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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洪湖赤卫队》背后的故事

2014-09-15 21: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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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发
 
    50年前,湖北省创作演出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曾产生强烈轰动效应,一时间,各地竞相移植上演,处处“洪湖水”,天天“浪打浪”,优美的旋律响彻中华大地,使洪湖革命老区声名远播。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部经典歌剧,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或令人激动,或令人深思。这里,笔者信手辑录几则,以飨读者。
 
《洪湖赤卫队》出台始末

    《洪湖赤卫队》的创作者,是湖北省歌剧团以梅少山、杨会君、张敬安、欧阳谦叔、朱本和为骨干的集体创作组。他们于1951年随文联主席郑思来洪湖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他们是一批有抱负的青年,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主动而又广泛地搜集洪湖革命斗争故事和洪湖渔歌、民间小曲。其后,洪湖的常怀祖、夏志芳、廖才昭等一批文学爱好者在湖北日报、湖北文学、布谷鸟等报刊上发表了众多洪湖革命斗争故事和洪湖革命歌谣。这些为创作《洪湖赤卫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省歌剧团为创作《洪湖赤卫队》再次来洪湖实地采访,分别召开革命老人和文艺积极分子座谈会,征求意见,修改剧本。是年冬,歌剧剧本完成。
    1959年夏秋之交,《洪湖赤卫队》由省歌剧团在省委洪山礼堂首场公演。省委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以及3千多名观众济济一堂,首场演出非常成功。接着全体演职人员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洪湖县演出。在表演中,演员人人兴高采烈,个个干劲倍增,场场精彩紧张,幕幕逼真动人。王玉珍(饰韩英)、夏奎斌(饰刘闯)、刘淑琪(饰韩母)、傅玲(饰秋菊)、陈金鹏(饰彭霸天)等主要演员像回到了自己家乡一样,演出得到了洪湖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首场演出的那天晚上7点30分,县委书记李金玉、县长韩耀辉陪同省政协常委杨光华准时到场;20多名洪湖老革命、老同志前排就坐;1000多观众把县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当序幕拉开,台下的观众便响起热烈的掌声。老区人民聚精会神地观看,认真细致地聆听,随着剧情的喜怒哀乐而变化感情,歌声、掌声连成一片。演出结束,县委几名主要领导簇拥着杨光华走上舞台与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县委副书记徐伟面对观众席大声介绍说:“剧中韩英所要找的县委书记,就是眼前的省政协常委杨光华同志。”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一听,人人感到惊奇和喜悦,现场顿时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这场演出使许多人深受教育,一名中学教师在日记中写道:“今天观看《洪湖赤卫队》后,感到浑身都是力量。韩英同志那种坚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她在敌人监狱里宁死不屈的立场,‘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的英雄气概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我要用这种精神,培养教育我的学生……”
    1959年11月,省歌剧团赴首都北京,在北京剧场汇报演出《洪湖赤卫队》。董必武、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演出结束时,中央首长走上舞台和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王玉珍欣喜若狂,她从北京给洪湖县寄来了一组中央领导同志和他们的合影照片。

    自1960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剧团掀起了上演《洪湖赤卫队》的热潮。不论哪个地方,也不论哪个剧团和剧种,都上演《洪湖赤卫队》。洪湖县委先后接待总政、空军、海军、铁路、胜利、前线等十多个剧团的同志,还接待有关省、市歌剧团和北京、上海、天津、长沙等10多个京剧团以及豫剧、汉剧、湘剧、黄梅剧等演出团体。他们来访一是参观访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熟悉历史;二是了解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三是搜集革命歌曲和民间小曲,从而吸收营养丰富自己,获得生活和艺术的灵感。
    1961年夏,文化部党组决定,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电影《洪湖赤卫队》。北影决定谢添为导演,著名摄影师钱江、著名演员曹增银等30多人参加,加上湖北省歌剧团50多人组成一支近百人的拍摄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洪湖,安营扎寨。洪湖县委非常重视这次电影拍摄工作,召开专门会议,拟定具体方案,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平衡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拍摄外景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县委动用木船50多只,劳力400多人,以及大量枪支马匹等,还义务承担了生活招待费,洪湖人民为此作了重大贡献。电影制成后,北影派专人将拷贝赠送洪湖。洪湖人民看后高度赞扬电影拍得好,演员演得好。王玉珍演韩英是她艺术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她当时只有26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爱洪湖爱得那样深,与韩英长得也有几分相像。她以真挚、深沉、简洁、精湛的演技,精心塑造了洪湖儿女韩英的英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老区人民质朴宽厚的品格和英勇善战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此,《洪湖赤卫队》名扬四海,轰动中外。

洪湖人自己演《洪湖赤卫队》

      湖北省歌剧团于1959年在洪湖县公演《洪湖赤卫队》时场场爆满,群情激昂,感动了洪湖幸存的革命先辈和他们的后代,也感动了当时的县委领导。县委书记李金玉立即指示县委宣传部,要成立不到一年的洪湖文工团,借此难得机会赶紧学习排演,让洪湖人自己演《洪湖赤卫队》。
    可是省歌剧团领导以没有最后定稿为由,婉言拒绝给脚本和乐谱,帮助排演也就更不可能了。没有剧本和乐谱,《洪湖赤卫队》是排演不出来的。怎么办呢?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团里一位搞器乐的同志提供信息说,省歌剧团晚上演出,中午、下午都休息,谱架上放有乐谱。这个信息,让人茅塞顿开。文工团负责人魏启华立即召开全团大会,宣布主要角色的扮演者,安排人借用蜡纸、钢板刻写,将刻写乐谱的任务交给乐队,演员各自抄自己的台词,晚上看演出专注各自的角色,并请示县里借调几个业余演员和演奏人员参加演出。第二天中午和下午,文工团用人海战术,将放在乐池中的乐谱和脚本快速偷抄刻写下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洪湖人演的《洪湖赤卫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排演出来了。
    1959年到1960年,会议多,参观学习多,而凡来洪湖参观学习开会的,必然会品赏洪湖三大名牌,即“洪湖野鸭”、“洪湖蛋糕”、“《洪湖赤卫队》”,其中《洪湖赤卫队》是不可少的精神佳肴。洪湖人演的《洪湖赤卫队》水平自然不能与省级剧团比,但洪湖人用“洪湖赤卫队”精神演出了这部民族歌剧,也引以自豪,值得回昧。
    洪湖文工团是一个由业余文艺爱好者组合起来不足30人的文艺小团体。可想而知,要演出一部大型歌剧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演出任务,业余演奏人员都到县文工团来上班,没有报酬,更不会有奖金,演完了,各自回单位干自己的本行。演出前,不管领导、群众,人人动手搬运道具布景;演出时,都有责任换布景搬道具,灯光效果都由演员兼管;从领导到炊事员都得上台扮演群众或匪兵,有的演员演完匪兵,又换装去演群众;乐队人手不够,有人要兼奏打击乐。
    洪湖人演的《洪湖赤卫队》走遍了全县各公社所在地,这些地方多数没有室内演出剧场,他们用牛车连接搭露天舞台,也曾在泥巴土台上演出,没有电灯用汽灯,没有布围用晒席。在雪花飘飘的严冬,演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韩英在牢房,赤卫队低沉地坐在牢房幕后,互唱思念之情,演员含泪欲滴,忘记抹去鼻孔下的清鼻涕。在炎热的夏秋之交演出,演员们汗流不止,一下场就得擦汗补妆,舞台上蚊虫围着灯光转,叮着人咬,身上到处是红疙瘩,是洪湖革命英灵支撑他们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演绎出形象生动情节感人音乐动听的革命历史故事。他们不仅演给洪湖人和来洪湖开会参观的人看,还演给苏联水产专家和越南客人看。近一年的时间里,洪湖文工团演出103场,这是一个创纪录的地域演出场次。在洪湖先后观看《洪湖赤卫队》演出10场、20场、30场的大有人在。有一位特别痴迷的观众,名叫梅正开,有《洪湖赤卫队》演出他是每场必看,共看了70多场。一人观看同一剧目70多场,这也是创纪录的。虽然这与当时的历史氛围有关,却可以载入史册。
 
老一辈革命家的《洪湖赤卫队》情结
 
    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洪湖赤卫队》,一经唱起,就赢得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共鸣。北京演出后,李先念对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曾淳说:“你的眼力不错,这个戏编得好,音乐好,演员好。”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观看演出后发出豪迈的声音:“我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的歌剧!”年高德勋的董必武副主席以诗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仿佛当年作斗争,韩英刘闯造型真。一篇史诗流传出,音乐悠扬更动人!”
    1960年1月5日,《洪湖赤卫队》被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临开演时得知贺龙要出席观看,演员们心情很不平静,因为该剧歌颂了党的领导和贺龙在洪湖斗争的光辉业绩,现将洪湖人民在他领导下闹革命的情景展现在他面前,感到特别光荣和自豪。这场演出,演员们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用生命投入战斗,是在接受贺龙元帅的检阅。当剧中赤卫队撤退时高唱“贺龙领导闹革命”的队歌时,大家没有想到音符,而是在激情高歌,韩母在牢中唱“贺龙,贺龙,快领同志打回家乡”几乎是喊出来的,演员们咽喉哽塞,声泪俱下,可以说感情表达到了极点,形成了高潮。
    演出结束后,贺龙与张执一、杨光华等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贺龙无限感慨地说:“你们演得太好了,完全把洪湖人民当时的斗争情景演出来了。我感谢你们,感谢洪湖人民!”此时,演员们紧紧地将贺老总围起来,尽情享受这幸福时光。
    剧组要老总提意见,他笑眯咪地说:“洪湖人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停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沉重地说:“唉,30多年,活着的30年,死了的30年,我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演员看到贺老总难过的样子,也都低下头。这时张执一插话说:“贺老总赞扬你们演得好,还要宴请你们呢!”贺老总说:“对!对!他们有功劳!应该请客,你这个统战部长就负责操办吧!”刘闯的扮演者夏奎斌抢了一句话:“贺老总,洪湖人民非常想您,请您回去看看,再尝尝洪湖香莲、甜藕、大鲤鱼!”

    贺老总听后眼睛笑成了一条缝,高兴地说:“我一定去,有时间我一定到洪湖去!最后我要提一条意见,你们喊我喊的太多,我没有什么,不要喊我,这是洪湖人民的功劳,是党和毛主席的功劳。”这时他对在场的湘鄂西革命历史编委会的同志说:“帮他们修改一下剧本,凡是有我的名字都拿掉。”
    周恩来总理也非常关怀《洪湖赤卫队》。他曾经深情地说:“我活了65岁,才找到了这么一首革命抒情歌曲。”
1962年的一天,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专门安排了一次接见和联欢活动。他一走进大厅就说:“我看了你们的演出,非常高兴,你们演出很成功,我特地向你们祝贺!”随后,总理走到演员中间与大家握手。他握住夏奎斌的手时笑着说:“刘闯啊,你这个角色演得好,刘闯塑造得很生动。我很喜欢这个人物,对党忠诚,为革命不怕牺牲。祝贺你!”接着他转过身对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问道:“体学同志,‘洪湖水浪打浪’很好听,你会唱吗?”省长不好意思地说:“我喜欢听,但没学会唱。”总理开着玩笑说:“那怎行哩,大家都会唱,西哈努克亲王也会唱嘛,还是我教给他唱会的呢!”省长接过话说:“我一定学会,还是你教我唱吧!”总理马上摇摇头说:“不,不,在行家面前我不敢教,还是请韩英同志教你吧。”总理说着望了望王玉珍。王玉珍笑着为省长解围:“张省长早就会唱了!”周总理哈哈大笑起来:“来!我们一起来唱。”在热烈的掌声中,乐队奏起音乐,总理和演员们一起放开嗓门唱起来:“洪湖水呀……”
    “文革”爆发后,随着一大批革命家被打倒,一批歌颂革命事迹的优秀影片也遭禁锢,歌剧《洪湖赤卫队》也未能幸免。1967年12月11日,《湖北日报》发表文章称《洪湖赤卫队》是为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贺龙树碑立传。不久,随着贺龙元帅被打倒,歌剧《洪湖赤卫队》被列为“反党黑歌剧”,从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达十年之久。

    然而,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观众要求《洪湖赤卫队》等一批优秀影片复演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77年元旦过后,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参加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淮南大战》时突然提出要看电影《洪湖赤卫队》,这下可难住了军区政委廖汉生,因为当时贺龙尚未平反,放这部影片显然有些“不合时宜”。看到身为贺龙外甥女婿的廖汉生面露难色,罗瑞卿生气了,他说:“贺龙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一把菜刀起家打出了一片红色江山,这部片子为什么不能看?”廖汉生见罗总发火了,便找到军区电影供应站站长从封存库里找出了这部影片的拷贝。第二天晚上,罗总长、粟裕将军与前线话剧团演职人员一起观看了《洪湖赤卫队》。尽管多少年过去了,但当大家重新看到这部电影时,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当电影进入尾声时,礼堂里随着银幕响起了“跟着贺龙闹革命,才能打胜仗”的口号声。
    罗瑞卿看《洪湖赤卫队》的消息传到湖北,省歌剧团受到鼓舞,将《洪湖赤卫队》重新搬上舞台,许多人将《洪》剧复出看作是为贺龙平反的信号而欢欣不已。果然,时隔不久,贺龙的问题便得到了平反,电影《洪湖赤卫队》也由此成为“文革”后解禁的第一部影片,许多电影院一天放映24小时,观众依然是络绎不绝。
 
剧本著作权属之争

    1988年11月1 9日,《武汉晚报》周末版发表了瞿晓写的题为《洪湖水,卅年后浪打浪——洪湖赤卫队作者署名曝光》的长篇报道,披露湖北省歌剧团退休创作干部朱本和是《洪》剧真正作者之一,而原执笔人梅少山只参加了《洪》剧修改。同年12月24日,《武汉晚报》又以同样的版面刊登了《洪》剧执笔之一的梅少山写的《水落石头在 正理说不歪》的文章,批驳了《洪湖水,卅年后浪打浪》一文。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曾参加《洪》剧创作的人员也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最后导致原告朱本和与被告梅少山对簿公堂。
    1990年4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洪》剧版权纠纷案。在法庭进入调查阶段,原告朱本和称,他是歌剧《洪湖赤卫队》文学剧本第一稿的作者,梅少山没有参与该剧的创作,但梅少山利用职权将自己的名字署在作品上,并侵犯了他的署名权,要求法院受理他的起诉,保护他在《洪》剧文学剧本著作权上所享有的合法权益。
    被告梅少山针对原告的诉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答辩。他在答辩中说:我1956年春调任湖北省实验歌剧团(现为湖北省歌剧团)任副团长。同年夏天,在我主持召开的大会上,听朱本和朗读了由他和张敬安、潘春阶三人下洪湖深入生活创作的九场歌剧《洪湖赤卫军》的文学剧本。由于剧本在主题、结构、内容、人物性格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故未列入排演计划,原告本人也未提出修改要求,当时剧本即搁置未用。直到1958年冬,张敬安、杨会君、欧阳谦叔和张玉瑚组成的创作组从洪湖归来,带回了由他们集体讨论、分场执笔撰写的六场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文学剧本初稿。当时,省文化局领导指定我参加《洪》剧的修改工作。1959年3月上旬开始至4月下旬,我在《洪》剧初稿的基础上,吸取全团同志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使《洪》剧的主题思想更加鲜明,结构上更加合理,情节得到丰富和充实,并对唱词、对白作了修改、增删。特别是将民族化、戏曲化的风格及表现手法运用到《洪》剧,完成了《洪》剧文学排练稿。

    由于原告与被告意见相反,发生争议,法庭当庭传证人张敬安【1】出庭作证。张敬安在作证时说:《洪湖赤卫军》是我、潘春阶、朱本和三人创作的,不存在修改他(指朱本和)的。我也没有见过他写的《洪湖赤卫军》的本子,只知道我们三人创作的九场《洪湖赤卫军》。当审判员问到朱本和应不应在《洪湖赤卫队》上署名时,张敬安直率地答道,他不是《洪湖赤卫队》的作者,他是《洪湖赤卫军》的作者。
    接着法庭又传证了李锦炎【2】出庭作证,并再次证实了《洪湖赤卫军》系三人合写稿。对于梅少山是否参与了《洪》剧的创作以及《洪》剧出版时在署名问题上是否经过团里研究决定等问题时,李作了肯定的答复,这次开庭,基本上解决了原告朱本和提出的他系《洪湖赤卫军》剧本第一作者的问题。因时间关系,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休庭。
    9月25日上午,法庭宣布继续开庭。当审理进入辩论阶段后,原告朱本和就此案又提出了新的诉讼请求,第一,《洪》剧文学剧本署名为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集体创作,不能认为版权归单位所有。《洪》剧系合作创作的作品,根据《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第七条:“ 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创作的作品,版权归作者共有”的规定,《洪》剧的著作权应属原告和几个参与创作的人员所有。原署《洪》剧为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集体创作是被告为谋取个人私利造成的,是侵权行为,不能成立;第二,原告是《洪》剧文学剧本的主要作者之一,没有原告个人的《洪湖赤卫军》就没有《洪湖赤卫队》;第三,被告不是《洪》剧的作者;第四,被告剥夺了作者的署名权,集体创作、个人执笔的署名也属侵权行为。

    被告梅少山则在辩论中提出:《洪》剧是剧团集体智慧的结晶,创作人员仅能以执笔者署名,但不能享有版权,这是一;第二,被告不存在侵犯原告的署名权问题,因为原署名是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集体创作,而被告只是一个执笔人;第三,被告作为执笔人署名,无可争议。因为被告受组织委派参与了《洪》剧文学剧本的后期统一、提高工作。如《洪》剧中脍炙人口的唱段:“自从来了共产党,洪湖人民见了太阳,眼前虽然是黑夜,不久就会大天光。娘啊,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就出自被告的笔下;第四,文革后,省文化厅已将原告作为执笔人之一予以增补,原告执笔人的署名已是早已解决的问题。
    审判人员先后经过三次开庭审理,在庭下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先后找到几个证人及有关人员,取得了大量证据材料,基本弄清了《洪》剧剧本的诞生过程:
    1956年,朱本和、张敬安、潘春阶受组织的委派,由潘春阶任组长到洪湖地区体验生活,收集了一部分洪湖革命斗争的史料和故事,合写出一部九场歌剧《洪湖赤卫军》的文学剧本,由于剧本思想性、艺术性不高,因而未被剧团采用; 1958年冬至1959年春,根据省文化厅的指示,要求省歌剧团创作节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并交了2个创作题材,即:1、沔阳灾年大丰收;2、湖北革命斗争史。省歌剧团考虑到剧团人员参加过洪湖地区的土改,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就决定由张敬安、杨会君、欧阳谦叔、张玉瑚四人组成“三结合”创作小组,带着《洪湖赤卫军》等参考资料再次深入洪湖地区,体验生活,创作反映洪湖地区革命斗争史的剧本。他们通过广泛搜集,深入体验生活,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吸收了《洪湖赤卫军》的某些人物、场次、情节,四人分场写出了《洪》剧的文学剧本,该剧本受到了团里同志和省文化厅领导的肯定。省歌剧团为了完善剧本,发动全团同志对《洪》剧提建议。因当时参与创作的四位同志另有任务,梅少山受省文化厅领导的指派,吸收全团同志的意见,对《洪》剧剧本进行了修改、调整、统一。

    《洪》剧演出成功后,最初在有关刊物上发表的《洪》剧文学剧本的署名均为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集体创作,以后又加上执笔人梅少山、张敬安、杨会君、欧阳谦叔。1981年以后,省文化厅决定增补朱本和为执笔人。
    《洪》创作的全过程已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4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的权利。”文化部制定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第7条第2款规定:“用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名义或其他集体名义发表的作品,版权归单位或集体所有。”
    11月29日,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评议,并将本案判决的意见向主管院长作了汇报,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对这起有重大影响的《洪》剧著作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一、歌剧《洪湖赤卫队》文学剧本的著作权属湖北省歌剧团所有;二、驳回原告朱本和的诉讼请求;三、一审诉讼费100元由朱本和承担。
 
新版歌剧再现辉煌
 
    1998年,为庆祝第二年的国庆50周年,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即原省歌剧团。决定复排歌剧《洪湖赤卫队》。
    如何使一部几乎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剧目既能保持“原汁原味”,又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口味,对人才济济的湖北省歌剧舞剧院也是一项大的挑战。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的准备和排练,新版歌剧于1999年春夏之交向武汉人民试演。5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湖北工作时,观看了该剧的片断。江总书记习惯背靠在座位里,可是一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就会探起身来。演出结束后,江总书记上台祝贺并亲自指挥演职人员合唱《洪湖水,浪打浪》,场面十分感人。
    1999年6月15日晚,复排后的《洪》剧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隆重公演,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随后,又应邀赴全国各地巡演,再次引起轰动。新版歌剧迄今已经演出300余场,其中北京就连续邀请他们演出27场。2007年6月,《洪》剧按计划到华东地区巡演,本打算6月30日到7月1日在上海演2场,结果受到观众热烈追捧,一下子要加演12场。

    观众看到的新版《洪湖赤卫队》,为适应现代人生活的快节奏,时间由原来3小时压缩到2小时;从文学内容上看,删减调整了原剧因历史原因而存在的不合理部分,使剧本更加符合史实,使戏剧故事更臻完善;从音乐上看,配器更加科学、丰富,和声更加丰满,更强调歌剧的“交响性”,更加具有层次感。主要唱段“洪湖水,浪打浪”从原来的一遍改为三遍,第一遍秀美,第二遍壮丽,第三遍辉煌,在不同场次反复出现,加深了全剧的意境和雄伟、豪迈的艺术感染力。全剧给人以特色更鲜明、精华更闪光、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完美的印象,适应了今天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审美取向。
    剧组在选取主要演员上的态度慎之又慎。当时,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提出愿意无偿表演韩英这个角色,但因为《洪湖赤卫队》这部经典民族歌剧是从湖北地方戏中脱胎而出的,吐字行腔、身段形体都带有湖北地方花鼓戏的很多特点,经过慎重的考虑,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最终决定忍痛放弃彭丽媛,而从湖北本地演员中寻找“韩英”。也有很多人提出高薪请回当年的“韩英”王玉珍,让观众听到 “原汁原味”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等著名经典唱段。但王玉珍拒绝了这一提议,她说:“当年我多大年纪,现在多大年纪?当年我是什么身材,现在我是什么身材?当年我是什么嗓子,现在我是什么嗓子?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愿做一丝一毫有损韩英高大形象的事。
   
    刘丹丽就是在这时进入了《洪湖赤卫队》视线。刘丹丽其实是湖北著名的“楚剧皇后”,曾先后在《吕蒙正》、《打金枝》等传统戏和现代戏中成功地完成了各种角色,年纪轻轻已获得了文华奖和中国戏曲梅花奖这两大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同时,她还一直喜欢唱歌,在音乐学院兼修声乐,并于1994年在中国歌戏大奖赛上获得了一等奖。当时她的参赛曲目就是《洪湖赤卫队》中的名段《看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让人印象深刻。
    刘丹丽最初进入《洪湖赤卫队》剧组时,连B角都排不上,只是C角,也就是第三候选人。她反复观看当年王玉珍演出的《洪湖赤卫队》电影,将其中表演更舞台化。还把咏叹调升了一个调,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听觉的美感。临近公演的最后几次彩排中,刘丹丽征服了包括“老韩英”王玉珍在内的所有观众,一跃而成A角。
    在一阵急促的号角声中,舞台上呈现出战火纷飞的场面,一曲激昂的《保卫苏维埃,保卫家乡》的合唱后,刘丹丽扮演的韩英出场了,她的第一个既生活化又略带“戏范”的亮相,便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印象。

    第三场“洪湖水,浪打浪”是全剧启承转合的关键。“洪湖水,浪打浪”这首脍炙人口的优美抒情歌曲非常好听,但真正要唱好也非常难。刘丹丽为了演好唱好“韩英”,特地登门向王玉珍求教,王玉珍也毫无保留地将演唱体会教给这新一代的“韩英”。刘丹丽细心领会,终于以甜美圆润的声音、浓郁的荆楚风韵完成了这段独唱和二重唱。她和群众演员密切配合,把以合唱形式再次出现的“洪湖水,浪打浪”演唱得声情并茂、壮美辉煌。合唱将韩英和赤卫队员们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深厚情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并成功地升华为英雄群体的音乐形象。
    在北京演出时,《北京日报》在题为《映日荷花别样红》一文中用“该剧再次被掌声包围”作了评述。演出后,热情的观众在大厅里簇拥着几位主演,签名时间长达半个多钟头。前来观看演出的总政歌舞团、北京歌舞团的演员们在看完该剧后连声称好,久久不肯离去。
    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观看演出后,激动地握着省歌剧舞剧院院长刘有才的手说:“感谢你们为首都人民送来一台好戏,使老年同志得到一次革命历史的回忆,让青年一代受到了一次革命历史的教育。感谢演员的精湛表演。”并欣然题词:“一曲洪湖名四海,中国歌剧站起来。”


【1】张敬安,原湖北省歌剧团团长,《洪》剧执笔人之一。
【2】李锦炎,创作《洪》剧时任剧团党支部书记。(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