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时代

2014-09-15 21:47:15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我的童年时代

    与许多中国家庭的孩子一样，我有一双充满着爱和责任心的父母。父亲李楚兴是湖北襄阳人。因为学校少，离家远，因此从中学起父亲就开始住校读书。高中毕业后，父亲就读了国立湖北师范大学。在大学，父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1949年大学毕业后，经李先念创办的革命大学培训，父亲走上社会，在当时黄冈地委书记赵辛初领导下工作，并于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了黄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母亲张怀俊来自河南南阳。1951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在黄冈县银行和妇联工作。后经介绍，父母相识、恋爱并结婚。后来，两人双双从黄冈调到湖北省委宣传部。“文革”前夕，又先后调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此后，他们便一直住在武汉市。

    我原名洪浩，随母姓张，是1960年10月26日在武昌省直医院出生的。那时国内处于后“大跃进”、自然灾害和中苏决裂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那年月出生的孩子身体底子差，易患病。我的童年的确如此。自得知毛主席生日在26日，我便产生了几分自豪。按民间说法“六六大顺”，老天爷选择吉祥的日子让我来到人世间。而我前半生的难忘事件中，恰巧好几次都发生在生日这一天。

    我有个哥哥叫李利，小名毛子，是1955年11月26日出生的(也是26日)。也许源自发音吧，不知何时起，父母的同事和邻居们索性称我俩为“耗(浩)子”和“猫(毛)子”，这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对我俩作出了褒贬，耗子可是四害之一呀!不过我俩性格是不太一样，哥哥听话、守纪律、学习认真、责任心强；而我活泼、淘气、散漫、脾气倔强。哥哥长得像母亲，我像父亲。当时哥俩在父母单位和邻居中都小有名气，只是位于两极罢了。

    过去的事，记不太多。据说我睡觉喜欢摸着大人耳朵，否则不入眠。我在幼儿园上过全托，每次送去时都嚎淘大哭，很远能听到。在那儿我曾用苹果与小伙伴换回一枚毛主席像章，被传为佳话；从手臂上疤痕得知，我因掀翻稀饭锅受过烫伤；小时候我常跟哥哥打架，有一次还把父母床架上一根枨子拉断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兄弟俩一起嬉戏玩耍。记得我们一道在武汉展览馆看过电影《海鹰》。《列宁在十月》的电影则是从协和医院开始看，后来记不清又看过多少遍。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在汉口解放大道附近的出版社宿舍，这里与武汉展览馆为邻，马路对面是协和医院和中山公园。那时宿舍是栋二层红砖房，我们家住一楼，有两间单独的板屋。父母一间，我和哥哥一间。父母房里摆有双人床和书柜，五斗桌抽屉有不少我喜欢的连环画册。我和哥哥房间在另一侧，有两张单人床和一长条桌，桌上放有交流电收音机，隔壁是厨房。斜对面刘清澜叔叔家的三个男孩——刘刚、刘良和刘军，年龄与我相近。隔壁蔡学俭叔叔家的孩子蔡星与哥哥同班。大家常在一起玩，也闹矛盾。每当打斗时，总是哥哥出面，我在后面。有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直接接触，而是把扫帚、拖把等扔向对方大门。你来我往，直到失去兴趣；我们也曾与窗对面三楼家孩子乔乔发生冲突，起因是扔石子或射弹弓。每到夏天，人们便把竹床搬到楼下后院乘凉、睡觉。因我们家厨房有一条木制楼梯直通后院，二楼住户基本都从这里下去，厨房似乎成了公共走廊。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脑海里形象最为高大的还是一些英雄人物，特别像黄继光、董存瑞这类战争年代诞生的榜样。虽然当时还谈不上对未来有个明确的目标，但朦朦胧胧希望能够像他们那样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了国家而奋斗不息、大无畏捐躯似乎是一个最为自豪的人生，因此“勇敢”成为一段时期我最为崇敬的字眼。

    我的学生生涯开始于武汉市解放小学。学校原名友好宫小学，因靠近中苏友好宫而得名。该宫是中苏两国蜜月时，苏联专家设计，建成于1956年，被视作友谊的象征。后因两国交恶，中苏友好宫改名武汉展览馆，学校也更名解放小学。哥哥在这里上学时，担任过少先队大队委，参加了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做过少先队举旗手，还得过许多奖状，是父母单位和左邻右舍家喻户晓的“人物”。轮到我进校时，全国已进入“文革”。除参加庆祝党代会和支援亚非拉革命活动外，我印象最深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那时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或“最新指示”，每当“指示”发表，不分昼夜，马上举行游行。由于看游行的人特别多，马路两边全被挤满，因此占位十分重要。记得哥哥有个同学家住解放大道马路旁二楼，从他家窗户看游行一目了然，令我们羡慕不已。每当游行车队“救火龙”从解放大道上疾驶而过，两边车门外站着头戴钢盔、手持红缨枪的“造**派”，看上去威风凛凛，煞是气派。

    “造**派”是“文革”产生的群众组织。它们有不同名称，派系之间也有斗争，但都是最坚决最衷心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其首脑机关(如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领导，却又大造各地方党委(省市县委，企业、机关单位党委)的反。它们冲垮了当时中共地方组织，使其处于瘫痪状态。

    “文革”时教室布置基本一样：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主席像，左边“好好学习”，右边“天天向上”，多为毛主席手写体。侧面墙上一般贴几张文字印刷品，如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学校主要对我们进行政治灌输：早上提前半小时到校“天天读”，即集体朗读毛主席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时称“老三篇”，很多同学都会背。当时因争抢背诵“老三篇”速度，有两位同学还反目成仇。上课前，大家把长条凳往桌下一推，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这个舞为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而设计，那时非常流行。然后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口号；我们上课用的课本封面印有毛主席语录，课堂内容也是以学习毛主席语录、诗词或相关内容为主，非常单一。但因受到社会气氛的渲染和舆论导向，人们似乎对此非常适应和热衷，唯恐成为“落后分子”。

    学校也组织我们参观政治教育展览，武汉展览馆展出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当时非常有名，它刻画了解放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其解说词还入选了小学课文。泥塑有真人般大小，形象逼真。地主大斗进小斗出，农民交不起租，便被关进水牢，甚至被塞住口鼻往肛门打气，直到肠胃胀破而死的场面给我刺激很大，使我对地主产生了满腔仇恨。刘文彩和他的庄园因此也恶名远扬。《收租院》的歌流传甚广，其歌词是：“收租院是鬼门关，交租好比上刀山。过了一关又一关，一关更比一关难。”后来有的同学把词改编了，用来讽刺文化课考试。

    学校把父母单位同年级的孩子分在一个班上，刘良、汪汉、祝超超和吕小章等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吕是宿舍同学中唯一的女生，其父吕庆庚曾经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而我的同桌正好是邻居刘良。他脑袋圆圆的，看上去很机灵。另一个同学脑袋形状很特别，前额大，后额突出，我们叫他“霸脑壳”；他点子多，坏主意也不少，不过大家都还玩得来。

    在校内我未担任职务，也没得过先进。放学后，倒是被安排做过路队长。学校把住在一起的同学集中分成路队，放学后由队长带领，一起出校门。到某位同学家门口时，该同学才可离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领导”工作，至于老师出发点是为了约束我的自由散漫，还是认为我有能力管好路队，已无从考证。

    校内生活单调，体育和娱乐设施奇缺。放学后，一些自产自生或成本低廉的传统活动，吸引了不少小伙伴们。像打撇撇、拍糖纸、挑冰棍、跳绳、捉迷藏、滴扣子、跳房、打弹珠、打陀螺、弹子车、拱擂子、官兵捉强盗、丢手绢、跳山羊、漂洋画、太平洋、丢沙包、滚铁环、踢毽子、放风筝等等，都是当时的流行游戏。它们给大家以快乐，也充实了我们的童年生活。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紧张，到处张挂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落实指示的重大举动是挖防空洞。利用防空洞玩耍，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的又一个发明。挖防空壕时，是“跳”，即跨越壕沟，姿势等同助跑的跳远；建防空洞后，是“钻”，类似抗战时的钻地道。这些可以称之为特殊时期独有的游戏了。

    此外，“文革”街景也颇具时代特色。归纳来看，可分为“文”、“武”两类。“武”表现在前面提到的游行、街头巷尾穿行的大喇叭“宣传车”以及散、捡传单。“文革”时兴穿军服、戴军帽、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抢(时称“飞”)军帽和毛主席像章也时有发生；“文”则是出租小人书，我们宿舍周围有些路边地摊，前面码几个小板凳，架子上摆满琳琅满目的小人书。租一本一分钱，有个一角八分的，就能在书摊耗上一个下午。路边修鞋匠和废品收购点，也给人某种时代的印记。当时商店没啥零食，街头小贩的叫卖和服务倒挺有特色，“磨剪子、锵菜刀”的吆喝和收垃圾摇铃声构成街景组合一部分。有些零食，像炸米泡、画糖、敲糖、搅糖和棉花糖等，特讨小朋友喜欢，而且生意灵活，牙膏皮、桔子皮、铜和铁都可代替货币使用。

    童年时代固然不乏趣事，不过印象最深、对我早期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是“反标事件”，它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了我的人生轨迹。父母说从那以后，我的性格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它让我心中曾经拥有的那份“英雄”理想也几乎消失殆尽。

    记得是在1968年秋冬时节一个晚上，父母到湖北省出版纸张仓库(简称纸库)参加学习班，哥哥照顾我已上床睡觉。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几位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把我叫了起来，直接带到派出所二楼小房间，并指责我书写了“反动标语”。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不知所措。母亲半夜回家得知消息后，赶来派出所，刚刚推开房门便被挡了出去。这时除了不停地流泪，我没有了任何反应。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知道，毛主席当时被宣传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应该“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书写“反标”可是弥天大罪。父亲同事万迪淦叔叔的儿子就是因为书写“反标”，被送进监狱而葬送了一生。据说当时读中学时，他与同座同学有矛盾，为了报复对方，便在同学教材上写下了“打倒毛主席”几个字，后来查出是他所为，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然而在派出所这样的执法机构，对于我这么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成人的威胁是有效的，诱导也是成功的。得到“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家”的承诺后，我包揽了所有强加的罪责。

    被迫供认所犯“错误”的当天深夜，我被带到事发现场。在手电筒光照下，我目睹了“反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犯错事实”。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给我印象极深。原来在一排长长的大字报专栏里，不知谁用红油漆在三处写有“毛主席”的字面上划了叉，一处在上方，两处在下方。这时我想起，白天曾与几个宿舍内小朋友，在附近砖堆处玩过“捉迷藏”的游戏。手指三处叉叉，“确认”自己所为后，我被送到父母单位办公大楼内留宿而未被送回家。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在陷害我，出于何动机。

    “反标”使我名扬学校，成了特殊学生，因为全校“敢”书写“反标”的仅我一人。我心理压抑极了，感到仿佛所有同学都在背后议论。失去了朋友，也没有了欢笑，我的生活开始一步步走向黑暗。为了配合父母单位对我的教育，学校开始了对我的特殊“关照”。每天放学后，我必须到学校顶层通往阳台的房间里作检查，写交代，尤其是幕后指使人更是追查的重点。压力下，我总是胡编乱造一通。但因难以自圆其说，又加以否定，最后只得咬定无人指使。我也曾试图翻供，结果证明完全不可能。那时楼房不多，透过学校顶楼窗户，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当夜幕降临时，桥上排列有序的点点灯光，给了我几分心灵上的慰藉。

    不久，父母单位为我和另外一位职工子弟办了“学习班”。父母同事冷少卿叔叔的侄儿，也因“政治错误”被列为“教育对象”。于是我俩被关在父母单位办公楼三楼一间小房中。同病相怜的两个小伙伴没有歧视，同吃同住，建立起特殊环境下的友谊。当然也少不了一同接受“军代表”们的调查和“帮助”。相对而言，这里“学习班”的环境让我感觉要好一些。不过因为另外一件事，我俩后来还是被分开了。

    不知是否与和这位小伙伴住在一起心情转好有关，我的饭量增加了，一小碗似乎不够吃。他比我小，吃得也少些，便每次把饭分给我一坨。上面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我这个“剥削者”，同时认为不能发展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于是将我俩分开，从此我再度进入一个人的世界。当我从出版社大楼三楼窗户，看到小朋友们在院内自由玩耍时，心里羡慕极了：“能够回到他们中间，该有多好啊。”

    在人生本应充满快乐的年纪，遭受如此打击，我变得沉默寡言，逆反暴躁。当时唯一的依靠是自己的家人，父母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在和我相聚时，他们向我了解事情经过，得知我被迫承认“错误”后，便找机会与我谈心，帮我调节心理，减轻压力。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许是他们能够尽到的最大努力了。

    北湖劳教所位于武汉郊外，是专门用于关押犯人的地方，不知什么原因，父母单位的“军代表”决定把我送到那里——一个令我最为讨厌的地方，集中“学习”。那时外面已下起了大雪，天气十分寒冷，父母、哥哥还得轮流为我送饭。和那些犯有错误的“大人”，甚至刑事犯们关在一起，让我感到沮丧。好在我当时年龄不大，否则真要从他们那里学些坏东西，这是很可怕的。记不清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学习班”终于结束了。当父母、哥哥踩着三轮车接我回家时，我心中充满了兴奋。坐上三轮车，行进在白雪皑皑的马路上，我感到十分满足。亲人的关怀，让我忘却了冬天的寒冷。

    孩提时代是人生的启蒙阶段，有时命运也会将人推向风暴的漩涡。是悲是喜，是祸是福，有时要用一生的成长去评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好的木材并不在顺境中生长。风越强，树越壮。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比我早年处境悲惨的人多的是，只有放平心态，吸取教益，困难坎坷才能成为未来生活的教科书。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封信。在信中，毛主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文革”中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黑龙江革委会纪念“五七指示”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整版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随后各地机关和文化部门陆续选择偏远、贫穷的农村办“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开始下放劳动。父母单位出版系统也于1970年成立了“五七干校”。

    1970年10月，得知父母决定全家随单位下放“五七干校”后，我颇为高兴，原因当然与“反标”有关。当时我想只要能够摆脱这里的环境，什么地方都愿意去。父母出发前准备工作很简单，因为除书桌、凳子、书柜、箱子和床外，我们家没有了其他财产。离开江城的头天晚上，家里所有东西都打了包，我们睡在地板上，这是我首次睡地铺。次日凌晨天蒙蒙亮我便起了床，生平头一回搬家，心情激动，当我坐在卡车车厢挡板处的小方凳上时，睡意全部消失。在飞扬的尘土里，随着城市楼房和柏油马路的渐渐离去，我感觉似笼中小鸟回到大自然般的惬意。经过七八个小时颠簸，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沔阳县河区河公社口河大队三小队。下车后，当父母和哥哥忙于搬运行李时，我已窜到离家不远的泥塘里，和农民孩子一道捉泥鳅去了。

    沔阳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土地肥沃，地势平坦。过去因为水患不断，导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195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后，水患得到控制，不过生活条件仍然很差。虽距武汉不足100公里，我们的住地却没有电和自来水，也无煤和炉子。我们住在知识青年平房里的两间屋子。我和父母房间，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柜和桌子，再没有多余的地方。朝北的木板窗很小，光线昏暗；哥哥和一位武汉知青住隔壁，房中间有堵墙，知青住里面，哥哥住外面，哥哥这边有个单人床和叠起的两口箱子。那位知青很特别，冬天卖夏装，夏天卖冬装。也许看他一人在外不容易，父亲曾“借”给他一些零用钱，后来没还也就算了。我们的房屋四周为坯砖结构，屋顶用茅草铺成，外面下大雨时屋内漏小雨，父母便用脸盆放在蚊帐上面接雨水，泥土地面凸凹不平。

    紧挨哥哥房间另一侧，还有并排的两间房，它们中间墙壁打通装门成了套间。远处一间住着两位武汉钢铁公司下放的女知青，她们是姑嫂俩，大伙称她们“小钱”和“小付”。她俩比我年长很多，但我也随大家一样叫。靠近哥哥这边的一间房类似农村的堂屋，是她们的厨房兼夜校校址，负责夜校的正是姑嫂两人。天黑时，想识字的农民拥挤在夜校方桌前，听她们讲课，有时教歌，我晚上没事也去那里。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高举红旗向太阳，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我就听过好多遍。

    女知青房间侧面是用高粱秆搭成的偏房，它是我们家厨房兼浴室。房内有一口大水缸，通常是父亲和哥哥从较远处井里挑水盛满，然后加明矾澄成清水，再用半个葫芦制成的瓢舀着用。缸旁是做饭的土灶，有现在办公桌大小，我们用稻、麦草或棉花秆作燃料，它们占了小半间屋子。棉秆烧起来烟较小，噼里啪啦放鞭炮一样声音很好听。灶的旁边还点缀着水罐，柴火高烧，就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预告着里面的水达到沸点。住房背后地面上挖了很大个坑，用高粱秆围上成为厕所。庄稼需要肥料，这里便是无价之宝。家里照明用煤油灯或“马灯”，后者很像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用的号子灯，也用煤油作燃料，但提着方便，可经受风吹雨打。队里举办大型活动时用“气灯”，那时觉得特别亮。

    父母单位来到干校的人统称“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都叫“五七战士”。同时不分年龄、性别，全部按军队编制，编入连、排、班，父亲当时是连部负责人之一。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整队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要求自食其力。也有因不堪重负，被劳累诱发疾病。不过据说与群众性批斗相比，干校干部相对要自由许多。尤其对那些所谓“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有所改善，因为这里的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劳动强度也略小一些。而在精神方面，甚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因为远离城市，也就远离了那里的荒诞、紧张、迫害。

    到农村后，我进入河小学就读，这里条件艰苦，教室房屋由破旧土坯和砖头混合垒成。窗户小，无玻璃，室内光线很差。已经三年级了，我们既无教材，也没桌椅。父亲便用大人坐的方凳给我当桌子，横枨间用绳交织，用来放本子和文具盒，另一个矮凳做椅子。这种条件，部分农民家孩子也没有，他们干脆坐在地上听老师讲课。农村重男轻女，班上男生多些。课堂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城里少，学生来就是为识字。不过中学入学要严格许多，因公社仅一所中学，下放干部子弟中，只有包括哥哥在内四五个学生留校住读，其余全部被送往沙洋农场中学。

    我们放学后的生活相对丰富一些。我喜欢上树掏鸟窝，小伙伴们在一起，谁上的树高，掏的鸟窝大，谁就是英雄。一般说来，爬树高度与心理上的荣誉加恐惧感成正比。有次我爬上一棵大树，在接近鸟窝时，两只大鸟围着不停地大叫，吓得我赶紧放弃了行动；还有一次，我在附近砖堆里，为掏下来的小鸟做了个窝，大鸟知道后飞过来喂食，这倒是省了我的功夫。不过没过多久，小鸟翅膀硬点后，趁我不在时随大鸟悄然离去，着实让我气愤了一番。

    我也喜欢去泥塘抓泥鳅，我曾将塘里稀泥搬到家门口一条小沟养泥鳅，结果因泥土干结，泥鳅全部死亡而懊悔不已；因怕碰到蛇，我未去过河塘边沿抓鳝鱼。有一次父亲到公社开会半夜回家，在穿过一片树林时碰到一条大蛇，他在手电筒光照下，用砖将蛇打死，我知道后感到父亲真不简单。鱼鹰会逮鱼，农民常带着家养的鱼鹰去抓鱼。当看到主人站在两只小船连着的横杠上划行时，船头一边站立的一只大鱼鹰，使我不禁想起“救火龙”上的“造**派”。

    我家后面有个大水塘，据说曾淹死过人。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在众伙伴面前不想示弱，我偏要在这个塘里学游泳，后来居然游会了。当我自由地游到对面生产队时，感到无比的骄傲。我也喜欢在塘边用蚯蚓作诱饵下钩钓鱼，有次一下钓上来几条大家伙，拿回家让母亲做熟后，吃起来津津有味。也许好奇心使然，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背着大人，攒足8分钱，买了包“城乡”牌香烟，一起品尝吞云吐雾的滋味。不过感觉并不好，况且8分钱也不容易攒，以后再也没试过。

    农村一年有两季农忙假，当农民孩子放假回家种田时，我入乡随俗，回“五七连”帮忙做农活。插秧季节，我卷起裤腿，用小脸盆将秧苗端到地里，一撮撮插入水田。地里蚂蟥很多，常附在腿上吸血，我按照大人指导，用手掌使劲一击，它们便落在地上。听说蚂蟥断开会变成多条，我便学农民孩子，用根小枝顶在头部，里外翻个，扔到田外；摘棉花或割稻谷时，我和大人们一起，头顶烈焰，到田里收割。在得到“五七连”表扬后，我因“反标”在父母同事面前压抑的心理得到很大解脱。

    比起城市来，这里的粮食、蔬菜非常新鲜，烧灶做的饭特别香。队里分的一块自留地，也给了全家许多乐趣。父母带着我们在自留地种玉米、大头菜、辣椒、西红柿、丝瓜、瓠子和扁豆等。我们一起浇水、上肥。下雨时，看到父母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活脱脱就像在职农民。收获时节，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家在厨房养了很多鸡，母鸡下的蛋怎么也吃不完，最后只好用锅装到公社集市去卖掉。听说生吃鸡蛋营养好，我和小伙伴们就将刚下的鸡蛋两人一个生吃到肚里。当队里豌豆、蚕豆长成时，我们也偶尔跑到农田吃青豆，有时划着小船去摘莲蓬或菱角。那年冬季，因在船上没站稳我掉进河里，回到家后，父母赶紧做姜汤给我喝，用棉被盖着让我发汗。农村卫生和基础设施比城里差，但我很少生病。只是刚到时，水土不服，皮肤过敏，全身起疹，奇痒难忍。父母马上用樟树枝煮水，全身一洗，真还管用，居然止住了。后来得知，樟树枝叶其实就是一种祛风行气、止痛止痒的中药。那也是我生命中最初亲身体会到的中医药功效。

    农民犁地时水田靠水牛，旱田则是黄牛。我喜欢骑动作较慢的水牛。在田里拉着犁耙耕地时，我特别欣赏农民站在犁耙上的平稳心态。我很想一试，但因害怕摔倒，最后还是放弃了。秋收时，田里常碰到野鸡，它们跑起来很快，还会飞，农民们便用“土铳”——一种装有碎铅弹的土枪来对付，打死后饱餐一顿。农民家里养有狗，这一季节，他们便把狗放到田里逮野兔。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狗那么听主人的话，逮住野兔都乖乖地用口衔着交给主人。我曾试图养狗，但抱回没几天，它便在我离开时跑得无影无踪，从此断了我的养狗念头。

    最热闹要数过年了，年前队里“干塘”，即用抽水机把鱼塘的水抽到另外鱼塘，直到见底，然后捞鱼或挖藕分到每家；农民们杀猪很有意思，先把猪捆好，用刀直捅喉咙，吊起沿皮下吹气，将皮分离去掉，再开膛破肚；每家准备蕃糁、麻糖和糍粑等，队里干部和邻居还给我们家送来他们的“产品”，供品尝；每家门口贴上红纸对联和横批，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小孩有新衣新鞋，女孩则选择此时出嫁，出发前大哭一场，很远能听到(即哭嫁)；队里举行庆祝集会时，农民们脚穿木屐来到会场。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演唱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居然大受欢迎。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我在事发不久就听说了，但当时我们那帮小伙伴不太相信他会谋害伟大领袖，认为是谣言。因为一直宣传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还祝他“永远健康”。不过大人较为清楚一些。“九一三”后一个月，根据下放干部“集中管理和学习”的需要，我们家从河搬到董庄大队，住进打谷场旁一个仓库。这里邻居都是下放干部，我们家换成了两间瓦房，而且比原来大些，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哥哥当时住在学校，我和父母住大房，小房用来养鸡，多时家里养三十多只。因打谷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些鸡不用喂食便长得十分壮实，母鸡到了冬天还在生蛋。有只公鸡特别有趣，母鸡下蛋时，它总是领着它们去鸡窝，叫几声停下来，等母鸡过来后再往前进，边走边叫，一直到窝边。

    董庄小学条件比河小学好，或许是年级高了的原因，学校开始布置作业。在这儿下放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班长林俊是学校红人，待人不错。她常代表班上在年级或学校发言，但有一次还是露出了破绽，在一篇发言稿上，“汇报”的“汇”字写得潦草，看上去像“江”，她不知“江报”的意思，便来问我，想必句子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当时，左汉平、左怡萍兄妹和我关系最好，我们上学一起去学校，放学一同回家，以至有同学说左妹是我女朋友。为此我专门透风给她，后来才不在一起走了。

    “五七干校”是“文革”特殊产物，它严重摧残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同时又使一部分人得以保存下来。多年后得知，在“文革”中，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一百多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三万家属和五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五七干校”则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锻炼的学员有几十上百万人。其中有些人成为了后“文革”时代中国拨乱反正的中坚。就我个人而言，农村条件虽比城市艰苦许多，但那里的人很单纯。我和农民的孩子在一起时，没有精神压力，挺快活。毛主席在“文革”中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于我这个经历了“反标事件”的少年来说，领袖的话也许同样是适用的。

    经历两年农村锻炼后，全家于1972年8月返回武汉。父亲回到原单位政治经济编辑部，母亲调到湖北省出版纸张仓库工作，我们家搬进了解放大道73号母亲单位宿舍。这是个前后套间平房，全砖全瓦水泥地与农村大不一样。刚搬来时，门外路面全是泥土，不久铺了条砖路。厨房挺大，是与住房分开的独房，里面放有饭桌，只是雨雪天不太方便。不过两年没见的电灯和自来水，让我有了“城市”的感觉。

    我们家隔壁荆福才伯伯是纸库领导，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据说因为当兵时间距离卢沟桥事变晚了几个月，不然就该划为红军了。荆伯伯没文化，但打过很多仗，肚子上一条三十多公分长的刀疤和小腿两处枪眼，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他老伴是纸库医务室医生，两个孩子，儿子荆凯跟哥哥一般大，女儿荆军比我大点。另一侧住着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袁绍明叔叔一家，两儿一女，都比我小。有些所谓的“右派”，像吴丈蜀、梁然尧、王序平、叶平林叔叔等也在仓库，从事打扫厕所、喂猪之类的工作。王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斐将军的女婿，后来平反后，他们相继回到专业领域。吴还担任了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文史馆馆长、《书法报》社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转户口时，在父亲提议下，全家同意将我的名字改为“李强”。“强”含有自强、坚强、奋发图强的意思。父母期待我回武汉后，摆脱“反标”阴影，开始新的生活。不过在登记时，不知是否工作人员疏忽，所有盖章都是正的，唯有我名字上反着。父亲发现后，引起我一阵紧张。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微小的举动可能存在特定的内涵。对于我这个犯过“政治错误”的人来说，在某些细节上的敏感可想而知。

    安定下来后，我们家买了“永久”牌单车、“蜜蜂”牌缝纫机和“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加上父母的手表，当时时髦的“四大件”全齐了。父亲骑车上班，周末时他把车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我们房间。母亲用缝纫机代替了手工针线，我没事也学着踩踩缝纫机，还能为破衣服打个补丁。收音机有中短两波段，那时属高级的。父亲爱听新闻，我则喜欢里面的故事和音乐，特别是曹灿叔叔讲得非常好听。稍大后，在好奇心驱使下，我趁父母上班时，曾揭开父亲贴在波段旋钮上的胶布，试听过短波“敌台”。大部分电台因干扰杂音听不清，比较清晰的一个台讲基督教，我没兴趣，也就不再听了。

    从农村回来带了很多鸡，在宿舍院子里养着。父母在厨房屋檐下安装了一个木制笼子，给它们休息。厨房地上放一个脸盆，铺上稻草，供母鸡生蛋。门锁用铁丝加长后，增宽门缝。这些鸡很懂事，生蛋时从这里进去，生完蛋自己出来。我们没少吃鲜蛋，只是在出现鸡瘟以后，才相继杀了一些。那条门缝则帮助它们在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躲过中学“打鸡队”一“劫”。

    我那时年龄小，语言适应能力强。在农村两年，说了一口地道的沔阳话。回汉听到久违的乡音，反而感到了几分陌生，不过很快我便再次掌握了武汉腔，随着“您家”、“差火”、“夹生”、“半调子”、“梗朋友”、“唰喇”、“尖死”、“骄气”、“怄气”、“拐”、“铆起搞”、“紧磨”、“诈倒裹”、“码倒裹”、“个板马”、“么价”、“醒倒媒”、“掉底子”、“板眼”、“好过瘾”、“好清爽呀”、“么事”、“拐子”等方言回到口中，让我重新有了“武汉伢”的感觉！

    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口腔发炎，半边脸肿了起来。当时看病讲究公费医疗对口医院，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武汉市十医院和宗关卫生院，母亲便带我去这两家对口医院就诊。医生说肿痛由于智齿引起，只有待炎症消退后拔牙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记得是在宗关卫生院，一位中医开了一种黑色块状原始中药，叫我含在牙龈上，后来肿胀真的消了下去。不过这次口含中药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中医疗法的效果。

    按家庭住址划分学校，我转入了武汉市韩家墩小学(简称韩小)读书。该校位于硚口区解放大道简易宿舍，有一栋两头向外延伸、半“工”字形的两层楼砖房。一二楼教室门外有公共走道，二楼封闭开窗，一楼则有着许多开放式的弧形拱门，看上去有一种教科书描述的当年毛主席居住延安窑洞的感觉。大楼地面全部为水泥地。对于我这个刚从农村校区回到城里的孩子来说，当时看到这样的建筑，有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华丽。

    我被安排进了一楼的五年级一班。全新的校园环境、注册的新名字让我有了焕然一新的感觉。我开始熟悉大家，结识朋友，并融入到新的集体中。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的时光，我还能记起当时他们留在我脑海中的性格和特征，乃至于当我知道了一些同学后来的发展状况时，仍会为当年的那种印象而感慨不已：陈杰班长学习自觉，话不多，人际关系不错，体育好，是校乒乓球队和田径队队员；黄永妍学习委员工作负责，后考上同济医大，毕业去了北京；周汉琪组织能力强，多年后担任市计委投资处负责人；付翔足球踢得好，不久进了体校，在省队踢球，后来成为市足协负责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韩小的朋友多了起来，也开始加入到同学里的小派别当中。不过那时的结帮更多是一种“臭味”上的“相投”，具体表现在当要好的朋友受到欺负时互相之间的仗义上。与此同时，我的缺点也开始表露出来，印象最深的是上课迟到。不知是因为行为上的放纵，还是性格上的懒惰，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迟到一两次，虽然迟到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家住的地方离学校只有一站半车程，有时为了赶时间，我也会花上五分钱乘一趟公共汽车，但仍未见明显改善。这当然是不进步的一种表现，以致五年级第二学期才加入少先队。

    学校教学楼前有个操场，供学生上体育课和课间操用。因农村学校没体育课，开始我对它不适应，铅球、跳高老不及格，运动会也不参加。直到后来有一次60米测验，我的成绩超过组长乏慧健，才开始建立信心。我注意观察同学推铅球和跳高的操作要点，按照老师要求反复练习，最后得以通过，挺兴奋，对体育课不再那么讨厌了。学校课间操通常上午两节课后举行，在喇叭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引导下，随着音乐完成8套动作，让全身得到活动。我个头不高，但做操时喜欢站后排。那时还有一套眼保健操，是在教室里完成的。

    学校后面不远有个电影院，包场电影时，大家排队进场。电影院内叽叽喳喳，十分热闹。那时除样板戏外，也放映些经过严格挑选的“兄弟国家”电影，如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脚印》，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越南的《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爆炸》等。国产电影全是黑白老片。记得当时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看《卖花姑娘》时要带手绢，该片赚去了不少观众的眼泪，“卖花歌”也唱遍全国。不过我们男生最爱的还是抓特务和打仗片，如《看不见的战线》、《原形毕露》等。主片前有“加演”，即新闻纪录片。看过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后，乔冠华、黄华的镜头给我印象很深。中国因进入联合国发生的变化以及对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加大，后来体会得更为明显一些，我为此感到高兴。

    张献苹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带教语文课。也许我的作业令她满意吧，进校不久她便安排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有一天张因病不能上课，事发突然，同学们没准备，我便主动在黑板上布置课堂作业，大家都按正常程序完成。张老师知道后非常高兴，表扬了我。她还推荐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学雷锋诗歌朗诵，其中一首诗歌至今我仍记得，诗歌是这样写的：“在我心爱的日记本里，贴着雷锋叔叔的照片。他亲切地看着我，好像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张老师为帮助我建立自信，做了很多工作。但有一件事使她很生气，可能是我在班上进展顺利，加上语文成绩还行，在同学中我常以教授自居。那时我们都知道我国自行研制了万吨水压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还修建了南京长江大桥等，但有的同学却不知道“教授”。于是有一天，一位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请李教授讲课”，张看到后严厉批评了我。或许是担心“反标”的影响，母亲那段时间就常往学校跑。她除参加家长会外，平时也与张老师多沟通。她们关系很好，这使我在那个特殊阶段获益匪浅。

    放学回家的路上，同学们结伴而行，有时也打架。在与外校同学发生矛盾时，我多站在同校同学一边；在与外班同学发生矛盾时，我多站在本班同学一边；在与同班同学发生矛盾时，我则是站在“哥们”一边。毛主席有句名言：“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把它用在我们那帮爱打架的男同学身上并不恰当，但大家喜欢。古田四路马路边有个新华书店和副食店，路过此地时，我喜欢进去浏览一下书店的书画、文具和副食店的水果、副食。偶尔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品尝一份发饼、盐金枣等，或购买一两件心爱的文具，便感到十分满足。

    韩小生源主要是附近工厂子弟。“文革”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使工人子弟在学校优越性十分明显，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十分了解和重视。那时选优要通过“政治审查”，即派人去父母单位调查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我两方面都呈弱势，特别是“反标事件”，让我失去了几次改变人生的难得机会：外语学校曾到我校挑选学生，罗汉娟和我被推荐，但在“政审”时，我被淘汰，她被录取。音乐学校来人选拔，在观摩完音乐课后，我一人被叫去面谈，也因“政审”未被录取。在我就读韩小的同时，哥哥转入我校对面的武汉四中，先后担任班上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直到1974年高中毕业。

    乒乓球是那个年代的“第一运动”，韩小同学特别喜欢。学校有乒乓球队，由优秀选手组成，他们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校园内有几个砖头“网”水泥台，供同学们使用。大家实行擂台制，谁输谁下。这里玩球的同学很多，有时围观者大大超过赛球的人，但能占住擂台不下的实在不多。乒乓球在文化体育用品店或百货商店有售，价钱不等，常用的“光荣”牌、“象”牌、“兔”牌等几分钱一个。若不小心把球踩瘪了，只要没破，开水烫起来照样用。拍子的品种五花八门：光板的、海绵的、胶粒的、胶粒带海绵的等，“红双喜”牌乒乓球及拍子档次最高。那时母亲单位二楼会议室有个正规木球台，为弥补学校失去的机会，周末或节假日，我便与宿舍里的孩子去那里打球。门被锁时，我们翻窗而入，更感刺激。1973年中国举办过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赛后拍了一部《万紫千红》的纪录片，我好喜欢片中主题歌，至今我还会唱。

    也是在1973年，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黄帅日记，掀起了学习黄帅、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按照当时的说法，“文革”前17年属于资产阶级专政，必须与其一刀两断。任何与过去相似或相近的做法，均属“回潮”，予以回击。黄帅是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北京学生，因对老师“教育挂帅”和体罚不满，在日记中表露出来。“四人帮”便用来造舆论，以《一个小学生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于报纸，把黄帅树为“反潮流”英雄，从而掀起了又一场运动。我校也不例外，校方组织向老师写大字报，免费提供纸张、毛笔和墨水。我对老师给上课迟到学生罚站展开“反击”，在大字报上上纲上线，猛烈批判。那段日子大家基本不读书，学校走廊挂的全是毛笔写的大字报，蔚为壮观。经过这里时，我们甚至可以闻到墨汁散发的臭味。

    那个年代的家务活也极富特色，因为使用煤球或蜂窝煤炉做饭，每天必须“生炉子”。用完的炉灰是家里的主要垃圾，通常被盛在垫上报纸的破洗脸盆里，一天一倒；洗衣服用手搓，有时借用长度一米左右的搓板，坐着小板凳在木盆里搓洗；做清洁用木棍拖把擦水泥地，过年过节擦门窗；那时买粮持购粮本和粮票，按年龄定量，成人又按性别、工种细分。周末或节假日时，家人轮流排队购买大袋粮食，运回置于家里米、面口袋或铁桶里；同时每户有个“副食本”，按年度下发。所有定量供应的副食都需“写本”，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其他如粉丝、粉条、淀粉、白糖、鸡蛋、豆腐，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一直或一度写进过副食本。过年供应的花生、瓜子、猪肉、鱼等也得写本。买布凭布票。另外，酱油、麻油、花生油、醋、白酒等，盛在缸里，购买时自带容器。售货员用“提子”从缸里掏出，通过漏斗倒进容器。酱类则用秤称。在我们家，父母、哥哥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直到哥哥下放农村后，我才开始有所分担。（《世纪行》2009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