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笃伦（张笃伦字伯常）共事，是1948年4月至1949年2月他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邀我任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的那段很短时间。那个所谓“设计委员会”，名义上是省政府的高级决策机构，实际上只有一块空招牌。当时列名其间的，除我以外，还有辜达岸、李伯刚等人，我们这些人都只挂名而已，从不到会上班，连薪金也是由省府会计处按月派人分送到家。委员会从来没有正式开过会，有时大家偶尔凑到了一起，也只是闲谈一阵而散，所以这段短时间的共事，也就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言。不过，我承张笃伦客礼相待，另眼相看。他或邀我参加他主持的某些会议，或不时有所咨询，或邀至其私宅促膝谈心，因而与他却有较多的接触，对他有较多的了解。?
张笃伦性格爽朗，谈锋甚健。有时直到深夜，还高谈不倦。所谈内容，除闲话乡谊、世谊外，有时也纵论上下古今，旁及某些政海见闻和他的某些政见。其间使我感受最深、经久难忘的，是他对于桑梓地方与故乡人民的真诚热爱，和他对于当时湖北和平运动的热情支持。他曾多次谈到，湖北是他的父母之邦，武汉更是培育他成长的地方，但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遭到失败以后，他就离开湖北，奔走四方，一直没有为桑梓效力的机会，殊觉有负故乡土地对他的哺育和故乡父老对他的期望。
言下不胜唏嘘。在谈到这次回省主政时，他虽顿觉兴奋，但不免连声感叹说：“这次奉命中央，回省主政，应该值得高兴，使我能有报效桑梓的机会，但是不幸战场形势接连失利，大局已经败坏到了难于挽救的地步，我们湖北也面临战火延烧而来的险境，这样不只一切地方建设事业无从谈起，为使在抗战期间饱受日军蹂躏之苦的故乡人民，免于再受内战之苦，甚至只求能为他们减少一些战争损失，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看来我这次回来，终不免会要引咎更深而去！”言下不禁戚然。谈到他的治省大政方针时，他不胜感慨地说：“值此战乱时期，谈大政方针，都是高调。我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保卫全省地方的和平秩序和全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免遭战争浩劫，是我无可推卸的神圣职责。我力求实现的最大心愿，就是要为此尽到最大努力，以求无愧我心。即使要为此承受再大的苦难和牺牲，我也无所顾惜！”他的这些谈话，深情表达了他热爱故乡和热爱和平的真诚愿望，实际上是他不便于公开发表的政治宣言。?
张笃伦是国民党内有着长期历史的高级军政人员，也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重要人物。他被任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是负着蒋介石的重大使命而来的。蒋介石在此危亡之秋，要他以湖北人的身份，回来动员全省的人力物力，为保卫蒋家王朝、拼命一战，希望他在湖北创造出挽回败局和起死回生的奇迹。可是张走马上任后，并没有一味按照蒋介石旨意积极动员备战，而是不忘保卫地方，支持湖北武汉人民的和平运动。骤然看来，张的这种政治态度令人难于理解，但仔细研究一下，也并非事出无因。张亲口对我说过，他在抗战期间，曾和蒋介石有一大段时间关系较为密切，很受重视和重用。
但是，抗战胜利结束后，他对蒋介石打反共内战，却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国共两党分歧是个政治问题，应当谋求政治解决，不应诉诸武力。特别是经过八年抗战，民心民力，都已不堪再战，更应亟谋和平建国、休养生息之策。因此他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反共内战之时，不顾自己是蒋亲命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同一些和平进步人士暗中保持联系，他想在政治解决和实现和平统一方面尽些力量。其实，张笃伦与共产党方面的关系渊源很深，在大革命期间，他曾在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任汉口特别市首任公安局长，与董必武等共产党领导人物颇多交往；他的妹夫耿丹，是中共早期的著名人物；大革命失败后，他亡命上海，曾同邓初民、张国恩、李书城等人，组织“湖北革命同志会”，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战斗。因而，他倾向和平的态度及支持湖北和平运动的行动不是偶然的。?
张笃伦还与我详细地谈了他这次回省主政的经过。他说：“蒋要我回来时，亲自为我打气。说是目前战场的形势，虽然对于国民党很为不利，但长江天险还在国民党手里，解放军很难飞渡。只要国军凭借长江天险，就足能保住我国东南半壁和广大西南后方。而武汉是长江防线的桥头堡，战略地位至为重要，必须牢牢守住。蒋还说我是湖北人，同这块土地有着血肉联系，享有很高声望；又说我和他‘久共患难’，可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我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最合适，最能使他放心。其实蒋的目的是要我到任之后，整顿地方团队，在保卫家乡的口号下，把3000万湖北人民动员起来，同解放军血战到底。我虽出身于保定军校，但一辈子都不曾统领指挥大军作过战，更不愿意打这场内战。
当经再三辞谢，蒋还是执意不允。蒋最后还指示我‘万一到了顶不住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你的子弟兵，向川、康方向撒退。这些地方都是你非常熟悉的。我在那里，也已作了妥善的布置，胡宗南的那支兵力，还是很够强大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会像抗战时期那样，亲自到那里去坐镇指挥’”。张还分析道：“蒋对我放松了一大步，由要我死守改为了许我后退，还暗示我，要在那里与我把患难共到底。我深知蒋是个个性固执的人，别人的意见，很难被他接受，他决定了的事情，别人很难说服他。我还深知，他还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怕固执下去，会引起他的怀疑。只好就这样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赴任前向蒋告辞时，他又再三叮嘱说：‘你要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要看到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就要到来。
我们对此要有预见，作好迎接这种变化到来的思想准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战场形势，肯定会要根本改观，我们的党国前途，肯定会大放光明。在那时你对党国所肩负的责任，肯定也会要更加重大。’蒋要我到了湖北后，加倍振奋精神，提高斗志，切不要悲观自误。从他的这些叮嘱里，我感觉到蒋已看出我有些信心不足，对我也有些不放心。我也确实没能像他那样看得远和想得多。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和一种信念，就是我这个由湖北土地和湖北人民哺育成长的湖北人，决不能把我的桑梓之地变成战场，更不能把我的故乡人民变为炮灰，用同胞的血肉来换取我个人的高官厚禄。蒋说要我将来肩负起党国更重更大的任务的利诱，我丝毫也不动心。回到湖北以后，我的这种信念更加坚定。今后形势的发展，可能还会恶化下去，但我已下定决心，拿定主意，宁可在必要时牺牲自己，也决不放弃我的这种信念！”?
从张笃伦以上的自白看来，他积极支持湖北和平运动的思想基础十分明了。除此之外，对张这一行动影响最大的几个重要因素，我也必须提到。?
首先是当时武汉的特殊政治环境和特殊政治气候。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势正在向着长江沿线逼近。但是，处在长江防线桥头堡地位的武汉三镇的国民党军队里，却有一股微妙的和平空气在飘荡着，而且这股和平空气，还是从1948年6月成立的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里散发出来的。华中“剿总”，是蒋在华中战场的最高司令部，司令长官就是鼎鼎有名的人称“小诸葛”的国民党桂系头目之一白崇禧。此人一向是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得力干将。上海“四一二”大惨案时，他是最直接的参与者；抗战期间，蒋介石 “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的命令，也是由他签署的。?
为什么白崇禧领导的华中“剿总”里会散发出与他以往作为相悖的和平气息呢？原来蒋、白两人，既是国民党军阀集团和反共序列中的老搭档，也是国民党派系斗争战场上的老对手。他们利益一致时，可以亲如兄弟，利害相突时，则会反目成仇。因而，蒋介石对桂系军队总是存有戒心。尤其对白崇禧，更觉放心不下，总是要把他紧紧控制在自己的身边，不让他分统大军，独当一面。由于蒋介石手中的几百万美式装备的“王牌”、“嫡系”，几被解放军消灭殆尽，剩下的杂牌军队中稍有战斗力的就是桂系军队。因此，蒋不得不把这支桂系军队，当成为他的救命稻草，让白崇禧统领这支桂系军队，扼守武汉，来为他抵挡一阵。蒋、白二人各怀居心，蒋介石的“金陵春梦”，是要白崇禧“伸手救人”；而这位“小诸葛”的“锦囊妙计”，却是“落井下石”。
白从华中“剿总”放出的“和平”空气和摆出的那副“主和”姿态，就是要配合内外形势，逼着蒋介石把他的“总统”宝座，让给 “代总统”李宗仁；把蒋、宋、孔、陈的天下，变成为李、白的天下。这就是武汉出现那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的问题实质，并不是白崇禧真有什么和平诚意，更不是他真有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念头。这种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做法，自然掩不住人们的耳目。特别是谋求真正和平的武汉社会知名人士，多富有政治经验，他们对白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洞若观火，他们希望将计就计，趁势把湖北的和平运动推向前进。这就是武汉在那个战火纷飞、战犯当道的岁月里，人民和平运动还能活跃于一时的一个重要原因。张笃伦之所以能在白崇禧的眼皮底下，积极支持湖北和平运动，也就是由于他能紧紧抓住并巧妙运用了白崇禧的叵测之心。?
其次则是当时湖北和平运动中的两位主要领袖人物李书城（晓园）和耿伯钊，凑巧都是张笃伦最为敬重的老朋友，耿还是张的至亲（耿之胞弟耿丹即仲钊是张的妹夫）。李、耿两位都是湖北辛亥革命的前辈，在湖北武汉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就连大权在握、声威显赫的白崇禧，对他们也得要敬重三分。张一向视他们为长者，十分尊重。回到武汉后，即去拜望并向他们问计求教，商量挽救湖北危局的办法。李、耿二人向张表达了武汉人民的和平心声，提出了对张主政湖北的期望和建议。因而他们三人一拍即合，在湖北和平运动中，起到了相互配合和内外呼应的作用。李、耿两先生是在野之身，从事社会活动，正需要张的官方地位为之声援；张处在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对有些问题，不便公开表示态度，也需李、耿二人为之沟通声气。所以，三人相互信赖，互相配合，非常默契。?
当时张笃伦、李书城、耿伯钊三人的往来，表面上是私人朋友的相互拜访，实际上却是在共商谋求和平的大计。我有时也得机会列身其间，有时他们还要我帮忙做一些传达联络的工作。他们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利用白崇禧的假和平来实现武汉的真和平。李、耿二人认为，想要在白的眼皮底下和手掌心里谋求实现真正的和平，非常困难，非常危险。但他们都坦然表示，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普通老百姓和穷光蛋，不怕丢掉什么；张也竟泰然应声道：“我也不怕丢掉这个省政府主席。”说到最后，他们一致表示，为了谋求实现湖北武汉人民所向往的真正和平，就是担当再大的风险，也义不容辞。?
后来，李书城能以湖北和平运动代表的身份，前往河南解放区与中共领导人共商和平，就是这种为了和平甘担风险精神产物，也是张笃伦抓紧机会，将计就计的结果。?
当时武汉正处在白崇禧军事管制的铁幕之中，湖北和平运动只能由一些热心和平的社会知名人士密谋酝酿，暗中进行。处在湖北省政府主席地位的张笃伦，也只能暗中支持，不便公开表态。派遣和平代表同共产党直接联系，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梦想。后来梦想变成事实的关键，是张及时运用了其时武汉政治气氛的微妙。亲自参与了这一活动的耿伯钊先生多次对我说起活动经过。?
耿伯钊说，有一天张笃伦约他过江，说白崇禧打来电话要他们同去“剿总”有要事等着商量。他们到那里刚一坐定，白崇禧就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前线形势十分紧急，仗是再打不下去了。我也不愿意让这场无情的战火向湖北延烧，使湖北，特别是武汉的人民同遭浩劫，因此决定停战求和。但和平不是我们单方面所能实现的，必须对方也同意谈和。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紧急任务，就是要赶快派出一位有力的和平使者，去同对方的高级指挥人员当面进行商谈，先实行双方停火。但现时我的身边都是一些在战场上和对方打得面红耳赤的军事人员，找不出一个足以让对方信任的和平人物来。我对此非常焦急。今天邀请你们两位，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我想烦请你们两位，帮我在地方上找出一位有资格充当和平代表的合适人物来，不知你们两位觉得怎样？”?
对白崇禧的这一突如其来的举止，耿伯钊一时转不过弯来，不知怎样回答，便向张笃伦使了一个眼色，请他相机发言。张略一沉思，便从容不迫地对白说：“我们在八年抗战以后，又继以多年内战，人民痛苦，实在不堪言状，我长期负责地方行政工作，对此了解得甚为深切，并深觉于心难安。今天健公（白崇禧字健生）这样苦心孤诣地为国家地方，谋求和平，真是一件大得人心的好事。我是一个湖北人，今天又正肩负着地方重任，应该代表湖北地方和全省人民，对健公谋求和平的苦心，以及主动争先派出和平使者的非常之举，表示诚心诚意的感谢和拥护，对健公交下的任务，我们更应该尽心尽力去完成。
说到湖北武汉地方上，有资格作为和平使者去和共产党谈和的人，依我所见就只有李晓园先生最为合适。李先生是我们湖北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又曾与董必武等著名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共过事，而且他的亲弟弟李汉俊先生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同共产党的历史渊源和家庭渊源都是非常深厚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他请出来，充当和平代表，去跟共产党谈和，定能为共产党所信任，也一定能够取得和谈的成功；就不知他是否愿意挑这个担子，也不知健公以为如何？”白崇禧听了，显得非常高兴，说：“我也想到了李先生，只是觉得他年事已高，怕他受不了这趟长途跋涉的辛苦，不好意思麻烦他。现在伯常兄把他提出来了，就麻烦你们两位，代我同去劝驾，千万要请他为地方受趟辛苦。只要他肯答应，我定会为他提供一切方便，保证他一路平安！如果他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也请他毫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一定尽力解决。”?
其后，耿伯钊、张笃伦二人过江，驱车直奔位于东湖的李书城家。车上，耿低声埋怨张说：“你明知白健生是在假心假意说假话，为什么还要那样恭维他？又为什么还要把晓园先生推出来，让这位古稀老人也去为姓白的捧场，帮着他去说假话呢？我很担心晓园先生不肯为姓白的当工具，你也难于向姓白的作交代！”张反倒笑着说：“我这不就是用你创造发明的‘将计就计’的战术么？为什么到了正好应用的时候，你这位伟大发明家又反而把它忘了呢？请你先别性急，等到了李先生那里，我们再一起好好商量吧！”李书城在家门口把他们二人迎了进去，听他们讲白崇禧谈话的经过和他们的来意。李当下愤然表示：“他姓白的分明是个玩弄和平阴谋的骗子手，我姓李的怎能睁着眼睛帮着他这个骗子去欺骗共产党呢？”?
见此情景，张笃伦不好再直接劝说下去，乃由远及近地告诉李书城：“我是在为我们地方的和平前途着想，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万万不能错过。我们早就梦想和共产党直接通气，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又无法办到这一步。而且这个问题，如果先由我们提出，姓白的肯定不会答应，更不知还要生出什么祸事来。现在姓白的出于玩弄和平阴谋的需要，竟自把这个大好机会，为我们送上门来，我们岂有不鼓掌欢迎之理？现在时局发展很快，一切情况都在瞬息万变，白崇禧的阴谋诡计，也在不断地跟着变化，今天他在这样说，明天就不知又会玩出什么鬼花样，万一他心机一变，收回成命，我们岂不错失了与共产党接洽的机会？
所以我以为这个大好机会，我们不仅要牢牢抓住，而且还要趁热打铁，紧急行动，不能让他有回旋余地，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姓白的答应得那样爽快和肯定，并不待得到李先生同意，就把李先生提了出来的原因。再说李先生这次去河南解放区的身份，是代表湖北和平运动，而并不是代表白崇禧，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帮白崇禧去欺骗共产党的问题。这也正是白崇禧做贼心虚，不敢自居于和谈一方，而为我们送来的机会，使得李先生有这次解放区之行的机会。李先生此行并不负有谈判和平条件的具体使命和任务，只要到了那里，见到共产党，把武汉人民的和平愿望和湖北和平运动的情况，向他们直接传达到了，就算是对湖北和平运动的一大贡献。这件事意义重大，机会难得，李先生就去为此辛苦一趟吧！”张笃伦的一席话，把李书城说得笑了。在欢笑声中，张圆满地完成“劝驾”任务了。?
第二天，张笃伦又赶着到华中“剿总”，向白崇禧汇报了奉命“劝驾”的结果，并说李先生为了实现白先生的和平愿望，愿意无条件遵命远行。白崇禧只好履行诺言，命令有关人员从好从快地完成一切准备工作。1949年1月23日，李书城以湖北和平运动代表的身份，由武汉经信阳、漯河、许昌等地北上，于2月上旬安全到达郑州。在那里，李先生受到了热烈欢迎，向解放军的前线高级指挥人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领导表达了武汉人民的和平意愿。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董必武还特地从北京赶来郑州，亲切接待了他的这位作为“人民和平使者”的老朋友……?
李书城作为和平使者去解放区时，我的同事好友李伯刚作为随员一同去了。伯刚也是湖北省政府的设计委员，是张的一位高级幕僚。他这次同行，可能就是作为张的私人代表。伯刚从解放区回来后，我曾就此当面问过他，他笑而不答。伯刚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很少出头露面，我们对他的身份只能猜测，不敢妄下定论。直到解放后他任武汉市政协秘书长及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我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张邀请他任省政府设计委员，还让他以随员身份到解放区活动，其间意味，颇令人琢磨。?
由于白崇禧根本就没有求和诚意，他请李书城出来，是想利用李做个幌子，故意浓化和平气氛，以早日实现“倒蒋拥李”的目的。李的这次解放区之行，也就自然不可能得到什么具体结果。但是他的这趟辛苦，并未白受，他为武汉人民带回了大量信息。“耳闻不如目睹，百闻不如一见”。李亲身到了以前从未到过的解放区，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一些新人新事，自己也大开眼界，大受教育。3月初，李从解放区回来之后，便把自己在解放区的见闻，一五一十地讲给别人听。一时间，武汉各团体单位都争先恐后地请他去作报告。有些人数较多的大单位，如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等等，更是请了一次又一次。李先生用“一个时代，两个人间”来生动形容新旧社会的天壤之别，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武汉社会上流传的解放区“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经李一宣讲都不攻自破了。人心安定下来后，许多打算向外逃亡的居民不逃了，打算向外搬迁的工商业主不搬了。向往解放区和向往和平解放的人，日益增多。?
白崇禧对李书城到处宣传解放区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他怪自己一时糊涂，把这个爱惹是非的老头请出来去了解放区。他急切地想找个出气的地方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想到这个主意是张笃伦帮他出的，于是就把一肚子的气，都撒在了张的身上。一天他拿起电话，对着张笃伦高声怒吼说：“你要转告那个李老头，叫他小心一些，不要再这样放言无忌，到处乱讲了。已经有人向我告发他，说他现在受了共产党的收买。我看在你的面子上，还暂时把他放下，要是他不听好言相劝，我就不会再对他客气，连你也会保他不住了！”张听完了电话后急忙把我找去商量对策，他说，白崇禧现在翻脸不认人，说得出来就会做得出来。为李书城的安全计，他要我代他去向李说明情况，请老人家暂时忍耐一下，在宣讲时措辞委婉一些，以确保安全。我觉得事情很难办，但张已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只好尽力办好。不料，我与李书城见面后，他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就已气得浑身发抖，青筋直冒，一下子就从座位上跳起来说：“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
连凭着良心说几句直话、真话都不行！我现在已是七十老翁，坐牢杀头都无所谓了，我拼着这条老命，也要为人民的和平运动，尽点力量。你回去告诉伯常，请他不要为我担心，看白崇禧能把我怎样办？”李一向有个口吃的毛病，平时说话都不免有些结结巴巴的，遇到生气发急时，自然结巴得更加厉害。他说上面这些话时，几乎是一字一句，有时一个字哽在喉里，眼睛发白，过好半天才能吐得出来。我怕把老人哽坏了，赶紧扶着他坐下来，请他平静一会再慢慢地往下说……?
我随后将到李家的情况转告给张，张也十分激动，对白崇禧那种蛮横无理的态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我说：“你不要为此担心发愁！万一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会去把耿先生和李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出头露面的和平人士都接到我这里，由我亲自保护他们。我就是拼掉这个主席不干，也决不会让白崇禧伤害他们！” ?
随着各方面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张笃伦推动湖北和平运动的决心，与日俱增。有一天，张在省府大厅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被邀请出席宴会的，有省政府全体委员、全体设计委员和各厅、处、局长，武汉教育界、工商界、银行界、新闻界等方面的头面人物，以及其他一些从事和平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等，共100多人。宴会开始后，张以主人身份，起立致辞，他简单地向客人们表示了敬意和谢意。张的致辞刚完，耿伯钊先生马上站起来发言。他从清末庚子年间的八国联军事件发生说起，大意为，慈禧太后当时不顾国情，贸然下令同时向英、法、俄、日、德、美、意、奥等八国宣战，把局部性地方冲突扩大为全国性的对外战争。
所幸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和长江一带各省的地方军政大员，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以国家存亡和人民祸福为重，断然拒不执行慈禧对外宣战的命令，倡议“东南互保”，实行“保境安民”，有力阻止了这场战火向长江及沿海一带延烧，使这些地方的无数万人民免遭浩劫。深受其惠的湖北人民，对张之洞非常尊敬和怀念。今天仍屹立在蛇山坡上的抱冰堂，就是湖北人民纪念张之洞的见证。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在抗战期间饱受战乱流离和敌寇无情蹂躏之苦的湖北人民，现在又面临战火延烧的严重威胁。他们渴望和平，要求和平，是由衷之情和当然之理，是人心所向和潮流所趋。但今天的和战关键，也仍然与当年一样，不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而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在此千钧一发的重大时刻，主持我们湖北省政的，恰好又遇上一位姓张的，这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也足能促起我们的许多联想，促起我们对于当年那位张先生的更深怀念和对眼前这位张先生的更大期待。只要我们湖北武汉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把我们的人民和平运动推向前进，我们的局部和平的愿望，就大有可能实现！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要借此机会，向我们湖北的全体人民，提出这一要求，发出这一呼声！”耿先生的发言，刚一结束，四座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宴会，目睹了这一感人场面。如果说，张就任省政府主席之后，对于湖北和平运动，一直是处于幕后策划和暗中支持的地位，许多言行不易为局外人所了解的话，这次宴会，就是他由幕后走向台前的转折。耿先生发言完毕后，一位坐在我身边的朋友就曾笑着对我说，这是耿先生在和张先生演双簧！?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正当张笃伦刚要抬起脚步，由幕后走到台前，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遭到了白崇禧的当头一棒。原来，当时白崇禧“倒蒋拥李”的野心，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他已用不着玩弄“和平”手段来要挟蒋介石了。他计划以湖北武汉为头道防线，湖南衡阳为中间防线，广西为最后防线，步步为营，来巩固已得来的“拥李”战果。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白崇禧决定把张笃伦紧紧抓在手心里。一天，白命令张到华中“剿总”参加最高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白大声宣布说：“共产党和谈的口开得太大，简直就是要把我们全都一口吞下去。
我已下定决心，要和他们打到底。这是关系我们党国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我们在座的所有党政军高级人员，必须同心协力，加强战备，死死守住武汉这个至关重要的桥头堡阵地，就是只剩下一人一枪，也决不后退。我们宁可把武汉三镇化为灰烬，也决不能把它完整地交给共产党。谁要敢于玩忽职守，不切实执行命令，就要军法从事，决不姑息！”白讲到这些话时，一直盯着张。会议开完以后，还把张单独请进办公室，当面下了几道严厉的手令。主要内容为：一是要张把一些战斗力较强的地方保安团队，迅速集中起来，统一编成湖北人民自卫军，在“剿总”统一指挥下，接受防守武汉的任务；二是要张取缔湖北人民的和平运动，对所有还在宣传和平的人从严惩办；三是要张紧急疏散武汉三镇的人力物力，特别指示要把湖北省银行和其他银行库存的黄金、白银和各种贵重物资一律送往桂林保存，一切可以拆迁的工厂和其他重要设备，如交通、电讯设备等等，都要迅速拆迁并运往桂林，实在难于拆迁的，要作好破坏的计划和准备。面对白的这副架势，张非常愤怒，但白重兵在握，张只好忍气吞声而回。次日，白崇禧派了一团桂系军队驻扎到省政府附近，说是为了加强这一带的警卫力量，实际上则是他对张不放心。?
其时我正病在家中，好多天不能起床，对外面的形势不得而知，等到病情好转时，听说张已经挂冠而去了。我扶病赶到耿伯钊家中探听消息。耿对我讲述了以上情况，并说张从汉口开会回来后，神情虽很紧张，但支持湖北和平运动的态度非常坚决，再三表示就是白崇禧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也决不会执行白的那些命令，他竭尽全力，顶住压力。后来，白一面派兵监视张，一面派他的参谋长出马向张示好，说白长官非常佩服张主席的才干，想请张主席帮他的忙，现已去电李代总统，力保张主席兼任华中“剿总”副司令长官，并已得复电同意，不日就会有委令到来，请张主席作好到“剿总”上任的一切准备，还说白长官到时会亲来致贺和迎接。这时，张感到形势更加严重，已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了。耿伯钊还说，他在那次省府宴会上的长篇发言，把张的意图暴露得早了些，以致引起了白崇禧的注意，使得张未能完成心愿。为此，他感到很有些对不起张。?
白崇禧虽然逼走了张笃伦，却无力扑灭湖北人民的和平运动。这时的武汉人民像一股汹涌的长江巨浪，向前冲击得更加猛烈。由学生组织的护校队、工人组织的护厂队以及街道居民组织的自卫队，使得白崇禧的备战计划，到处都障碍重重，寸步难行。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只得带着他的残兵败将，艰难地逃到衡阳，最终落得了被围歼的下场。而武汉三镇得到了和平解放。张笃伦未能实现的局部和平的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武汉人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圆满实现了。?
张笃伦引退离去后，我的这篇回忆和他共事的文章，也就自然要到此结束了。由于这段共事时间很短促，而我在省府所担任的，又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没有参加具体工作，仅只通过私人关系，对他关于湖北和平运动的思想和行动，有些部分了解。张先生宦海沉浮几十年，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我很难对他作出一个全面确切的评价。但我认为像张笃伦晚年回省主政，还能念念不忘故乡人民，时常想到要为故乡人民谋求和平幸福，对湖北人民的和平运动，一贯积极支持的举措还是难能可贵的。（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本文作者吴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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