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先生办“耻庐成人识字班”
2014-09-15 21:47:35
张难先先生( 1874—1968)，湖北沔阳人，青年时曾参加辛亥革命，是武昌起义组织者之一。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抗战时期，先生于1940年毅然辞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职务，后于1941年4月16日到宣恩县长潭河隐居，1942年4月24日离开。在这一年中，先生为了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救国，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深受当地人民爱戴。先生当年在长潭河住地办过成人识字班，我曾在这个识字班读过书，解放后亦曾与先生有过交往。
“耻庐成人识字班”是张难先于1941年6月在长潭河办的一所农民识字班，我是这个班的学生。当年，我28岁，父母早丧，无家无室，以肩挑贩卖为生。
从长潭镇沿南河而上，行一华里左右，有块小小盆地——女儿坝。坝上有一农户叫王恩宽，张先生就寓居在王恩宽家。先生身材不高，态度和蔼，面容慈祥，银白胡须飘洒胸前，布履蓝衫，时到农家攀谈。
那年夏天，先生就在王家堂屋内办起了“耻庐成人识字班”。识字班为什么叫“耻庐”？“耻庐”是先生对当时在这里的寓所的称号。为什么有此“耻庐”之称?他老人家给我们作过这样的解释：
“耻者乃耻辱也!庐者茅屋也!我们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几度革命，不仅没有治理好中国，反而遭日本侵略，国威坠地，实为羞耻也!我虽年已古稀，不能报仇雪恨，匿居深山，故为‘耻庐’，不忘国难也!”
先生不满当时的时人时政，他老人家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识字班”的前面加上“耻庐”一词。
识字班的课桌是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三张方桌，没有黑板，他就用五匹布瓦(因每天认五个字)代替，用散碎泥土当粉笔，堂屋正中的壁上订了一块搁板。先生先从笔顺讲起，一笔一画地把字写在瓦上，再将瓦放在搁板上，用一根竹棍作教鞭，一字一字的教我们认，认完后再讲解。
讲解时，他老人家旁征博引，使我们懂得了很多道理，获得了不少知识。比如讲“中”字，他就联系中华民族的历史，愤怒地讲日寇侵犯中华。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知大仁晓大义的人，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民族败类。
有时，他老人家提问：“为什么有一等人穿绸挂缎，丰衣足食?”我们回答：“那一等人命好，有祖田父业。”先生淡然一笑，气愤地说：“这叫不平等。这个社会要改造。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呕心沥血地教导我们的。
识字班的课本是先生自己编的《五言或六言杂字》。内容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字，分成姓名、籍贯、数词、吃、穿、住、用、家畜、街道、店铺等。编好以后，托当时宣恩县县长滕昆田在县政府油印的。
课本的内容，我至今还能背诵几段：
如：(一)记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零字稳当插。(二)干喝饥饿吃，茶水粥饭粑。柴米油盐酱，合渣青菜瓜。
识字班开学这天，先生不叫“开学典礼”，取名“恳亲会”。他说，为人最重要的是诚恳。我们是同胞兄弟，炎黄子孙，要相亲相爱，团结互助，故名“恳亲会”。开“恳亲会”那天，先生要我去场上买了一背篓桃子、李子，还有米粑粑。为什么要我买桃李呢?我现在猜想，有“桃李芬芳”的含义，以表达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为什么要买米粑粑，我就不解其义了。
在堂屋正中，三张方桌连在一起，上面铺着白纸，师母用红纸剪了一些花边贴在白纸上。桌上摆着两簸箕桃李，一筲箕米粑粑，还有先生亲手用黄泥巴做成的蜡台，蜡台表面用石灰粉成白色，还刻画了花纹。另外，先生还买了些草烟，用纸卷成香烟形状。
会场布置得朴实大方，又很庄重，这是先生煞费苦心地忙碌了很长一段时间办成的。
先生写了个“恳亲会”的仪式，有两条是别致的：一是“耻庐舞剑”，再是参观“耻庐卧室”。
这天到会的约30多人，除了我们学生外，还邀请了学生的家长。大家围着方桌坐了一圈，一边吃着桃李和米粑粑，先生一边给我们讲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大意是：穷人要读书识字，才不会孤陋寡闻，今后才有出息!鼓励我们要发奋，立下恒心。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议程进入了“耻庐舞剑”。先生拿出了宝剑，宝剑是先生亲手用楠竹削成的。他说：“大胆舞剑，细心抚琴。”还说，做人要有胆识，没有胆识的人，是无用之人。
此时先生已是近七十高龄的老人了，他舞了一阵，面不改色，口不喘气，不减当年为推翻满清王朝驰骋疆场之勇健，可见先生功夫之深。
舞剑后，便参观“耻庐卧室”。先生说：“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了解，肝胆相照，才能亲密无间。”这可能是先生要我们参观卧室的含义吧。
我们看了先生的卧室，陈设非常简朴，但师母收拾得有条有理，干干净净。一架木板床，床上两套棉被；床前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个竹质的水烟袋，再就是先生的文房四宝;桌子旁边有一把木架绷布的躺椅；墙上挂着一件麻布做成的衣服不像衣服、蚊帐不像蚊帐的东西，先生说，这是他书写时罩着腿脚防蚊虫用的。
识字班有22名学生，除了我是一个肩挑负贩者外，其余都是贫苦农民。那时，谁不是挣扎在饥饿线上?所以，学习是时断时续的。先生不厌其烦，来一个教一个，白天来白天教，晚上来晚上教。我每天早晚都要去看望先生，向他老人家求教。
1941年10月的一天，我去先生家，只见师母悲泪不止，先生的右手撑住额头，心情很沉重。我立即转身，被先生唤住。问明情由，才知先生的长子张少勤在恩施病故。为了不打搅先生，我要告辞，又被先生留住，说：“非吾子其子也!人世间悲欢离合不足为奇。国元，还是学习吧!”说完，他老人家强忍巨大的悲痛，又教我识了五个生字……
我含着眼泪听完先生的讲授，走出大门，痛哭了一场。
先生宽阔之胸怀，真为吾辈之师表!
1942年4月，先生要离开长潭了。他老人家把我叫去，嘱咐道：“学得的文化，不可荒芜，要努力上进。”
我说：“离开了先生，谁来教我？”
“非也!”先生说着，转身取了一本《康熙字典》赠送给我：“这就是先生，还可以向有学问的人求教嘛!”
我捧着字典，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当时，宣恩不通公路，先生要从长潭步行85里，才能到达恩—咸公路的椒园车站。我和识字班的几名同学一直帮先生挑着行李送至椒园，分手时先生拱手向我们告别：“你们今后一定会好起来!”
我们望着先生，一个个哭出声来……
（《湖北文史》2010年总第八十九辑，本文作者涂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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