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很快就要到了，这让我回想起半个世纪之前境内首次纪念辛亥革命的前后情形。

    1954年秋冬之交，民主德国（即东德）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前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外事部门邀请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汪诒荪两位教授和我出面接待。在贝喜发短暂的逗留期间，除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参观历史遗址之外，还特别为他举行了辛亥老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江炳灵、章裕昆、熊秉坤、李西屏、李春萱、李白贞、温楚珩、刘化欧等，都是武昌首义的风云人物。当时，他们受到人民政府的礼遇与适当安排，健康与心境均佳，因此每逢聚会都是谈笑风生，畅所欲言，提供许多宝贵的口碑资料。

    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于外事接待特别慎重，由于到会老人中原有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历史纠葛，所以在每次正式座谈之前必先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以求形成共识。姚、汪和我作为历史学者也参加预备会，从史学的角度为他们提供参考意见，或多或少起了一些协调作用。记得当时争论的热点有二，一是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评价问题，一是辛亥首义谁放第一枪问题。前者多半是由章裕昆（原文学社成员）舌战“群儒”（原共进会成员）；后者则是由熊秉坤孤军奋战，与同属共进会的许多老人争得面红耳赤，置身局外的章裕昆反来隔岸观火。不过章、熊二位都很有雅量，从来没有把这些争论带进有贝喜发在场的正式座谈。

 

    贝喜发来汉使我受到刺激，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我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同时，与这些辛亥老人朝夕相处畅谈往事，也激发了我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兴味。接待工作将近结束时，姚、汪两位前辈劝我加强辛亥革命史研究，他们则想在太平天国史方面多做些工作，借以显示武大、华师两校合作而又有所分工。因为抗战时期汪诒荪先生与我的业师陈恭禄先生曾同时在武大历史系任教，所以对我特别关切，毫无保留地把他过去手抄的许多珍贵辛亥革命资料借给我阅读与转抄。老一辈学者扶掖后进的崇高风范深刻地影响了我这一生。

    也正是以这次接待为起点，我与许多辛亥老人及其后裔建立了经常的联系。熊秉坤、章裕昆两位都属热心快肠之人，是我经常请教的对象。李春萱文化素养甚高，曾多次给我来信说明某些重要辛亥史事。我还曾访问过年高德劭的张难先【1】，他向我畅谈参加革命经过，并且以可口的家乡（沔阳）菜肴款待我。记得临别时张老谦虚地说：“日月出而爝火熄矣。”意谓与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和他本人的历史贡献算不了什么。与我交往最密的是朱峙三，他把自己终身不辍的日记借给我阅读，并且经常为我提供若干古旧书肆的相关信息。华师历史系资料室有些史料书籍，就是在他热情协助下购来的。

    但直到50年代末，我的主要研究兴趣仍在太平天国史。那时华师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师很少，我除教本系基础课外，还得承担某些公共课，因此只能在深夜和节假日才能做点初步研究。写出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等热点问题。1958年下放草埠湖农场劳动一年多，加上校内教育革命（包括“史学革命”）如火如荼，经选编油印并寄给我的“西瓜集”（学生批判我的大字报专辑），足足有一大本。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把辛亥革命史丢在一边。

    1959年回校后情况有所变化，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华师教务长的陶军甚至振臂高呼“重整家园”。我在教学之余常为《理论战线》（《江汉论坛》前身）写点文章，直到这时我才决心把重点转移到辛亥革命方面来。我认为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应该为辛亥革命研究作较大的贡献，并且初步产生在武汉举办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想法。华师院、系两级领导都非常赞赏这一构想，并且立即上报省委宣传部和社联。曾惇、密加凡等领导同志也很支持这一构想，并委托社联彭展和另外两位女同志（一姓李、一姓欧阳）具体抓有关准备工作。

    在1960年，我们紧张地进行两方面准备，一是组织论文写作，一是争取中央的支持与指导。

    在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因为武汉地区各高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堪称辛亥革命史专家。姚薇元、汪诒荪、彭雨新三位教授虽然成就卓著，但过去从未正式从事辛亥革命研究，而其余的中国近代史教师都还年轻，缺乏足够的功力与经验。但我们以武昌首义的精神鼓舞自己，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敢为天下先，信心十足地认真进行学术准备。华师历史系以我为首，报的课题是《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在论文撰写期间，我们还深入鄂东一些城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当时正值经济严重困难，口粮供给不足，我的体质虚弱已久，调研过程中跋涉步行，有时饿得坐在乡间小路上站不起来。但大家都充满革命精神，教师与学生没有谁叫苦叫难，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各项调查任务。

    与中央各部门联络，主要靠李秘书长和欧阳两位女将，她们都是资深而有经验的学术管理人员，与武汉学术界关系颇为融洽。我也奉命配合她们的工作前往北京，任务是与首都学术界取得联系，征求一些前辈学人的意见。我到北京住在近代史研究所宿舍，查阅资料和拜访同行都比较方便。除听取所内同志对我们那篇习作的批评、建议以外，负责接待的刘桂五（学术秘书）还要我去拜访黎澍。桂五说：“黎澍原任中宣部理论处长，为加强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刚派来当副所长。他对中央的精神领会得更深。”黎澍是我心仪已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我早已读过他写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自然很愿意前往求教。但也有点心怯，因我性格内向，很少与外界交往，更怕打扰领导与名人，而且连通常寒暄语言都一窍不通。

    但由于任务所迫，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中宣部（黎澍还未搬出来）。我不知道黎澍住在哪里，又不好意思问人。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突然身后有位中年妇女低声问道：“你是不是找黎澍？请跟我走。”我连忙答应，并随着她走进一间其大无比的办公室，四壁都摆满着书橱。黎澍正聚精会神看一叠稿件，额头饱满但已经秃顶，使我联想到电影里的列宁形象。黎澍问了我的姓名、单位与来意，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先讲“双百方针”：“好比一百只鸟，只有一种叫声，好听吗？好比一百枝花，只有一种颜色，好看吗？”炯炯的目光隔着眼镜紧紧盯着我，看我摇摇头，便又接着说下去：“学术需要争辩，应该容许不同学术意见、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竞争，争辩不一定是你对我错或我对你错，也可能是互相校正、互相补充。”说到这里，那位中年妇女又走进来，端一杯中药要黎澍吃，同时又对我微笑示意，我这才知道她就是黎澍夫人。

    黎澍接着又谈到预定这年（1961年）10月在武昌举办的辛亥革命学术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改进学风。范老已经发表了《反对放空炮》，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都是错误的。”他又问了我的论文题目，但未置可否，只是劝我不必参加当时报刊上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讨论。他说：“辛亥革命缺少具体研究，空空泛泛的议论没有意思。”临别时他悄悄对我说，中央基本上同意在武汉举办此次会议。我问要不要告诉湖北省领导？他叮嘱说：“暂时不必，还不能说是最后定下来，年轻人办事不可性急。”这就是我与黎澍交往的开始，我这才发现世界上还有其他不说客套话而只办实事的人，因而便原谅了自己的缺点并增添了几分做人的自信。

    回武汉不久，省社联通知武汉各高校论文作者到洪山宾馆集中修改定稿。宾馆食宿条件较好，主食虽有定量，但菜则油水较多，且有时略见荤腥，这在当年便是天大的好事。这一举措非常必要，一是由于常年营养不足，人们体质严重下降，如不采取特殊措施，很难坚持紧张的写作任务。一是由于论文作者们大多缺乏经验，有些人习惯于编写讲义，却不善于撰写学术论文，需要加强讨论与帮助。具体抓论文质量的是彭展，他特别邀请《理论战线》两位较有经验的编辑参加讨论，以弥补年轻教师的欠缺。我们的讨论非常认真，对每篇论文都仔细推敲，提出供作者参考的具体修改意见。用当时近代史研究所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改得死去活来”。我除了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最后定稿外，还与陈辉、陈祚津接过原由武汉师专历史系提交的《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一文的修改任务，实际上是由我全部改写，工作特别繁重。彭展在论文水准上把关甚严，但在生活上却对我们关怀备至。记得每逢在一起进餐，他都把自己的那份定量供给的饭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给我，大概是已注意到我的食量与消耗都大吧！其实他正患肝炎，体质很差，也非常需要营养。正是有了这样紧张而又融洽的气氛中的讨论修改，湖北省提交会议的论文才赢得了行家的好评。
    会议于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联合举行，地点在汉口江汉饭店。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北省社联主席、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致开幕词，德高望重的吴老（玉章）也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吴老的讲话稿是由黎澍起草的，着重阐述实事求是学风，强调“为了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必须树立严肃的学风”，“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念都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研究历史是不能偷懒取巧的”。这些话都有针砭时弊的意味。当然，除强调考订史实外，讲话也指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报告事变中的真实联系，说明一般的运动规律。”而为此又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并且要学习以往的哲学，以不断锻炼思想 能力。讲话的结尾则是重申“双百方针”，强调“没有自由讨论，便没有学术的繁荣和进步”。在历经“反右”、“教育革命”、“拔白旗”、“放卫星”等形形色色“左”倾思潮折腾之后，吴老的讲话好像是春风和及时雨，使我们如释重负并清醒过来。

    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范老（文澜）、白寿彝、邵循正、刘大年、陈旭麓等著名学者，各地的一批青年俊彦，如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张磊、隗瀛涛、段云章都前来参加此次会议，这些人以后均成为活跃于辛亥革命史领域的骨干力量。到会者共一百多人，提交论文四十多篇，从规模与水平两方面而言，都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在当时尚属创举。湖北省政府对此次盛会极为重视，张体学省长亲自出席预备会，表示要尽力服务把会议开好。据说，连会议伙食特供的鱼、肉都是张体学亲自批的，还有会议期间吃饭不定量大概也得靠省里补贴。由于我省提交论文质量较高，会议服务工作又非常周到，所以赢得各地代表的交口称赞。

    由我执笔的两篇论文受到出乎意料的好评。经陈旭麓诸名家推荐，《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是在大会上报告的第一篇论文，也许是作为“第一枪”的象征吧；会后，《新华日报》又全文刊载了《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的性格》，这是作为会议有代表性的论文向国内外介绍的。这两篇论文都属于常使我汗颜的“少作”，不过并非率而操觚的急就章。从1960年春天开始，我认真阅读了柴德赓主编的八本《辛亥革命》资料，在北京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查阅了有关书刊，在南京史料整理处（“二档”前身）抄写了一部分原档，还在湖北若干城乡进行了艰苦的社会历史调查，所以较符合会议所提倡的从可靠史实中引出正确（相对而言）结论的严谨学风。

    回想1960年冬天，妻子因患肝炎浮肿隔离治疗，两岁多的女儿全托在幼儿园，只有我一人在寒冷的宿舍里赶写论文。那时大家经常都处于饥饿状态，千方百计谋求可以勉强充饥的“代食品”，晚间唯一的娱乐只有收听世界乒乓球比赛的现场广播。但我每晚却需要独自在饥寒、晕眩的状况下伏案写作，只有远处偶而飘来宋士雄的男高音：“抽一大板，又一大板，……好，得分！”这声音不仅驱除了我的孤独感，而且使我暂时忘掉饥寒，感到自己正在与乒乓健儿一起为祖国拼搏，争光。事后很多年我才知道，无论是台湾或日、美的政治界、学术界都对这次会议给予了一定关注，认为这是大陆政学两界取得辛亥革命话语权的开始。

    但是首届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过后不久，“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学术研究再次被不正常的政治局势所打断，所以1971年虽是辛亥革命的一甲子，对此整个大陆上却无一言提及。但是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又迅速重新投入了辛亥革命史研究，我和前述曾参加50周年学术会议的林增平、隗瀛涛等数人，共同开始了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撰写。《辛亥革命史》由宋庆龄题写书名，赶在1981年10月前出版。同时在武汉召开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而且这次讨论会成了“国际”会议，有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苏联、韩国等多国学者参加。此后1991年、2001年也都举办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地点都在武汉。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生活条件、学术环境的改善，从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始，全国的，尤其是湖北的新一代辛亥革命研究者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壮大，研究水平不断提升，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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