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要我搞文史，也没有谁想到我能搞文史。阴差阳错地，我从事了文史工作，而且干了13年，征编了18辑《应城文史资料》。要说我是怎么从事这一行的，说得好听点是毛遂自荐，说得难听点就是自投罗网。事情的由来还得从1986年的汉川会议说起。
    1986年10月17日，湖北省孝感地区政协在汉川县召开孝感地区【1】文史工作会议。我随张志炜副主席【2】出席了这次会议。文史资料工作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被大会提到了议事日程。全地区七个县（市）中，唯独应城和应山两个县没有出版文史资料，地区点名要这两个县抓紧做好工作，争取尽快出书。张主席在会上情绪激昂地表态：“我们县明年一定出书，如果出不了书，就打我的屁股。”

    文史资料工作于年初才摆到应城政协桌面上讨论。研究的结果，让应城政协一位分管办公室的副主任专下心来搞一年的文史。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办公室副主任却一直按兵不动，一不开会讨论研究，二不安排工作，每天一言不发地看报看材料。三四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

    夏天来了，人们穿起了短衫、裙子，天气变得炎热起来。张副主席的心情和天气一样，焦灼烦躁，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已经到了六月份，再拖延下去出书一说就会泡汤。他的承诺如何兑现？如何向地区交待？在这危难关头，我挺身而出，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

    修志写史者，大多都是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我有何德何能来主持编撰应城的文史资料呢？这是否有点自不量力了？我想了很多，也曾犹豫过。

    我考虑最多的，是政治运动中文人的惨烈，不少人因文得咎，并且祸及全家，所以很多人谈“文”色变，远离文字工作。而这时我要从事的是一件更为危险的“文史”。文史资料的主要内容是撰写过去的敌人和团结对象。如果稍有差池，处理不当，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学徒出身，拿了半辈子的钳子、起子，搞文字工作算是半路出家。我的学识素养、文学功底明显不够。这不是写一般性的总结、报告之类的公文，而是要写史料、要出书，这对我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10年，政治环境宽松了许多，“文革”中“戴帽子、打棍子”的那一套高压手段已经废除。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后无疑会有一个更加清明、宽容、和谐的政治环境。我也自信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感，能够把握好有关政策，尽量做到不出或少出差错。再说，我接手文史工作也只限于一年，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太严重。

    从另一个方面看，文史资料是件实实在在的工作，能为子孙留下一点有用的史料。从这个观点考虑，编撰文史资料是值得一做的好事。

    经过反复的分析权衡，审时度势，辩证剖析，结论是可行的，成功的几率在60%以上。于是，我毅然决然地迈进了文史资料的殿堂。

 

 

    1987年6月正式上任，我带着陈进庭、刘楚颜和外聘的尚松泉，开始了第一辑《应城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

一个门外汉，要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一辑史料的征集、撰写、编辑、出版工作，确实难度太大。越是困难的工作越具有挑战性，而我正是个喜欢挑战的人，是个自信心极强的人。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当时没有一点资料的积累，参加工作的人员对文史知识也知之甚少，一切毫无头绪。为了尽快地、有序地开展工作，我排出了日程表，把整个征、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确定了每个阶段的时间、任务。

    第一阶段，学习。我们四个人一起，把所有涉及到文史工作的文件、讲话、资料，认真地、反复地学习，领会文史工作的宗旨、对象、内容、时限和工作方法。同时选择一些文史资料作为范文，进行分析研究，找出文史资料的规律、特点，用以指导我们的采写工作。

    第二阶段，选定编目。这一辑究竟涵盖哪些内容，张主席和我们一起，集思广益，民主讨论，广泛地提出可用的题材，然后进行筛选，去粗取精，确定了六个方面的选题。一是人物：共产党的老朋友李范一、国民党内政部长蒋作宾（应城人）。二是膏盐矿业，这是应城的特色，应占一定的篇幅。三是国民党在应城的党政军情况。四是学校、医院。五是商家店铺。六是抗战史料。初步敲定了30多个篇目。

    第三阶段，征集、撰写文稿。我把任务进行了分解，篇目、内容、字数、时间，一一落实到人。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每个人的责任感，把我一个人对这本书负责变成了由四个人共同负责，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个阶段，编辑、修改。为了高速而有序地完成编辑任务，使其规范化，我拟定了一套编辑流程：第一是稿件采写后交我审阅；第二是征集人或撰稿人按要求进行修改，之后我再次审稿、修改；第三道程序由张主席审定；第四是印发文史委员审核并提出意见，然后集中整理委员意见并修改，进行文字处理。事实证明，通过这几个环节后，减少了稿件中的差错，保证了书籍的质量。

    第五个阶段，印刷、校对。校对工作也是保证书籍质量的关键一环，为了达到书中的错误不超过二万分之一，我制定了“三校”制。前两次校对采用“读校”，就是由一人看原稿，一人读校样。后一次校对采用“视校”，就是一个人看一篇清样，最后由这个人签字付印。

    从1987年6月2日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2月28日送印刷厂付印，整整六个月，第一辑16万字的《应城文史资料》全部完成。四个对文史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在半年内完成一本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我把它变成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征集出版的半年中，我玩命地干，一刻也没有闲着。我们是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研究、讨论、学习、碰头、汇报、审稿，一个接着一个。我既要统筹全局，安排、检查各项工作，处理日常事务，还要担负撰稿、审稿、改稿、定稿的工作。全书30篇稿件，每篇稿件我至少要看三遍，有的甚至看四五遍。篇目分配到人后，我分别和他们对每篇文稿的内容、要求、注意事项逐一进行研究；在初稿完成后，我要提出修改意见，如果稿件需要打翻重来的话，还要谈出详细的理由和重写的具体构想。接着审阅二稿，并动笔修改润色。这时我要把好三关：“史实关”，对每件史料的准确性都要进行认真地审核，拿不准的，要通过查阅有关文献资料或寻访知情人核对；“政治关”，这是需要百倍小心的事，对每件历史事件，对每个历史人物的处理都要慎之又慎。虽然文史对人和事不作评论，但在行文中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倾向性，所以在审核修改时，尽量做到言之有据，处之有方。“文字关”，对文稿中语法、字词句、标点符号都要一一审查修改。将修改后的第二稿再送张主席审定，他如果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又得再一次修改。最后由编审委员会提意见，我再将这些意见进行归纳汇总，把合理、正确的部分挑选出来，进行最后一次修改。在这半年的征、编工作中，虽然紧张、忙碌、劳累，但我感到了兴奋、舒畅、充实，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

    《应城文史资料》第一辑如期出版，格外引人关注和喜爱。当时的文史经费短缺（由财政拨款7000元），第一辑只印刷了2000册，除赠送了一部分外，分销给了各单位。

    蒋家一次买了30多本，分送国内亲友、部属、同僚。居住南京的蒋之遗腹女蒋硕孝【3】，在赴德前夕又来电求购五本，带给在国外的亲属。当她在比利时与美国、台湾、香港的哥哥、姐姐聚会时，送给每人一册。这些在国外生活的亲属看后都很动情。认为共产党尊重历史，对一些为国家和民族做过贡献的人，没有抱党派成见，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功过。市教委购买了100多本文史资料，分发给各个学校作为乡土教材，让学生了解应城历史，并从中得到启迪。该书也受到了商业、企业界的青睐，他们以史料中有关商家店铺的经营之道作为借鉴，提高自身的经营谋略、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文史的出版也吸引了外地的一些史志部门纷纷来电来函求购，为他们的写史修志提供参考。

    省政协后来在出版《湖北文史集粹》时，就选登了《应城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四篇文章。这是个不错的成绩，因为一个县、市能被选中一二篇就很不错了。我市总共选用了六篇，第一辑中就有四篇，可见这本文史资料的质量确属上乘。

 

 

    第一辑《应城文史资料》出版发行后，政协机关进行了内部机构的改组。我被任命为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专事文史资料工作。

    第二辑文史从1988年3月着手筹划，和《蒋作宾专辑》（因故未能实施）同时进行。因为在一年里要完成两辑的任务，现有的刘楚颜、陈进庭和我三个人就明显地不够了，政协又从文化馆和城中办事处借调了李元清、魏志才来协助工作。

    第二辑的内容，我们拟定了八个小栏目：人物述林、政坛琐记、往事漫忆、膏盐史话、蒲阳百业、文海拾贝、社会风情、资料集纳。然后按图索骥，逐一征集史料。

    人物述林，刘仁静是我们的首选。刘仁静，应城城关人，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是中共 “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后来到土耳其，拜会了被共产国际开除了的托洛斯基，回国后积极开展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不久又被托派开除，接着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出狱后又为国民党做事。建国初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文革”后，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

    再一个也是有名的统战对象，应城人人皆知的郭老八【4】。他小时候随祖母讨饭到“洞上”当童工，后成为“洪帮”寨主。抗战时期，被共产党收编，为营救陶铸和支援中共抗日做过贡献。由于适应不了艰苦的生活，他离开革命队伍跑到了汉口，后来叛变投敌。建国后，矿区政府准备处决他时，李先念的一封信救下了他的一条性命。

    膏盐矿业是我县文史永远的主题，这次又唱了主角，有关这个主题的史料就选择了六篇；商业方面，选登了 “四房馆”、白布街、应城银号等店铺、作坊；文教方面选登了寿宁寺、城隍庙、“红堂”、文峰塔等史料。

    史料征集的任务非常繁重,一篇史料的征集，需要采访好多人，要查阅各种资料。如征集郭老八的史料时，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策马洪山》、蔡松云【5】撰写的《抗日战争中的鄂中根据地》、李铨撰写的《第六团队的始末》，以及陶铸、李先念、郑绍文等老一辈革命家给郭老八的亲笔信件和各种文字材料20多份，5万余字；曾三次到省石膏矿去找有关当事人了解情况。一万多字的稿件，反复写了两三次。撰写《长江的白布街及白布业》一文时，为了找到当年从事过布庄的老人，我们走访了十多个湾村，采访了20多人，写出了4万余字的初稿，并且四易其稿，最后成文仅有9000字。撰写长江埠的《四房馆》时，找陈氏亲属、后裔十多人，都被借故推辞，我们只有请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出面做工作，上门十余次，才由其兄陈文庭口述，征得4000余字的史料。再如采写《任大兴锅瓷铁号》一文时，也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任大兴的小老板任洪其在前进旅社守夜，白天睡觉，晚上值班。此人嗜酒如命，采访的同志每次到旅社去找他时他都在喝酒，采访人只有和他边喝边谈，当谈到关键地方时，他就佯装酒醉而言其他。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我们另辟蹊径，请曾在任大兴做过事的王先生、张先生提供素材，才勉强成文。

    除了在本市寻找当事人和知情人外，我们用信件联系的方式，先后向北京、哈尔滨、大连、南京、重庆、武汉等地寄发邮件，分别同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黄德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郑绍文、《诗刊》副主编邹荻凡、北京大学教授杨纤如、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儿子刘立威取得了联系，收到他们寄来的稿件8篇，共计4万余字。

    历经五个月的艰难征集，大家冒着高温酷暑，到处奔波，累得人困马乏。我就更不用说了，白天黑夜都不得空闲，每件难事我都得出面解决；每篇文稿都要我修改把关，精力、体力严重透支。人说政协清闲，我却是个例外，比一线单位的人还要忙。不过，通过两年的实践，我对文史工作也逐渐有了感情，觉得这是一件功在当今，惠及子孙的事，由此产生了一种社会责任感。思想有了这种转变，也就安贫乐道，潜心文史，专心致志做学问了。

 

 

    文史委员会的职责是征集、出版文史资料，至于出版发行后有多少人能读到它，它的社会效果如何，政协就管不了了。开初，我也认为，文史资料主要是统战方面的内容，与广大民众的关系不大，文史资料的作用如何发挥，能否发挥，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内。真正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是从第三辑《应城文史资料》出版后开始的。

    1988年底，应城政协领导在我们讨论第三辑《应城文史资料》内容时提出：“明年是建国40周年，是否考虑征集一些有关纪念应城解放的史料，可以在第三辑中开辟一个专栏，也可以搞一本专辑。”我当即明确表态：“要搞就搞一本专辑。”他有点担心地问：“有那么多史料吗？时间来得及吗？”我非常干脆地回答：“我看没有问题。”第三辑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为了全景式地反映应城解放时的状况，我在这本专辑的内容上有所突破：一是除了敌方和友方的史料外，还安排了一定篇幅的我方史料。二是除了建国前的史料外，还增加了建国初期的史料。

    最难征集的是敌方的史料。当时应城守军是国民党二十八军，他们驻防应城的时间很短，被打败后留在应城的人也不多，而且都是下级官兵；高级将领的下落无法查找，所以这方面的史料几乎是个空白。为了对此有所突破，我和魏志才、刘楚颜到省政协寻求援助。当我们向省文史委员会说明来意后，他们把所有资料档案拿出来让我们查找。我们三个人在两大柜子的资料卡片中翻寻，一个小时过去了，仍一无所获。正当我们准备放弃时，刘楚颜兴奋地大叫：“找到了！”我上前一看，是一篇《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部在应城被歼经过》的文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文稿的作者是张盛吉，他曾任国民党二十八军政工处中校秘书长，亲身经历了应城战役。他的这篇史料写了多年，省政协未予采用，他们在稿件处理单上签署的意见是：“此稿为作者亲身经历之事。顾心衡为顾祝同之堂弟，在应城解放战争时任二十八军副军长被俘，拟作资料留存，并复作者。”没想到这一留存却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如获至宝，喜不自胜。在得到这篇稿件的同时，还得到了张盛吉现在的详细地址。

    我立即让魏志才赶到江苏的马鞍山市采访张盛吉。魏志才不虚此行，获得了《顾心衡其人及被俘前后》、《穷途末路鸟兽散》、《应城守军的城防及溃败概述》等三篇稿件，共计2万余字。

    除了国民党守军的史料外，我们还到省档案馆、市法院收集了很多档案材料；千方百计地查找在外地的一些当事人，并和他们取得联系，也收到了成效。如重庆市的李楚桥给我们写了《军统在应城设置潜伏组的经过》、汉阳县的张则霖忆述了《李慕贤在应城的苛政》、建始县的刘森撰写了《京山流亡县政府在应城被歼经过》等。

    3月份，我和李元清、魏志才三人到汉阳县，寻访张则霖老人。张则霖曾在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任文书，应城之役时，公署正在应城，所以对这次战斗中的国民党内部情况有所了解。张则霖见到我们后非常高兴，接我们到餐馆就餐，从家里提了一篮子好酒让我们选择。酒醉饭饱之后，他来到我们住地，回忆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往事。他很健谈，一口气说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1点多钟才离去。我们回到应城一个星期后，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所幸我们抢在他在世时获得了这些史料，若是晚去几天，这篇史料就无从收集了。后来根据他的忆述整理成了5000字的文稿。

    刘森【6】的一篇史料，更具戏剧性。这年的6月份，京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来访，他们是想了解当年国民党京山县政府流亡在应城的一些情况，并带来了刘森撰写的关于京山流亡政府的史料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接过稿件一看，感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想要过来。但转念一想，我们这不是夺人之爱吗？再说他们也不会同意。为了得到这份材料，我搞了个小动作，悄悄地叫小刘拿去复印了一份，原稿送还。为了不让稿件和京山的雷同，我们又与刘森取得了联系，请他另写一篇有关这方面的稿件。刘森曾任京山流亡县政府的代理县长，对猬集在应城的天门、潜江、京山流亡县政府的情况非常了解。一个月后他如约寄来了文稿，我把两篇材料揉在一起，重新结构，写出了一篇新的文史资料。刘森看了我们修改稿后，连连称赞，说我们的文章改得好，特别赞誉小标题设置的精妙，如“流亡政府再度流亡”他就很欣赏。

    在征集我方史料时，我们采访了一些部队的高级干部。到武汉采访前，我对他们有一种敬畏，怕他们不理睬我们这些“小丘八”。于是，我请求主席亲自出马，由政府办公室开具介绍信，然而都未能如愿。面对如此局面，只有我出去碰运气了。到武汉采访的现实，恰恰如我们的想象相反，这些老前辈平易近人、热情接待、积极撰稿。

    这些将军们身经百战，曾为应城的解放出生入死。这里有他们生死与共的战友英灵，有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是这场战争的幸存者，是人民的功臣，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享受优厚的待遇。然而，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采访他们时，看到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们，就散住在一个个极为普通的平房里。他们没有居功自傲，对我们以礼相待，客气随和。当谈起应城之役时，他们仿佛又置身于那个战斗的岁月，脸上又洋溢起当年的豪气，向我们详细地述说那血与火、灵与肉的战斗。他们不仅积极讲述、撰稿，还提供了一些当事人的通信地址和联系方法，热情地给我们带路找人，主动地给一些老战友打电话联系。

   
    原江汉独立旅二团一营教导员蔡德清，建国后曾任襄樊军分区政委、襄樊地区革委会主任，现离休，副军职。当年，他所在的那个营300多人参战，最后只剩下60多人，面对那样惨烈的战斗，他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当向我们回忆起那些倒在战场的战友时已是泣不成声。

    原二团参谋长肖建章，后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当副司令员陈仲祥带我们到他家时，他去了北京。陈副司令员给他留了一张便条，说明我们的来意，要他写一篇回忆录给我们寄去。我想一张留言条就能让一位堂堂的副司令员写一篇稿件，还给我们寄来，这绝对不可能。谁知一个月后，我们就收到了肖建章副司令员的稿件，还附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当看了我们修改整理的稿件后，又来信对我们的劳动表示感谢。他们身居高位却礼贤下士的高尚品格令人感佩。

    原江汉独立旅政治部组织科长黄祝，后任咸阳军分区政委、军事科学院副军级研究员。在接到我们的约稿信后，忍受着大腿骨折的痛苦，躺在病床上为我们写稿，前后共来信五封之多。他还主动与外地的战友联系，共同回忆整理出了原江汉独立旅的营以上干部名单。

    在专辑中，我们全文转载了《应城之役》。这是原江汉军区司令员、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撰写的。此文已经载入军史，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有个别地方失实，如：“应城战斗胜利结束，计俘敌副军长顾心衡以下3261人，毙敌军副参谋长熊介生以下900余人……”文中的熊介生并未被我军击毙，在应城败退后，移驻黄陂休整，后调任五十二师参谋长。我们在采访张盛吉时，得知他们之间还有联系；省文史委员会也存有熊介生所写的稿件。凡此种种，证明文章中的“毙敌熊介生……”有误。我们经过再三斟酌权衡后，向张才千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们调查的真实情况，请示转载该文时将如何处置？时隔不久，我们收到了张才千司令员的秘书康健斌的回信，信中写道：

    对于张才千司令员这种实事求是的胸怀，我们感到非常感佩。

    通观这本专辑，我方军民的史料占了三分之二强，这些史料反映了我军指战员在战斗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及地方政府和民众支援解放军的革命精神。史料充满了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我灵机一动，能否把这些文史资料作为乡土教材，配合全国正在开展的全民教育运动呢？我把这个想法向应城政协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期出版时间早，距离下一辑的征集工作还有三个月，我就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创造性地开展了“读史、讲史、用史”活动，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以文史资料为教材，以广大青年为对象，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以文史委员为依托，开展组织了“读史、讲史、用史”活动。根据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特点，根据青年的喜好，根据讲求实效的原则，采取小型节俭，寓教于乐的多种形式，同时在市一中、市实验中学、市工会、新河村开展了这一活动。

    一中的王槐松委员利用他当班主任和“灵泉”文学社主编的便利，组织本班和文学社的同学成立了读史小组，并采取了出墙报、出专刊等形式开展“读、讲、用”活动。实验中学的褚远安委员利用副校长的职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讲应城之役的经过和历史意义，责成校团总支组织了专题团会，全校120多名团员来到当年应城解放的突破口——大南门，开展了“应城从这里解放”的团日活动。通过看遗址、听宣讲，激发了团员们的爱国主义热忱。

新河村的陈委员，利用有线广播，连播专辑中的史料；请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人宣讲亲身经历；村文化室还举办了“新河村今昔”的图片展览；用黑板报、墙报选登学习心得体会。

   
    市工会的刘喜乐委员在机床厂组建了20个读史小组，举办了“应城解放史知识竞赛”，七个代表队参赛，选手们对100多道问题对答如流，各队得分交替上升，难决雌雄，最后只得抢答一题以决胜负。整个竞赛生动活泼，给全厂职工上了一堂应城解放史的教育课。

    市图书馆的谌筱莉委员，结合他们的业务开展读书活动，组织了“《应城文史资料》读后感、书评演讲比赛”。他们安排专人，深入到工厂、学校、商店、医院等单位选出了13名选手参加比赛。我从外贸公司一位政协常委那里筹到了几百元钱购买了奖品。比赛时，场内座无虚席，有工人、学生、职员、委员，还有全地区各县、市的图书馆长参加。 
    选手们以鲜明的主题，深刻的哲理，声情并茂的讲演，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市宾馆青年职工范志云在心得中写道：“读着这一篇篇血写的历史，聆听着这一曲曲悲壮的浩歌，我深深感到先辈们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行为是多么崇高和伟大！我掩卷深思，止不住为我们一些酣战方城、游弋酒海的青年朋友们深感羞愧……我愿用心来呼唤，我的同龄人，振作吧！让我们一起为应城的明天谱写一曲更加恢宏、更加壮美的新乐章吧！”青年教师刘红卫在演讲中说道：“装备精良、给养充足、工事坚固的国民党王牌军，为什么在应城之役中全军覆没呢？透过《李慕贤的苛政》一文，不难看出国民党的腐败残暴，他们失去了民心，必定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要以史为鉴，大修廉政。”听众不断为选手鼓掌喝彩，掌声、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场内气氛非常热烈，比赛超过了晚餐时间近一个小时，竟无一人退场。经评委们裁定，评出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市一中、实验中学先后邀请这六名获奖者到他们学校向师生宣讲；市电视台播放了演讲比赛的实况。

    整个活动进行了三个月，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实验中学的领导充满激情地对我们说：“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前，你们政协却把教育下一代的工作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范畴，真是令人敬重。”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领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大加赞扬：“在全省很多地方的文史工作处于停顿的状态下，你们不仅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还开展了‘读史、讲史、用史’活动，把文史工作搞活了，这是一大创举，要认真总结，在全省推而广之。”人民政协报、湖北日报相继作了应城开展“读史、讲史、用史”活动的报道。全国政协的《文史通讯》刊登了关于“读史、讲史、用史”的经验介绍，并开辟了 “读史、讲史、用史”专栏，每期刊发全国各地开展这一活动的消息和经验。

    “读史、讲史、用史”活动的成功，使我们应城文史委员会在孝感乃至全省、全国有了名气。为了保持住这个荣誉，我们坚持六年不间断地开展了这一活动。省政协对我们的做法很感兴趣，不断地向全省推广应城的经验，并于1995年带着《湖北文史资料》抗日专辑来应城开展“读史、讲史、用史”活动。

 

 

    应城的膏盐矿业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石膏、制盐不仅是我市的经济命脉，而且对我市的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社会、民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收集、整理、出版膏盐矿业史料成为我们文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膏盐矿业的时间跨度大，既有建国前的，也有建国后的；既有石膏、食盐的生产，也有膏、盐的深加工。要把这些史料集中起来出版，一辑的容量远远不够。我们策划构思编辑一套膏盐矿业专题系列，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地反映应城膏盐矿业的发展历史。在构思这个系列的时候，拟定分上、下两个部分，上部集纳建国前的史料；下部按石膏、食盐、加工业分成若干分册，记述建国后的史料。

    1990年12月1日，政协召开了境内所有膏、盐企业的负责人会议，与会的七个单位都表态支持这项工作。会后，以政协文件形式发表了会议纪要，并成立了“应城地区膏盐矿业史料编辑委员会”。政协分管文史的主席任编委会主任，我和各厂矿负责人（副矿长或副书记）任编委会副主任。各厂矿设文史征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为编委会委员。

    会议研究确定膏盐矿业专题系列出版四册：建国前60年的史料为上集，出版一册；建国后40年的史料为下集，分为三册，第一册包括省石膏矿、市直石膏矿、石膏加工业；第二册包括省盐矿、市盐化、707盐厂、728盐厂；第三册为省化工厂专辑。对于这个构架，我感到省石膏矿的份量不足，他们若不出一册专辑，不仅会造成在数量上失重，更会导致今不如昔的错觉。于是我们到省石膏矿做工作，将他们的篇幅由5万字增加到15万字，由合出一册改为单独出一辑，使建国前后的石膏史料趋于平衡。省盐矿看到省石膏矿和省化工厂都出专辑，他们也要求出专辑。这样一来，建国后的史料由原来的三册增加到了四册，后来省化工厂因故退出，建国后史料仍为三册。

    这套专题系列的时限定为1889年-1989年的100年间。为了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应城的膏盐矿业，我们不拘泥于这100年的史料，选登了二三篇早期的档案材料，使专题系列涵盖了400多年的历史。这样做虽然违背了文史资料的“三亲”（亲见、亲闻、亲历）特色，但从总体和全局看还是利大于弊。

    为统战服务是文史工作的重中之重。过去在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时，强调以团结统战对象为主，侧重地反映膏、盐矿商的爱国和经营谋略的一面。而在这部专题系列中，我们力争做到全方位、多侧面地反映矿商，当然包括他们剥削工人、奢侈腐朽的一面。没有这方面的史料，工人的反抗斗争，党的革命活动就无从写起。因此，在编辑这套史料的工作中，我们既要注重为统战工作服务，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反映民族资本家积极进取的精神，更要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膏盐矿区的革命事迹。

    文史资料的撰稿对象多半是一些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他们在那个时期大多活跃在社会的上层，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而这次的专题系列中有三册是建国后的史料，所以征集史料的对象也相应地有所改变，以各级领导和生产骨干为主，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主人，对这个时期他们最有发言权。

    对这些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大胆地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予以解决。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我们的作法虽然遭到了个别同行的质疑，但大局是肯定的，探索是有益的。特别是为应城膏盐矿业留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史料，这是多少年后都值得称道的盛举。

    这一年，我们在征编膏盐矿业专题系列的同时，进行了城中、长江埠文史专辑的征、编工作。工作量比平时多了几倍，摊子大、范围广、任务重，涉及到两个镇、五个大厂、七八个小厂。工作人员严重不足，于是从有关单位借调了几个年青人帮忙。我们办公室这时的人员情况是：陈建庭已经调出，从党史办调来了李建安，先期从“粮校”借调的廖洪波，这次又从盐化系统借调了傅新华、胡元清，加上原有的魏志才、刘楚颜和我，一共七个人。另外在省石膏矿、省盐矿、9045厂、9047厂、市盐化公司、城中办事处、长江埠办事处分别设立了文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每个办公室有3~5人的专班，总共有26人参加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

    我的任务是布局总体构架、编辑和审查所有文稿、组织和协调这些单位的工作开展、处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前期准备工作而言，每个单位我都要数次登门：先是商定合作出书的各项事宜，接着是座谈、选题、定篇目，再就是培训抽调的专门人员，检查征、编进度，处理各种问题，拍摄照片，落实出版经费。另外，编辑、审稿、出版印刷都得由我亲自处理。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这么大的工作量，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巨大的考验，对我政治思想、学识水平、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一次挑战。挑战自我，是我的性格。只有挑战，生活才能有滋有味，生命才会多姿多彩。

    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有很多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省化工厂是生产食盐、纯碱和化肥的大型工厂。在第一次协商出书的会议上，他们非常积极，并主动提出单独出一本专辑。当一切安排就绪，转入征集工作时，他们突然提出退出这次活动。理由是他们在建厂20周年时已经出过一本书，认为这次出书是个重复。他们的退出，不仅会使专题系列缺少一个盐化工业的重要部分；最让人担心的是怕他们的这个行动会影响其他单位，出现连锁反映，造成整个计划的流产。我数次到他们厂去做工作都未能奏效。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举动并没有影响其他单位的积极性，工作仍然照常进行。

    省盐矿出专辑，要有一篇重头文章，我们双方一致认为，最好的人选是老矿长黄延康。黄延康于1959年担任盐矿的副矿长，后升任矿长，亲身经历了盐矿从创建到发展、由“旱采”破碎制盐到“水采”真空制盐的30年历程。他对盐矿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了然于胸。采访黄延康的任务交由盐矿自己完成，我把送来的稿件看了后，感到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一篇史料？分明是一份科技论文。他们解释说：“黄矿长对这篇文章很重视，执意要自己动手写，他把历年的几麻袋材料都翻了出来，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这一万多字。”我问：“你们怎么不帮忙改一改呀?”他们为难地摇了摇头：“他老人家亲自写的东西，我们后辈怎敢造次。”为了落实这件事，我多次找盐矿负责人，要求一定要重新改写。
    过了一段时间，盐矿来人告知：“黄矿长发了脾气，不但不让改，还把原稿收了回去。连谭书记上门都被赶了出来。”

    这事闹大了，如何收场呢？我只得出马收拾残局。和盐矿约定了时间后，我和魏志才、傅新华，提了水果去他家看望。他见政协来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讲了写这篇材料的初衷：“请你以矿长的身份记述盐矿的重大事件。

    原来的材料中科技含量很高，但那应该由技术人员来写。我们这次来，一是看望老领导，二是感谢你对文史工作的支持，三是请你回忆过去发生在盐矿的一些有影响的事件，然后由我们政协帮你撰写。”他听了这番表白后，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用了一整天，向我们讲述了他任职期间的往事。我听了后感到很有价值，当场表态，以他与张体学省长三次接触为红线，把盐矿初建时期的艰难、自然灾害时期的危急、文革时期的整顿、新时期的发展等串连起来，形成一篇有分量的文稿。他对我的这个构思很满意。后经魏志才撰写完稿后，他看了连连称好，盐矿也认为反映了盐矿发展的全过程，我也觉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史料，是建国后文史资料中的佼佼者。这件颇为棘手的事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

    应城有名的石膏商人首推“廖三家”。廖氏三兄弟原是随县的大地主，后到应城来经营石膏，相继开了“廖信记”、“廖爱记”、“廖利记”三个石膏洞，人称“廖三家”。抗战胜利后，廖复初继承祖业，带了几条枪重返应城。

    就因这几条枪，在镇反运动时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无期徒刑，后改为有期徒刑20年，实际服刑长达40年。由于他的政治问题，子女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弟兄俩虽已年过四十，仍是单身。我们到武汉采访廖复初时，见老俩口和两个儿子挤在姑娘让给他们的十几平米的小屋里。几十年来，为了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们多次向法院提出申诉，却屡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征、编膏盐矿业专辑时，我和刘楚颜、魏志才一起到汉口寻找到了廖复初，他在提供史料的同时，向我们反映了一家人的遭遇，并要求我们能给予一点帮助。这件事应由统战部门管，我们可以借故推辞，但看到他们家的这种状况，我动了恻隐之心，答应为他们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回到市里后，我去了法院申诉科，把我们掌握的一些有关廖复初的材料交给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了廖复初的有关情况：应城即将解放时，他虽然担任过矿警大队长，但只有三个月时间，而且没有重大罪行；抗战时期，他和他的家庭曾给我军支援过钱、粮，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贡献。请法院实事求是地依法予以复审。不久，政法部门查实了他的问题，给予了平反。他两个儿子收到判决书后，专程到应城来感谢我们：“你们帮我们把压在头上几十年的帽子给摘了，给我们全家做了大好事。”

    实事求是是文史资料的灵魂。我们这次征辑膏盐矿业中的建国后史料，由于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出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有关政策、规定与实事求是发生矛盾；企业利益与实事求是发生矛盾；领导责任与实事求是发生矛盾；长官意志与实事求是发生矛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些矛盾的处理，采取了从稳定大局出发，强调大背景、采用粗线条、运用回避和淡化手法加以化解。在遇到一些带政策性的问题时，我的头脑是清醒的，坚持原则，决不做愧对历史、愧对子孙、愧对良心的事，决不做历史的罪人。所以，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没有违背事实，没有文过饰非，更没有因个人利害得失而随意篡改历史。这是我作为一个从事《应城文史资料》编辑多年的史学工作者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

    出版膏盐矿业专题系列所需的经费，由合作的厂矿企业出资。我本着不赚不赔的原则做了一个预算，总共需要55000元。第一辑印3000册，印刷费11000元；第二辑印3000册，印刷费9000元；第三辑印4000册，印刷费12000元；第四辑印4000册，印刷费12000元；封面、彩页印刷费11000元。通过协商，以各厂的篇幅大小为依据，适当照顾穷厂，将经费落实到了各个厂矿。各厂资金顺利到位，保证了印刷费用、日常开支和编审费。

    1991年底，我们出版发行了“膏盐矿业”中的三本：“膏盐矿业之一”（建国前的膏盐矿业）、“膏盐矿业之二”（省石膏矿专辑）、“膏盐矿业之四”（九零四五工厂、九零四七工厂、孝感地区盐碱厂、市盐化公司综合辑 ）。翌年初出版发行了“膏盐矿业之三”（省盐矿专辑）。

    就在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的6月22日，一件突发事件摆在了我的面前。这天上午，魏志才匆匆赶到办公室，气喘吁吁地说：“李元清和他的一些同学对第四辑《应城文史资料》中《爱国民主人士胡文玉》一文有意见，准备到市委去上访。”我听了感到很惊讶，一篇文史资料怎么使他们如此反感，还要到市委上访？老魏向我讲述了事情的详细经过。事情的起因是《爱国民主人士胡文玉》中提到了1957年学生闹事，这段原文是：“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胡文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1957年，应城一中学生闹事罢课、游行请愿，他和有关负责同志一同到一中耐心地向学生们做宣传解释工作，他义正词严地对闹事的学生们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可以向县委、县政府领导讲，不要请什么愿……’话未完，有同学指着胡文玉大声说：‘把这个老反革命分子拉下来。’面对污蔑谩骂，他毫无畏惧。”他们认为此文把闹事的学生摆到了敌我矛盾的位置上。不应该用“大是大非”、“义正词严”这样对待敌人的语句来对待闹事学生。这是在他们的一次同学聚会时由一个人挑起的事端，引发群情激奋，大骂《应城文史资料》，大骂主编郝明生。
    并扬言要找市委书记郭元章谈判，到市政府静坐。李元清是我的校友，也是要好的朋友，我决定找他当面谈谈。到了他的家里，他紧绷着脸，两眼直直地瞪着我，一言不发。为了缓和情绪，我笑着问他：“什么事把你惹得这个样子啊？”他很严肃地说：“你们欺人太甚，我们背了一辈子的黑锅，好不容易刚刚好了一点，你们又要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难道我们比右派分子还要坏吗？右派也平了反呢。”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就解释说：“这上面没有给你们定性呀，再说定性也不是我们能定性的。”他仍然咬定不该使用那样的文字表述，那实际上是不定性的定性。我说：“就说这篇文章有问题，也只是一家之言，文史资料允许多种意见同时并存，你们有不同的观点和事实，也可以写一篇文章，我们下期给你们发表。”他同意了我的建议，再写一篇文章以正视听。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找到老同学，问他的文章写完了没有，他说：“嗨！算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已经把闹事的事情淡忘了，再去写一篇文章，自己把自己揪到大众面前，这叫做‘茅厕的大粪——自己不臭挑起来臭。’”事情到此也就算是完结了。但他留给我心里的阴影一直抹之不去。文史资料越出越多，问题也随之越多。那么多的文章，涉及那么多的人和事，哪能做到不出一点差错，有了错误，责任就成了我个人的。如果出了政治错误，那我还不把牢底坐穿吗？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

 

联 合 出 书

 

    膏盐矿业专辑的出版发行，使政协尝到了和企业联合出书的甜头。企业可以出人、出钱，解决了困扰政协多年的财力不足、人力缺乏的难题，开创了一条文史工作的新路子。紧接着的几年里，文史委先后与城中办事处（两度合作）、长江埠办事处、水利局、粮食局、卫生局、城建委、邮电局、市一中、教育委员会合作，出版了十辑文史资料。直到我离职休息，联合出书才告结束。

    联合出书的单位，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该单位成立的时间长、有丰富的史料；二是正处在鼎盛时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三是单位领导热心于文史工作。这三条，缺一不可。

    在合作出书的过程中，除了完成文史资料特定的工作任务外，还要从企业的需求出发，增加了几条：弘扬企业精神，展示企业产品，总结企业经验，讴歌企业精英。这些内容虽然不是文史资料的范畴，但却是企业所追求的。只有这样, 才能调动他们合作出书的积极性，才能形成双赢的局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严格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两类文稿的比例，将企业方面的文章控制在四分之一以内，让人们还能认得出这是一本文史资料，而不是其它。几年的实践表明，与单位合作是当时文史工作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也是受客观条件的影响，被逼无奈的权宜之计。

    1991年，我们和城中办事处、长江埠办事处协作，出版了《城中工商经济专辑》、《长江埠史料专辑》。市政协在办事处、镇一级设有联络组，而联络组平时事情不多。当我们提出合作出书的意向后，双方“一拍即合”。因为文史是政协的本职工作，而且看得见、摸得着，是个见成效的事，既可以提高政协联络组在地方上的威信，又可以通过征集出版文史资料工作，扩大政协联络组的工作范围，打开统战工作的局面。

    当然，与政协联络组协作出书，受益最大的还是我们。除了能解决经费、人力的不足外，更能拓宽文史征集领域、扩大征集对象。我市经过几年的征集工作，原有“三亲”老人的史料被我们“榨取”得差不多了，史料来源几近枯竭。征集工作下延至办事处、镇以后，蕴藏在基层民众之中鲜为人知的史料被发掘和抢救出来，极大地丰富了建国前的文史内容。

    自从协作出书后，每年从协作单位抽调一批新人参与其中。这些新人多半是略通文墨，而且没有接触过“文史”。我们要在他们身上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指导。在实践工作中，手把手地教他们，反复讲解，反复修改。经过一年的锻炼和磨砺，他们的写作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人被单位重用，有的还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

    协作出书，一切经费都由协作单位负责，出一本书所需的几万元钱，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印刷费；一部分是办公经费；再一部分是稿费和补助费。

    印刷费是个大头，1987年前后，一本书的印刷费只需要1-2万元。1995年后，一本书的印刷费用逐步上涨到5-6万元。印刷费的使用方法，是由我们和印刷厂商定价格，出书后，由协作单位与印刷厂结算。在实际工作中，协作单位一是怕麻烦，二是怕我们有想法，就一次性把钱划到我们的账上，由我们和印刷厂结算。

    第二笔费用是活动经费。每一辑的活动经费定为5000元左右，这部分费用是办公经费，也包括吃喝的招待费用。我们编辑邮电专辑时，邮电局的同志告诉我说，有一个单位在他们那里搞了两个月，光招待费就花了一万多元。而我们一年时间却只要5000元的办公费，他夸赞我们太廉政了，当然其中不乏调侃的味道。

    第三笔费用是稿费和补助。每辑给作者按字数付给稿费，我们的文史干部和协作单位的同志都按撰稿字数发几百至一千元的稿酬。另外就是补助每人每月120元的交通费。

    我主持了几年文史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史工作者，接着又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文史工作者。
     1998年，按组织部门规定：行政干部一律55岁退居二线。我10月接到通知，坚持到年底，把当年的一辑文史资料送厂付印后，正式办理交接手续，离开了文史工作岗位。

    从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到专司其职，主持文史；从颓丧浮躁，到淡泊宁静；从应付差事，到尽职尽责；从勉为其难，到认真执着，我在编辑文史资料岗位上走过了13个春秋。13年来，在这个清贫、寂寞、专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岗位上，安贫乐道、负重敬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批丰厚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没有大福大贵、大红大紫，却也功德无量、志得意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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