革命，同清王朝断绝关系，只有宋炜臣暗中接济瑞澂。11日白天，汉口清吏闻知武昌已被起义者占领，仓皇逃散。汉口各团联合会员千余人开会筹议，决定了“保卫地方，协助民军” 的行动方针。各团联合会负责人马刚侯、关少尧发动会员分头演说，号召各店铺照常营业交易，准备欢迎起义军；又组织会员巡逻，维持治安，随时缉拿奸细，捕捉抢匪，平息骚乱。当晚，革命党人詹大悲率300人的起义队伍从武昌渡江到汉口，汉口商民点燃鞭炮，夹道欢迎。一个站在反对革命立场的御史温肃报告朝廷说：“汉口商会总理、道员蔡文惠107开门迎贼”，起义军“索兵饷六十万，允担（保）汉商（安全），闻已署诺”。
    10月13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后，军政分府都督詹大悲把汉口商会领导人蔡辅卿、李紫云请去商量，把各地段的保安会扩大为半武装的商团，汉口起义军负责人蔡济民通知汉阳兵工厂拨给枪支，由商团担任巡辑匪徒，保卫全市治安的任务。军政分府出示条规，保商安民。商界不少人参加军政分府工作，如刘少舫主持军政分府庶务。关少尧、陈聘徵等7人担任筹办民军干粮特别义务员。胡光瑞，丁振凯、曹星源、曾广生4人被军政分府委派，在江岸沈家庙等地设立粮台，准备革命军的粮食供应。
    工商界最主要的贡献是为革命政权筹款。除前述武昌首义时部队膳食支出由武昌商会垫付5万元外，汉口军政分府成立卫队三营，缺乏伙食给养，汉口商会“慨允送十万元以济军需”；军政分府又发纸币50万元以供周转，由汉口商会指令各钱庄票号代为兑换，从而稳定了金融和市面。李紫云、蔡辅卿、韦应南、刘歆生、刘子敬、万昭度，还有宋炜臣等32名商会董事联名发起“国民捐”，其《劝捐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民之苦于专制政体久矣。今幸民军发轫，不数日而望风景从者，已有达十有余省”，“故不论士农工商，均宜同心协力，乘此千载难逢时机，以争万世和平之幸福。有勇力者当以身从戎，无勇力者即任以财助饷”。汉口捐款办事处募得7万元，武昌亦募得4.5万元。湖北军政府还计划以刘歆生、韦应南的私有土地为抵押，向湖北官钱局借款300万两，得到刘、韦两人的支持。所以，当一名日本记者到武昌访问黎元洪，问及军需从何解决时，黎元洪信心十足地说，“现在商人之捐助军费如此慷慨，吾等绝不忧军费之缺矣”108。总计辛亥革命头两个月内，武汉工商界资助革命军费用达100多万元。

    从10月16日争夺汉口刘家庙车站起，开始了首义之后长达一个多月的“阳夏保卫战”。战斗中汉口、汉阳的工商界不仅踊跃担任运输、救护，甚至还直接参加了战斗。起义军宋锡全、胡廷佐等部在刘家庙、三道桥一带作战，蔡辅卿等率人星夜赶蒸馒头，烧开水；李紫云发动全市商铺，每日准备数百担馒头，酒肉，由商民组织慰劳队送上前线。18日起义军“飞信”各团联合会，称急需弹药和夫役，各团乃率会员、夫役，从汉阳枪炮厂将炮弹、枪弹速运火线。汉口歆生路109的余庆里、长源里等处设立了军人招待所，接待参战官兵。到10月25日，又在如寿里搭盖大席棚，架起大锅大灶，各团联合会送米百余石，在这里为起义部队做饭菜。10月下旬，第一批援鄂湘军来汉口助战，是夜极其昏黑，湘军路径陌生，汉口公善保安会会员为之担任向导。
    堤口下段商团保安会最为英勇，有“18人负枪助战，20人搬运炮弹，18人捐纳财粮”110。10月17日革命军与清军在刘家庙交战时，夏口四区公益会会长黄文根带领多名会员帮革命军搬运炮架，拆毁铁路，夺取清军粮食枪械，捉拿敌方侦探。各团联合会副干事关少尧率周振成、周鹤年、任维章等负责调查情报，随时报告军民。四官殿保安会周松樵等26人为革命军助战；龙王庙船帮、土果帮自治会会员在清军攻进汉口时，冒着枪弹，“拽去船只，阻碍北人”，即不给清军留下进攻汉阳和武昌的渡江工具。冯国璋纵兵火烧汉口，汉口商会及各团会员“荷枪救火。有中流弹而丧身者，如下段保安会之曹山堂是；有遇北兵而被枪毙者，如公益救灾会之费新文”。清军疯狂报复，曾找到公善保安会所和夏口四区公益会所等处，“用炸药将会所焚毁，会中器具付之一炬”。
    汉口作战期间，刘子敬、王明文、崔世瑞、陈凤池、周承训等人，和前述开革昌照相馆的刘白贞一道，成立红十字会，联系仁济医院、中西医院，专门救治伤兵，掩埋牺牲者。半个多月中收治伤兵1300多人，药品均由商民出钱资助。

    汉口失陷，战事转到汉阳之后，万昭度等人组织汉阳商团“维持秩序”，“严禁出入，防杜汉奸”，并将汉阳县积存谷米3千多担“援救民军”，“押运粮食不遗余力”111。
    11月1日汉口被清军占领后，汉口商会头面人物蔡辅卿、李紫云、马刚侯等，或藏身租界，或走避乡间，仍然没有向占领汉口、汉阳的清军屈服。但1911年12月中旬南北和谈开始以后，武汉工商界逐渐转向妥协。李国镛居间奔走，商会为之后援。袁世凯、段祺瑞等致湖北军政府的电文和函件，常由汉口商会转送。工商界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弥补以前的损失和获得新的利益。为此蔡辅卿、刘歆生、宋炜臣等曾面见黎元洪，要求政府重建汉口市区，筹划经费。1912年1月25日，汉口商会举行会议，讨论重建汉口市面办法，宋炜臣提出，“汉口已惨遭兵燹，应行重建，然财政颇为困难。莫如请黎副总统转请大总统与清政府开正式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方为上策”112。1月27日，汉口商会又致电袁世凯操纵的清内阁，表示“深望和议早成，共谋善后，以图振新”，“转恳两方政府，将汉口、汉阳……划作中立地点，不再开战……以苏商困而惠民生”113。上层工商业人士终于走上了妥协求和、拥护袁世凯和黎元洪的道路。其中宋炜臣始终与袁世凯“互通声气”，3年后又“拥袁称帝最力，并因替袁各方疏通说项，耗费甚巨，私人已有亏空”。而徐荣廷则得到拜把兄弟黎元洪的强力支持，从韦应南、邓纪常的应昌公司手中接过布纱丝麻四局的承租经营权，改称楚兴股份有限公司，以后又发展壮大，成为著名的裕大华纺织集团。
   （转载《湖北文史》2010年第八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