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南抗日斗争回忆

2014-09-15 2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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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英雄的新四军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谱写了无比壮丽的诗篇，而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直接指挥下开辟的鄂南抗日根据地，则是其中璀璨的一章。?
　　我在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三年多时间里，基本上参加了这一伟大斗争的全过程。我英勇的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多次奉命飞渡长江，在中日重兵对峙的正面战场最前沿，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和300万鄂南人民，跳跃回旋作战于鄂南、鄂东长江南北地区，深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和坚持了鄂南抗日根据地，完成了从南线包围武汉日军的战略任务，并进而使鄂南战场成为我八路军南下支队向华南挺进的巨大桥头堡和后方基地。?

鄂南形势与夏家塝事件

　　鄂南在湖北省东南部，境内地形复杂。南与湘赣接壤，北临长江，粤汉铁路和湘鄂、鄂赣公路纵贯全境，扼湘鄂赣三省之要冲。是华中重镇武汉东南面之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入主中原必争之地。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国土。为了抗击日军，中共湖北省委、湘鄂赣特委，先后派何功伟、赵勤、刘青、许保民、黄全德等到鄂南，领导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0月到翌年春，鄂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如雨后春笋，人数计达5000之众。他们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弃的枪支武装自己，抗击日军，惩办汉奸土匪，保卫家乡。不幸的是，1939年元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防共、限共、溶共”政策一出笼，这一支支新生的抗日有生力量，很快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1939年6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中共湘鄂赣特委负责同志遇难，鄂南的党组织失去上级领导，革命斗争出现了困难的局面。?
　　1940年6月，鄂南党组织正式划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从此，鄂南党组织和武装在坚持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指导下，走上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同年10月，根据边区党委指示，鄂南党代表团抽调二十多名共产党员组建鄂南抗日挺进队，挺进队队长为张曙光，政委为李平。在李平、张曙光的率领下，挺进队活跃在咸宁、崇阳、蒲圻、通城、临湘地区的敌人后方。不久，这支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到五十多人。12月，边区党委又增调干部及部分武装，支援鄂南斗争。1941年春，挺进队与鄂城及武昌沿江游击队合并，成立了新四军鄂南独立第五团，在鄂南第一次公开打出了新四军（五师）的抗日旗帜。独立五团很快发展到两百多人枪，在团长王甦、政委黄全德领导下，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鄂城、武昌沿江抗日根据地。独立五团在武汉郊外和粤汉路两侧伏击日军、破坏交通、捉汉奸、惩密探、打差船、夺敌货，使日军受到严重的威胁。?

　　1941年7月初，鄂南中心县委要求新四军十四旅派主力部队去支援他们发展鄂城樊湖沿江的游击根据地，要求我任政委的十四旅四十一团配合他们的独立五团攻打梁子湖的独山、乍洲。我和团长漆少川分工，他带两个连留鄂东，我带八个连去鄂南。鄂南独立五团虽然号称一个团，但实际上只两百来人，独立五团和鄂南中心县委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湘鄂赣特委派遣在鄂南活动，几经奋斗幸存下来的骨干。?
　　我于7月8日凌晨带领四十一团八个连从黄冈王家坊出发，经团风西侧渡江，到达上下倪一带。这是新四军五师部队第一次上千人渡江南下。上下倪过去的鸭儿湖对面就是夏家塝了。早上赶来迎接我们的是樊湖工委负责人张弦。他告诉我：“昨天早晨独立五团在夏家塝遭到了日伪军的袭击，损失严重，具体情况不明。”我吃了一惊，原来不是联系得很好吗，怎么会发生这种问题?张弦说已派人侦察去了，马上会有人来报告失事情况的。不久，来了一位十六七岁的青年，他说独立五团和中心县委的干部被敌人包围了，许多人都战死了，他是从湖里游水突围过来的。事后，我才知道了这个青年叫王志坚，是武昌县委负责人王近生的儿子。他是夏家塝突围中幸存下来的几个人之一。从五团突遭敌人袭击看，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是有所注意的。当时，对我们四十一团过江部队来说是敌情不明，我情也不明。为了摸清情况，我们休息了一上午，听取汇报。下午我带部队围着段店、华容、葛店一带的敌据点转了一圈。我们在夹缝里，前有湖，后有江，不便展开。我们千把号人的队伍拉得很长，日军发现了我们，但一时也不敢动；我们也不想打没把握的仗。示威一圈后，我们从葛店从容渡江北上，回到张渡湖汪家集根据地。?

　　事后得知在血战夏家塝后，鄂南中心县委和独立五团的主要干部全部牺牲，两百来人的队伍损失殆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年春夏，武汉南郊的武昌县北部和鄂城樊湖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直接威胁着武汉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以，自6月份起，敌人就集中日伪军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对樊湖游击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7月6日，鄂南独立五团、中心县委的干部，第四次跳出日伪军的“扫荡”圈，向葛店、脉家岭一带转移，准备到江边去迎接长江北岸南下的主力部队。当晚，他们放了一个只有一百多人的营在胡家大湾，以警戒葛店之敌，之后就宿营夏家塝。夏家塝距葛店仅15华里，坐落在三面环水的岗丘边。独立五团的行动，立即被日伪军得悉。7月7日，村西头哨所发现敌人，团长王甦率警卫连阻击敌人，中心县委书记黄全德指挥干部从村东突围。村东头是茫茫的湖面，仅一只小木船根本解决不了突围的需要。县委秘书彭湘莲带着十来人的机关人员突围出来了，有几个水性很好的泅水突围出来了；团长王甦受伤，警卫连百来人不死即伤；中心县委干部18人被俘；村民夏新举等人因为掩护中心县委干部被杀。黄全德等被押至葛店后，在日军威逼利诱面前，坚贞不屈，全部壮烈牺牲。日军见中心县委统战部长何愚(何功济)是个刚满20岁的青年，想在他身上捞点情报，便多方利诱他。他答得很干脆：“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当亡国奴!”并大骂日军是强盗，伪军是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最后，葛店宣抚班的日军将何愚吊在树上，浑身浇上汽油，强押了许多群众来观看，问何愚降不降。何愚昂首青天，回答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观看者无不流泪。何愚同志英勇就义!王甦受伤被俘后，日军假仁假义，将他押至鄂城城关治伤，多方诱降，妄图通过他“招抚”活跃在鄂南的新四军，王甦坚定不屈，日军被碰得头破血流，即将王甦惨杀于鄂城，抛尸于长江。独立五团三营从白马洲乘船在徐洲嘴登岸时，由于汉奸告密，日伪军埋伏在岸边，三营指战员在营长熊辉祥的指挥下，与日伪军展开肉搏，终因兵力悬殊，全部壮烈牺牲。8月，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钱远镜去收集失散人员时，也遭到汉奸告密，被日军抓去杀害了。?

　　面对鄂南党的干部和军队损失十分惨重的情况，五师领导和鄂豫边区党委决定重组鄂南中心县委，重建独立五团。8月，鄂南中心县委成立，独立五团得到重建。李平出任鄂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人。?
　　部队从鄂南返回黄冈后，广西军一七四师和保八团进攻我回龙山、陶店、方高坪、铁铺一线。我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团进行自卫战，打了一个半天加一个晚上，顺利转移。战斗中，四十一团据守回龙山一带，亡2人，伤11人。打了一个退却战斗，部队得到转移的锻炼。12月，李先念师长率十三旅三十九团、十四旅反击浠水，将蒋绍瑗支队全歼。我带四十一团一个营扩展战果，围歼杨家桥之顽军，阻顽军增援。我部转回浠水。12月底在广济全歼反共顽敌一部分，俘获广济县伪县长。至此，我四十一团不仅装备整齐充实，部队在攻坚、转移和追攻的战斗中练兵，军事素质大大提高。不久，广西军又掀起反共摩擦，迫攻我汪家集、辛家冲、方高坪、林家大弯、铁铺、陶店，以及浠水、广济等根据地。我四十一团转战浠水、广济、黄梅、宿松、太湖、英山、泊湖、舒城，实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战术，在运动中保存自己歼灭敌人，苦战达4个月之久。?
　　1942年4月下旬，我团接师部电令，返回黄冈王家坊大屋围一带待命。?

王家坊三天整训

　　1941年6月1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和五师师长李先念：“同意我主力部队开辟鄂南”。李先念根据军部“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战略意图，立即着手准备主力渡江工作，调集干部、调拨枪支，重新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鄂南先遣分队。分队在李平、雷同（曾任第四军分区挺进十五团团长）率领下，于8月挺进鄂南山区，跋涉转战数千里，历时5个月，大小战斗数十次，恢复了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收集了日伪军政情况，建立了崇阳等地的武装工作队，胜利地完成了先遣使命，为迎接主力挺进鄂南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1942年初，当日军尚在进犯长沙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屡屡制造摩擦事件。第五战区执行蒋介石“三月密令”，调遣十二万余兵力，全面“进剿”我鄂豫边区。为了牵制日军对浙赣正面战场的进犯和避免内战，师部命令我十四旅主力之一部，甩掉正向鄂东压来的六千七百余人的国民党军，立即挺进鄂南，创立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实现延安总部要求五师从南线包围武汉日军的战略意图。?
　　1942年5月，我十四旅奉命进入鄂南。全旅一分为三。旅直、四十二团一营和三营及地方武装近千人由旅长吴林焕、副旅长熊作芳和旅政治部主任夏农苔率领，组成东路部队过江。四十一团团直及二、三营(缺八连)和鄂南地方武装九十余人合计七百余人，由我和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率领组成西路部队过江。四十一团一营、特务连和四十二团二营由旅政委张体学率领，留在江北机动。?

　   这次进入鄂南之前，我和李平在王家坊集合部队整训了3天，研究鄂南过去是怎么损失的，原因是什么，以后我们该怎么办，采取什么政策和策略，等等。?
　　进军鄂南是延安统帅部的战略部署。1941年6月10日，毛泽东发电报给五师领导人。电报明确指出：“进入鄂南的部队须依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着重在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不要虚张声势，而要切实工作。因此，同意派得力干部去鄂南掌握政策。”上级点名要我去鄂南，主要是认为我熟悉湘鄂赣。其实，对我来说，鄂南还是一个新的区域。并且1939年我在天(门)汉(川)四团任政委时了解到鄂南的日子不好过，后来还从鄂南、湘鄂赣撤退到我们那里的几批干部口中，知道了鄂南领导层中对怎样在鄂南开展工作是有分歧的。那时我也经常想怎么开辟和发展鄂南和湘鄂赣。1941年7月，独立五团失败后，我又琢磨过为什么鄂南的革命力量这么快就完了，为什么我们在那里总是站不稳脚跟……?

独立团部分指战员返回江北时合影

    这次整训，我和李平找来鄂南的同志开了座谈会。他们反映汉奸伪军、国民党军、特务、鄂南的地主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很难搞，我们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
　　听鄂南的同志介绍情况后，我觉得鄂南工作难做有客观原因，那里既是抗日敌后战场，但同时又是抗战的正面战场，敌伪顽特匪几股力量扭在一起，有特殊性，但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为此，我思考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要抓武装。要依靠自己的武装，打起旗号，建立我党直接掌握的人民武装，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游击战争方面。这个问题抗日初期在鄂南比较突出。那时我们搞了几支队伍，但是多数是以统一战线的名义组织的，受编于国民党地方军。我们仰人鼻息，行动受限制，部队的成分也不纯，一些人左右摇摆，形势一紧张就投敌或投靠国民党。我们派出一些干部在国民党军中从事统战或地下工作是可以的，但是忽略了自己军队的建设，没有武装力量，统战工作也不好做。鄂南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在对敌斗争中，他们出生入死，英勇顽强。但是在抗战初期，当时的湘鄂赣特委对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还缺乏经验，没有公开提出抓武装，依靠武装。搞统战光有抗日的旗帜还不够，还必须有自己的队伍，不然人家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想什么时候整就什么时候整。事实证明，我们的组织和几支队伍都是这么被搞掉的，如“刘青事件”、“项家山惨案”、“高枧事件”、“何寰桢事件”、“郑家沟事件”、“平江惨案”等。这些事件，有的是我们就建立抗日武装、给养、地盘、番号等问题与人家谈判时被捕杀的；有的是我们受编后，人家设下鸿门宴通知我们去开会予以捕杀的；有的是我们失去警惕被人家偷袭捕杀的。那时我所在的天（门）汉（阳）地区已成为鄂南和一二八师地下党的后方和撤退干部的“收容所”。鄂南成批的干部受到驱逐，几乎都来到天汉地区，冯淼、江萍、张进、雷同、王甦等都是这样被迫来天汉的。他们中有的经过我那里去八字门根据地，有的留在我那里工作。抗战初期，我们在鄂南失败的原因，虽然有王明路线的影响，“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但就鄂南的同志而言，还是属于没有经验，没有公开打出武装斗争这个旗号。要抓武装就要放开手脚去抓，能在哪里发展就在哪里发展，要突破国民党的禁令。有了力量，才能搞好统战。?

　　第二是要搞好根据地的建设。1941年以后，在鄂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个问题已大致解决了。特别是建立了新四军五师鄂南独立五团。但这还不够，还要搞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游来击去就很孤立，最终还是要被人家搞掉的。搞根据地，就是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首先要肃清特务、土匪，瓦解伪军，这些工作不做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即便地主不反对你，日本人来一逼迫，他们还能不动摇、不当汉奸?不当汉奸也会与日本人拉拉扯扯当顺民，你就找不出什么开明士绅了。再说，你没有力量他们开明得起来吗?顽固的地主你也孤立不了他，同情你的地主也不敢公开表示出来。老百姓、群众站在一边看，等于是观望的。群众一观望，汉奸、土匪、特务、伪军就横行起来了。你走到哪里就都会有人告密。其次是要宣传和组织群众，筑起窝子来。有了窝子，主力部队走后，留下坚持的同志也能生存，因为群众会给你通风报信，敌人顽军搞不掉你，要搞掉你只有把老百姓都杀掉才行，这是不大可能的。例如，我们进入鄂南后建立的保福祠根据地就是如此，这么小一块地方，周围都是日伪顽军，但是他们进不去。马桥区根据地也是这样，在那里，我们可以在日本人眼皮下养病。?
　　第三是政策和策略问题。其实就是统战工作。对鄂南的各种势力应当采用区别对待、远拉近打和不树敌过多的策略。对九战区我们要写信送文件，宣传共同抗日，报告我们的抗日成果。对近一些的实力派，如成渠、方步舟、周九如(锡五)等顽伪我们也要写信，宣传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等，以便分化或稳住他们。对跟前的、根据地的土匪、地主武装、汉奸敌特，则要坚决除掉，因为不搞掉这些人，我们无法立足。在根据地内不能允许有反新四军的政治势力，那些伪保长、维持会要搞成“白皮红心”，换成自己人，暗中为我们服务。总之，武装斗争、根据地和统一战线是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

　　开展鄂南工作的基本问题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要打击消灭的只是极少数死心塌地的土顽、地头蛇，从而瓦解伪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站住脚。我们有了力量，国民党正规军同我们搞摩擦就有限了。即使他们来根据地，也不会长呆不走。一来打新四军没有什么洋财可发；二来新四军也不好惹，进攻一次要付出代价；三来我们紧贴敌后，正规军来这里供应紧张，运输困难。新四军还会激化敌顽矛盾，所以顽军来进攻一般不出一个月就要借口日军打炮往回撤——他们还是蒋介石坐山观虎斗那一套。因此，土顽、土匪、特务一肃清，我们就能发展。敌、顽、我这个三角关系就会相对变得简单。?
　　第四是财政问题。那时，鄂东的部队经常到江南去抓人筹款搞钱，这个做法既得罪了商人又得罪了地主，树敌过多。我们这次去鄂南，一定要做到秋毫无犯，走一路宣传一路，带钱去江南吃饭，一个钱不筹，买卖公平。?
　　在短短的3天整训中，我们召开干部会议分析了这些问题，还集合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其间，我和李平都以自身经历的血的教训，对干部和战士讲了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才能生存的道理。?

　　我还讲了鄂南人民群众在日军掠夺下遭受的灾难，强调我们人民子弟兵一定要牢牢记住：人民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
　　红军长征后留在湘鄂赣坚持游击战争的李平，也讲了他3年游击战争期间的经历，指出他们能够在湘鄂赣边区生存下来的原因是依靠老百姓的支持。他说，有几次他们被困在崇阳方山，是方山寺的老和尚带领和尚们种地化斋，弄粮食帮他们度过难关；他们病了，又是老和尚爬山攀崖找草药，亲自熬药救护……?
　　经过思想教育后，我们进入鄂南的部队都能自觉、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了秋毫无犯。我们带钱到江南去吃饭，在群众没有发动之前，未在江南筹集一个钱。公买公卖，不少群众分文，从而受到沿途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

?挺进鄂南

　　我们在广济（武穴）地区时，计划东西两路部队同时进入鄂南。出发前，东路部队兵力配置定不下来。四十二团二营战斗力较强，张体学经常带二营行动。吴林焕、熊作芳说开辟鄂南要打仗，要求带二营走。张体学就说，部队你们都带走了，我这里要不要留个较强的可靠的部队坚持呀。争执不下，我对熊作芳说，不要争了，什么部队都可以呀，关键在于将，四十一团还不是新部队?一时间，事情定不下来。我决定不等了，便带四十一团开回黄冈地区。这样，西路部队便按计划先过江了。?
　　四十一团共十个连，分作两部分。江北五个连，江南五个连。团长漆少川带一营、三营一个连和特务连(缺一个班)还有团的后勤处留在江北。我带着二营、三营(缺一个连)和一个警卫班去江南。团机关、司令部、政治处和直属队跟着我走。参谋长石寿堂跟着我，政治处主任王维新和副主任兼组织股长汤瑞普留在江北。后来，汤瑞普也过江了。?

　　1942年4月29日，我们先放出一个连，由二营教导员秦大进和雷同带领，从团风和樊口那边过江。秦大进是搞军事的，性格咋咋呼呼的。雷同是鄂南中心县委委员，他要去咸宁山区打前站，那里也是我军的目的地。?
　　5月2日，我和李平率西路部队从黄冈长圻寮分乘近百只木船，趁月色穿波破浪，直取鄂城池湖港，进入麻洋垴，与先期到达的雷同、秦大进会合。?
　　我们在麻洋垴住了3天，组织了鄂大临时工委，王表任书记，谭道如任行政工委。我们留下一个连和秦大进支持工委发动群众，搞好统战，成立民主政府，特别是要肃清特务、汉奸。那里特务很多，在铁山和黄石那一带，还有一些脚踏两只船的人，对这类人要做统战工作。安排好后，5月5日我率主力经碧石渡、杨桥、毛家铺、桃花岭进入咸宁西岭、挂榜山，直指陆水河两岸，历经数百里到达岳阳、通城边界。?
　　我们打着新四军的旗帜，走一路宣传一路，从鄂大到山区，天天开群众大会，唱歌演戏，发表演说，搞得不亦乐乎。当时到处是伪军、土匪、特务和地主武装，群众苦不堪言，看不到什么希望，死气沉沉的。我们锣鼓一敲，黄冈花鼓戏一唱，抗日口号一喊，群众的情绪就调动起来了，非常振奋。他们说，这下好了，新四军来了，老红军又回来了，我们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我喜欢搞宣传队，四十一团一成立我就让人组织了宣传队，这回派上了用场。王维新、汤瑞普他们物色了一些人才，可以编歌唱戏。营长陈国卿唱旦角，还担任花鼓戏教练，我也编了几支土歌子。我不会写，是吼着编的，把全国形势也编进去了，什么“中国危亡啊，要当亡国奴啊，我们要抵抗，打败日本侵略者……”?
　　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沿途我们还给成渠、方步舟、周九如和那些伪县长们写信送宣传品，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我们队伍里有几个同志很有文采，特别是刘光前（鄂南独立团政治主任），写信又快又生动又文雅。国民党、伪军和伪县长收到这些信后大都无话可说。有时，刘光前还把写好的信又拿到群众大会上再讲一遍。这些活动把我们进军鄂南的声势和主张渲染得轰轰烈烈。?

　　为造这个声势，我们行军和开群众大会都在白天进行。我们在鄂大开会时，谈家桥、金牛那边都驻有伪军和顽军的重兵，他们搞不清情况，只能观望。到金牛时天已大亮，那里是成渠的内线防区，我们大摇大摆，把队伍拉得很长，四五米一个人，我只有四个连的兵力，不足七百人，但是看起来人很多，战士们边走边唱歌。这是战术。成渠收到过我们的信，看见我们队伍这么长，这么大胆地行军，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后续部队，不敢冒然袭击我们。? 鄂大出来，我们基本上是和平进军，没有打过仗。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既是为了宣传发动群众，也是为了部队暂时的安全，但我们不能老靠这几招，开辟根据地还要打几次仗。?
　   我们先到了桃花尖。我们原想在这里搞一块根据地，看来不行。桃花尖和大幕山紧挨着，大幕山不在我们手里，桃花尖作为一个中心点是不行的。这里离方步舟部不远，我们给他写了信，然后继续前进，到达了西岭挂榜山。?
　　5月中旬，我们在挂榜山打了土匪刘尔训的“天部”。刘部是从九战区王陵基川军中分化出来的土匪部队，自称“天部”，他们在挂榜山、花纹泉一带来回流窜残害百姓，当地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们派代表与刘谈判，警告他们不要为非作歹，同时希望他们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不听警告，反而向我军进行挑衅，我们决定为民除害，向他们发动攻击。这帮家伙不堪一击，一听我军枪声就作鸟兽散。我们歼敌不多，只把他们赶出了挂榜山。后来刘尔训逃到铁路西蒲圻、嘉鱼神山一带，与当地汉奸覃增敏、陈中全、易尚海组成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师。?

　　崇阳和蒲圻方面，我们也派出一支部队打击了军统、中统的特务武装，还弄到了两部电台。我们原来没有电台，这下可以装备起来了。此外还缴了一大堆美式武器，其中包括大量的特务子弹。特务子弹的弹头是空的，里面有毒药，留个眼儿，只要伤着就没命了；这种子弹用于白朗宁手枪。我们也缴获了一些白朗宁手枪，这种枪非常漂亮、精致。后来我去大悟山时送给张水泉（抗大十分校训练部部长）一支，一点漆都没掉，崭新的，好看极了。?
　　6月份，我们同日军打了一仗。这一仗是我们主动发起的。我们宣传抗日，拿什么去宣传哪，于是我们选择了港下雷村的日军据点作为到鄂南后进攻敌人的第一站。?
　　港下雷村在小岭的北麓，小岭南麓楠林桥有日军前线兵站，因此日军在港下雷、小岭、郑家咀之间设有据点，三者呈鼎足之势，以确保其驻咸宁的师团部与楠林桥兵站的联系与安全。1939年秋，驻港下雷的日军一士兵到附近的大屋雷村奸淫妇女，被村民砸死。事后，日军报复杀死大屋雷村老幼96人，烧毁房屋八百多间，那里的人民对日军恨之入骨。?

　　随西路部队活动的鄂南咸（宁）通（山）阳（新）县委书记雷同是大屋雷村人，他积极要求由他带队袭击港下雷村的日军据点。西路部队指挥部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六连连长徐国华挑选了两个班的战士，配有两挺机枪随雷同作战，雷同自己也挑选了几名熟悉地势和有作战经验的战士，每人配一支手枪、一把大刀和两枚手榴弹。这两部分指战员共38人，每人左臂上扎有白毛巾，以便夜袭时互相联络。?
　　深夜，这支小分队摸进港下雷村后，即一分为二，雷同带一个班埋伏在日军营房前公路一桥下，准备伏击港下雷碉堡里驰援营房的日军和警戒小岭和郑家咀的敌人。徐国华带一个班，突入敌人营房，以手榴弹开路辅以大刀、手枪。第一间房里的敌人，在睡梦中就被送到了“极乐世界”。第二间房子的敌人赶紧把门顶上了，我们的人仅从窗户里甩进了几个手榴弹，炸死了一些敌人，但没有全部歼灭他们。山岗上碉堡里的日军摸不着头脑，盲目发射小钢炮，报警示威，但不敢下山支援。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雷同、徐国华一行无一伤亡地撤出了战斗，拂晓转移到了岩西。?

　　第二天，日军运走了一卡车死伤者，并杀害了一放牛的小孩。他们硬说是那个放牛伢带新四军来进攻他们的。?
　　稍后，日军就来“扫荡”。我们占据的这块地方以金沙花纹为中心，乃咸宁、崇阳、蒲圻三县边区。它既有崇山峻岭，又有低谷小田畈，离粤汉铁路的重要隘口汀泗站只四十来里路，历来是争战要地。从这块根据地出发，可以随意出击日军华中派遣军咸宁前哨指挥所和日军行驶在粤汉铁路、湘鄂公路上的车辆。所以驻咸宁的日军四十师团部，几次调集了咸宁、蒲圻、崇阳各个据点的日军一千多人，分多路对我们进行扫荡。?
　　崇阳金沙一带，山高林密，竹林掩映，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我们六百来人的队伍，分成多股与敌人在山林中捉迷藏，在悬岩陡峭的路口放冷枪，不断消灭敌人。一次，一百多个日军在金沙一带转了一天找不到我们后，乃于当天傍晚在后沙坪村前一坪子集合返回。途中，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们进出的村前村后屋旁的山岩竹林中，突然射出了密集的子弹，日军一下子被击倒好多个，他们知道我们没有重武器，立即抢占民房进行抵抗，我们则悄悄地分成几路埋伏在他们回防必经的路上去放冷枪。?

　　随着游击战争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顺利开展，我们迅速控制了陆水以北地区，开始在咸宁汀泗桥以南的随阳山、西岭、挂榜山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心，进行铺摊子、搭班子的工作。6月，我们组织了几个县委和临时工委，有咸(宁)通(山)阳(新)县委，书记雷同；咸(宁)崇(阳)通(城)县委，书记刘光前；咸 (宁)崇(阳)蒲(圻)中心县委，书记由我自兼；嘉(鱼)蒲(圻)临 (湘)工委，书记张进；金水工委，书记张曙光。尔后又组织了粤汉铁路以西的西梁湖工委，书记张觉生。还有一个咸(宁)武(昌)鄂 (城)工委，这个工委基本上还是半秘密的，工委组织是背靠背的，书记是江萍，后来是方针。我是军队负责人，建立咸崇蒲中心县委后，才兼这个中心县委书记，李平是中心县委副书记。?

　　班子搭好后，我们召开了干部会议。我在会上主要讲了两条，一是发动和组织群众，二是在敌后打游击；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做法。大意是：部队打游击要深入敌后，越靠近敌人据点就越要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我们才有依靠。县委工委领导不能住在城镇里，要到敌后山地、乡村隐蔽起来。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即建立县总队和区中队（又名武工队）；要宣传发动群众，成立乡民代表会、商会，要做学校的工作，私塾之类的学校都要上课。总之，我们要把自己的窝子搞得没有一个汉奸，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土匪，没有一个坚决反共的家伙——这几个“没有”是作为要求提出来的，就是说要搞得很纯，有生人来都要报告，发现不正常的情况也要报告。组织起来，没有核心不行，这核心就是党支部。支部书记要选那些成份好、立场坚定的同志担任，同时要教会他们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关键在于不要树敌过多，该打击的坚决打击，决不手软。要多搞一些“白皮红心”的人物。要发展地下党组织。部队打下一个城镇，就要建立地下党支部，要找那些成份好的人加入党组织。部队撤走时，要给地下党交待一两条具体任务，让他们潜伏起来。等部队再来时，地下党就可以送出情报，搞里应外合。我还要求部队和民兵人人都要熟悉地形、敌情、我情，像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对红军提出的要求那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干部会议开完后，我们在花纹泉召开了誓师大会，表明了我们要同敌顽血战到底的决心。会上，我们还对刘定一来与新四军一道抗日表示了热烈欢迎。刘定一是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旅参谋长，人家排挤他，他就与“天部”一路跑了，但他也不满意“天部”作法，便带着老婆投奔我们。?

谈家桥、傅家山的战斗?

　　鄂南山区的西路局面打开后，我们便开始联络东路主力部队。我们写了一封信，报告西路部队展开的敌我情况，然后让交通员张自强把信送到龙角山旅部。吴林焕、熊作芳、夏农苔看信后，知道我们西路进展顺利，希望与我们会合，我们表示欢迎。?
　　1942年7月中旬，熊作芳、夏农苔和张海彪带了两个连，由张自强带路来到咸宁，驻扎在高槎桥。我那时驻在西岭，得知他们到达的消息后，便带了三个连和刘定一夫妇去同他们会合。刘定一去时还坐个轿子。见面后，夏农苔同刘谈了话，欢迎他加入新四军。?
　　熊作芳和夏农苔介绍了东路部队的情况。与我们和平进军相比，东路部队却是武力开道，打了一路。他们是5月14日从蕲春银山垅分两批过江的，比我们迟了12天。他们头批部队一过江，即碰上九战区阳新自卫团程金门部的阻击。最后他们将程部击溃，俘虏三百多人，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后续部队过江时又碰上了日军巡逻舰，无奈，部队只有强渡，结果一只木船被日舰击中沉没，牺牲了一个班。过江后，东路部队与日顽多次激战，一路打过去，进入大王殿、太子庙、阳新、大冶境内，并在原苏区根据地龙角山站住了脚。7月初，张体学、刘西尧率四十一团、四十二团江北部队也过江进入龙角山，开辟了以龙角山、筠山为中心的沿江抗日根据地。?

　　我们在高槎桥会合集中了五个连，准备再去龙角山会合集中更大的兵力，在谈家桥、傅家山和刘仁八周围开展群众工作以巩固鄂南的局面，创建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
　　当我们带着部队经过茅家铺时，突然获悉挺进军田维中、廖义华出动三千余人进攻龙角山张体学、吴林焕他们去了，后方空虚。我们当即决定抓住时机去抄田维中的窝子。果然，他窝子里没有军队，就是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我们缴了几十条枪。接着我们又打了傅家冲、茅家铺和谈家桥的廖义华驻地，还几乎把廖义华抓住。?
　　1942年是我作战最多的一年。一二月间反“扫荡”，三四月间反顽斗争，都是长距离奔袭；5月挺进鄂南，一直打到陆水河边；六七月间不断进行反“扫荡”和反击顽军的进攻。我四十一团指战员人人病了一场。有的是大病，有的是疟疾、疥疮，我是最后一个病倒的。追击廖义华回来后我高烧昏迷。同志们抬着我到大王殿太子庙后，我才醒来，才知道战斗取得了胜利，我们东西两路部队在这里实现了大会合。?

　　攻打廖义华不久，我就接到五师参谋长刘少卿的电报，点名要我和旅长吴林焕过江去黄冈林家大湾研究下一步行动。?
　　我带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同吴林焕各带两个班上路了。我们先走大冶湖那里的铁路，但不久就发现铁路被电网封锁了。我们只好沿铁路向铁山方向走；走了一段，还是过不去。于是，我们就地派出哨兵，把那个地方封锁起来，休息了一个白天，然后于天黑后走老路回到鄂大，又连夜走铁山南面过江，经陶店到了林家大湾。?
　　在林家大湾，我们研究了谈（家桥）、傅（家冲）、刘（仁八）的情况。大家认为，田维中、廖义华主动进攻我们，我们不能示弱，应当彻底解决掉他们，否则我们无法立足。于是，商量决定派师属特务团配合十四旅先消灭田维中部，张体学部队在江南率四十一、四十二团从龙角山出发攻打傅家冲，我们率特务团过江攻打谈家桥和傅家冲，约好8月2日两路部队同时打响战斗。?
　　8月2日战役发起后，进展很顺利，田维中部很快被我们消灭了，廖义华部也被消灭了大部分。

?鄂南游击战

    谈傅刘战斗刚结束，部队才休息了一天，国民党正规军就打来了。8月5日，九战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出动三个师和挺进军九个支队四万余人，兵分两路“围剿”我们谈家桥、傅家山、筠山、大王殿和西岭、挂榜山的抗日根据地。顽军铺天盖地，越过阳(新)通(山)公路、崇(阳)通(城)公路进入大幕山西岭挂榜山地区。对于这场战斗，大家有些议论，有的说打，有的说不打，最后决定我军不与王陵基部硬碰，主力撤回江北，留下我和特务团政委岳林率少数部队在鄂南坚持。?
　　当时，樊湖、梁子湖基本在我们手里。梁子镇是伪军成渠部占据的，乍州、长港、东港、三山、龙角山、谈家桥还在我们手里，但情况非常严重。因为顽军向沿江压过来两万多人，在咸宁西面还出动了一个师和王翦波土顽六个支队，好几万人压向咸(宁)通 (山)公路两侧和粤汉路边，像蝗虫似地席卷鄂南。?

　　我们留在鄂南的四十一团共五个连，两个连已零分散到各县去了。我手上只有三个多连，岳林带的特务团也是三个连。一共两个营的机动部队。我们以这些兵力为基础，组成了鄂南游击司令部，我为司令，岳林为政委，率部掩护主力向江北转移；吴林焕、张体学率十四旅主力往江北黄梅、广济方向转移；师参谋长刘少卿率特务团主力撤回黄冈。?
　　主力走后，我和岳林率部直插顽军后方，深入咸宁山区进行反顽斗争。不久，通山、阳新、大冶、咸宁等地的日军又出动三千余人进犯我山区和沿江根据地，与顽军配合夹击我军。从此，我们从反顽斗争转入了敌、顽、我三角斗争。?
　　1942年下半年，我鄂南新四军部队在三角斗争中是艰苦卓绝的。在几万敌顽夹击下，我军经常遭遇险象环生的环境。虽然如此，但我们仍在敌据点和重兵的缝隙中搞穿插、求生存，并伺机歼敌。我们经常白天隐蔽宿营，夜晚行军作战，几乎天天碰上敌人并打几次仗。那几个月我们是在山林中露营，有时宿营一次要换几个地方，以防敌顽突然袭击。?

　　当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加上夏季酷暑，我们所有的指战员都病倒了，我也不例外，病好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又得了伤寒，发高烧、昏迷，无法行动。岳林不愿把我丢下，让部队抬着我一起行动。我苏醒后，得知战士们抬了我一晚上，而且还几次遇上敌人，便很为部队的安全担心。于是，我对岳林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部队先化整为零保存
　　实力。你带部队回江北休整一段时间再回来，你们看行不行？”大家一致认为：我军集体行动目标太大，容易被敌发觉，不便机动作战。于是同意分散行动。随后，岳林带特务团去了沿江，不久又撤回江北。四十一团则化整为零，留下同地方武装一起坚持游击战争。?
　　四十一团化整为零时，对伤病员也作了安排。雷同派人把我送往咸宁柏墩日军据点的下面，让我隐居在维持会会长黄子英家中，还派了两位同志照顾我。我昏迷不醒，被抬去时我根本不知道。我在黄子英家住了三个多星期才痊愈，但头发掉光，身体很弱。?

　　还有一些伤病员被安排在西岭的一个山洞里。那里先后住过五批同志（共十多人），其中有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他们都带有枪。后来这些同志都遇害了。我们的人再去时，什么也没有了，连尸首也没收到。一看那个情况，就知道是特务所为。?
　　在几万敌顽夹击下，我军兵力有限，几乎没有插足之地，机动区域狭小，难以集中兵力作战，只能分散游击，组成3至5人小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同地方武装一起与敌周旋。我们分散后，敌顽很难发现我们的行踪，即使利用汉奸特务，偶尔侦察到我军的活动，也只能吃掉我小股力量，无法消灭我基本队伍。?
　　在与敌迂回的过程中，我们经常搞一些小型活动，如断绝日军据点的粮草，伏击顽军运输队，夜袭敌据点等，搅得他们不得安宁。这些小动作虽然不能直接击退顽军，但是可以起到离间日顽，打破他们的反共联盟的作用。川军王陵基部进攻我军时曾扬言：“不打日军，专打新四军。”我们就派那些“白皮红心”的人向日军报告，说“国军不让送粮草给皇军。国军大大的，我们不敢送也无法送”。由于我们新四军驻地分散，日军看不见我们。而几万国民党军队则在明处，他们到处抓人筹粮抢东西，奸淫掳抢，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日军弄不到粮草，就迁怒于顽军，抬出大炮轰击挂榜山和桃花尖区域的顽军驻地。王陵基的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王为了要保存实力，不敢得罪日本人，况且他那几万人还要吃喝，在敌后山区也无法久驻，因而日军一轰击，他找个借口于9月初把队伍撤走了。川军一走，我军主力又可以回来了。?

　　1942年8月10日，新四军五师为发展鄂南根据地而成立了鄂皖湘赣指挥部(亦称江南指挥部)，统一指挥我军行动。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和鄂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分别兼任指挥长和政委。川军走后，他们率特务团和十四旅主力及鄂南政务工作团再次渡江南下。他们在鄂城、金牛、保安一线歼灭伪军成渠一个大队后，进驻谈家桥地区。?
　　江南指挥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地理条件把鄂南划分为沿江和山区两片。沿江片由鄂南工委负责。鄂南工委是鄂南政务工作团内设的党委，归江南指挥部直接指挥。鲁明健任鄂南工委书记，吴师筑任副书记，下辖樊湖、鄂大、大鄂、阳大县委或县工委。鄂南政务工作团后改为鄂南政务委员会，吴师筑任主任，鲁明健任副主任，统一负责鄂南各级政权建设。这样，鄂南党政军的班子都有了。?
    山区片仍由我和李平领导的咸崇蒲中心县委负责，我们在山区活动。杨学诚政委率主力主要在沿江活动。他们一到那里就发动群众，召集绅士会议，搞统一战线，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声势蛮大。被我军打败的地方割据势力程金门也被团结过来了，他担任了阳大县政委会副主席和阳大人民自卫团团长。至1942年底，鄂南的党组织、民主政权和抗日地方武装都有较大的发展。?

　　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主要有二：?
　　一是在沿江。1942年11月间，日伪数千人“扫荡”沿江根据地。我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歼灭了成渠部一个营和部分日军。但是川军王陵基部很快就来了，他们出动五个团配合九战区挺进军两个纵队围攻筠山、龙角山、谈家桥和西岭挂榜山。我江南指挥部后勤机关和学校遭敌袭击，三十多名同志被俘，其中不少是女同志。为避免损失，我沿江部队主力撤到江北。杨学诚带了一个营和熊作芳、夏农苔等同志转移到梁子湖、樊湖一带。?
　　二是白茅山事件。发生在我们山区片，也是川军进攻时发生的。12月中旬，上级调我去黄冈任指挥长。当时鄂皖湘赣指挥部组织了三个下级指挥部。由熊作芳负责鄂南指挥部；我负责黄冈、浠（水）、麻（城）、罗（田）指挥部；黄全德负责蕲春、浠水、黄梅和广济(又称鄂皖边)的指挥部。我们三人都在各自区域内任指挥长兼政委和中心县委书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体制。我接到调令后，立即派人去找咸崇蒲中心县委副书记李平，准备交待一下工作再走，但等了两天他还没来。不能再等了，我便开始了行动，时间是12月12日。当时我身边只有一个四连和张进率领的粤汉挺进支队，还有铁路西梁子湖工委书记陈觉生率领的武装工作队和鄂南政务委员会主任吴师筑随我们一起行动，共两百多人，目标不小。国民党还在进攻，我们不能老驻扎在一个地方，就移防到了白茅山村。 在白茅山，我们分两处宿营。我带部队和电台住在白茅山；吴师筑和张进他们同我在一起。张进是粤汉挺进支队政委，他的部队驻扎在南面的梅花山村；驻梅花山的还有西梁湖工委书记陈觉生。白茅山和梅花山之间由一条狭长的山冲相连，两支部队可以互相照应。安顿好部队，天已黑了，但李平仍没有消息。次日（12月13日）凌晨，我派出游击小组，游了十多里路，查知大幕山没有顽军大部队，其他方向也没有敌情。但是到早上8点时，川军新编十三师五个团和挺进军八纵队方步舟的一个支队共七八千人，却从东南西北四路分别包围袭击我们。?

　　顽军一个连摸到我的门口先打响了。我守着门口打，将敌击退后，命令张进和四连政治指导员叶丛带一个排掩护机关和电台向梅花山转移，同行的还有吴师筑；令四连连长冯哲元带一个排迅速控制白茅山后山制高点；我自己则带一个排和我的警卫班控制东北方向后山制高点，抗击大海里方向两路来敌。战斗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估计机关已转移完毕，便率部从西北方向撤出战斗。与此同时，梅花山方向也遭到了敌人的进攻。张进、陈觉生和叶丛带领四连一个排和地方武装在梅花山冲口与敌顽强作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被迫后撤。陈觉生腿负重伤在丛林中隐蔽，其余人员则边打边转移。转移途中，吴师筑不幸被俘。在白茅山事件中，我方被捕牺牲了30人左右，参加阻击的四十一团保卫股长李新阵亡，西梁湖工委书记陈觉生受伤（3个月后他在麻塘镇养伤时被伪军熊彪杀害）。吴师筑后被押解到江西修水川军三十集团军司令部，他在那里英勇就义。?
　　尽管损失不小，但我们在战斗中摸索了开辟鄂南战场的作战经验。国民党的大部队来时，我们就把主力撤回江北，化整为零地分散游击。国民党大部队一走，那些日伪军、特务等地头蛇部队就容易对付了。日军兵力有限，情报来得慢，他们只能占据一些孤立的据点。我们则活动在广大农村，掌握游击战的主动权。廖义华、马钦武这些特务别动队也只有几千人，我们或集中兵力或调回主力逐步消灭他们。这些地头蛇一消灭，我们就发展了。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中立和瓦解成渠、周九如这些伪军就容易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不允许新四军在江南开展敌后活动。我们到了江南，他们的正规军就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主力实行骑江跳跃的战术，即国民党正规军来进攻，我们就转移；他们一走，我们再开进。?
　　1943年初，我们在鄂东鄂南被分为四、五两个军分区，集中兵力作战更加困难。只能分散坚持游击，鄂南的巩固发展也就慢多了。?
　　划分四、五军分区是杨学诚政委提出来的。1942年11月，由于川军的进攻，他随部队转移到樊湖后，面临严峻局势，他感到目前以大幕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还缺乏条件，便向师部报告，建议以大幕山梁子湖和江北浠水的中心区为分界线，把鄂南鄂东分为四、五两个跨江的军分区，实行长期坚持而不是发展的政策。杨学诚的这个决定把川军进攻给我们造成的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因为当时国民党九战区派一支部队长期驻扎在大幕山的可能性不大，更不可能紧贴敌后到湖沼地区来。

?驰骋大江南北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一年。日军为挽救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制定了所谓“对华新政策”，即以打通平汉线、粤汉线确保占领区为目的，大力扶持汪伪政权，促成汪蒋合流，实行以华治华，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后方，以挽救它的失败。这就使得中国敌后抗日战争形势更加严峻，环境更加艰苦。在中原地区，尤其在鄂南，驻鄂日军为贯彻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加强了对水陆交通线的控制，江上游弋的舰艇增多，公路沿线据点增密。日军还加紧了对我根据地的“扫荡”、“清乡”和“蚕食”，先后发动了春、夏、秋季三次大“扫荡”，尤以6月底至9月初的秋季“扫荡”最为残酷。?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奉行消极抗日的同时却加紧了反共活动，出动大批军特武装“围剿”我根据地，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年初，国民党军统特务武装别动队第六纵队盛瑜部，从江西进入鄂南，对我实行“驻剿”。盛瑜与特务头子戴笠是同学，素有“摩擦”专家之称。他任命马钦武为第一攻击司令、廖义华为第二攻击司令。马、廖两部是我鄂南军民的老对手。这年秋天马钦武部占据了我樊湖中心之木门、乍州，直接威胁我咸武鄂、武鄂、鄂大根据地；廖义华部则复进占谈家桥一线，使我东西两片根据地之联系被隔断。除这些特务武装外，国民党军队还利用日军各次“扫荡”的空隙，多次以正规军对我鄂东鄂南根据地进行“围剿”。我游击根据地常与敌犬牙交错，形成旋得旋失的拉锯局面。?

　　根据这种新形势，我根据地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根据地实行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大力发展县区乡武装，做到主力与地方武装紧密结合，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争取主动，伺机打击牵制敌人。这一时期，我军主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在各根据地之间跳跃回旋，南出北进，骑江作战。这种战术使我江南、江北、山地、沿江各地区的斗争相互呼应，互为犄角，鄂南斗争形势为之一变。?
　　1943年1月，我任黄冈指挥长，4月又接替熊作芳调任鄂南指挥长。我指挥的主力部队四十一团一共才五个连（四十一团在江北本来还有五个连，但后来被编走充实了其他部队，只给我留下营级干部）。我就带着这五个连的兵力一会儿在江南打几仗，一会儿又去江北打几仗。去江北时，我还要在鄂南留下一个连坚持，仅带四个连。我们在江北主要是参加五师主力反击敌伪和国民党桂系军队的进攻。在鄂南则是会合各县武装打击敌伪军和廖义华等顽军。所以我这几百号人既是主力部队也是地方武装。?

　　江北打的几仗都有点偶然性。第一次是国民党李品仙、程树芬的部队进攻鄂东根据地，他们从大小悟山、浠水、蕲春一直攻到长江边。方高坪、林家大湾、铁铺、陶店都被他们占领了。我率部队过江配合五师主力反击顽军。我军在浠水白石山歼灭了程树芬的挺进军第十七纵队。?
　　第二次是五师主力在鄂东作战，上级用电台调我回江北，说是去进行反顽进攻。五师主力几千人，包括十四、十三旅和特务团，领导人以师政委任质斌为首，还有十三旅旅长周志坚、张体学、熊作芳和十五旅旅长吴林焕等人。我过江时，他们都在林家大湾。见面后，我发现任政委脸色十分难看，说话也很紧张。一问得知，我军司令部刚刚遭到顽军袭击，丢了两部电台，顽军大部队现还在伺机围歼我们，形势很严峻。我说，你们走吧，我熟悉地形，我来掩护。任政委决定留下熊作芳同我一起作战。我俩就带着四十一团四个连，掩护五师主力向东转移。待掩护任务一完，我们也迅速撤到了陶店。?

　　我带部队回江北时，也同桂系军队打了一仗。当时陶店、铁铺这些沿江城镇已被敌人占领，我们只能顺着长江堤走。部队走到黄州和团风之间时，桂系军队的重机枪突然从侧面向我们扫来。我骑的骡子被打得到处乱蹦，两名战士牺牲，一名受伤带彩。我当即命令部队占领一个干湖上的土丘，背水还击（我军两侧，一边是黄州，一边是团风，没有退路），我们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打退顽军多次进攻，我军阵地前布满了尸体。夜幕降临，敌人只好退却。我集合部队，到了王家坊。?
　　在鄂南，我军也是采取渡江作战的方式。1943年5月，马钦武和廖义华联合进攻我鄂大根据地，战领了樊湖。熊作芳回江北调任四分区司令。我由黄冈指挥长接替他任鄂南指挥长。那天早上，我带四连过江交接，在鄂大与熊作芳会合。天亮后，我带一个班，熊作芳带一个班，还有四分区副主任余潜和一位排长，一起去前面看地形，不料被顽军廖义华部发现。他们死命攻击我们。我和那位排长站在一起，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一摸没有血，只有一个枪眼。我说你带彩了，话音刚落，他就倒下牺牲了。顽军这时正在向我阵地猛烈攻击。我让熊作芳和余潜去我们后面那个山上调四连上来，我则在这里组织还击。我的警卫班战斗力很强，顽军始终攻不动。四连由指导员叶丛带领，战斗力也很强。顽军看到我们有条不紊地还击，还增加了兵力，知道遇上了新四军正规部队，不好对付，只好放弃进攻向对面山上溃逃。敌人一跑，熊作芳夺过重机枪就打，实施远距离射击，吓得顽军像放鸭子一样四处乱窜，山上有草有木，跑又跑不动，狼狈得很。由于那里地形复杂，我军没有追击。?

　　骑江作战时我们多次遇到过这种遭遇战，一过江即接火，我军背水作战，回旋余地小，处于不利地位。但敌我双方都不清楚对方底细，这种场合就靠勇敢。我军指战员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沉着镇静，在每次狭路相逢中，都能取得胜利，表现出优良的军政素质。?
　　6月份，四、五军分区合并，为我军握起更大拳头打击鄂南日伪顽创造了条件。同年6月、9月、11月，我军三次南渡长江反击马钦武、廖义华部的进攻，取得了较好的战绩。?

　　第一仗是我和张体学各带一个小团渡江，反击廖义华、马钦武顽军侵占我鄂大中心根据地麻洋垴、富家坳。我过江时碰上了廖义华的长江巡逻分队。廖部在南岸堤上封锁江面，我军以木船强渡成功。我军进攻富家坳时，顽军还在睡大觉，我们消灭了马钦武一个大队和他的司令部，缴获电台两部，俘敌三百余人。我继续攻麻洋垴，顽军固守工事顽抗。下午3点钟时，我们决定撤出战斗回江北，我带两个连留下掩护，张体学率主力趁白天先行过江。主力过江时，顽军却溃退了。我派出两名侦察员通知张体学，说顽军溃退了我就不走了。接着我率两个连尾追顽军打扫战场。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收复鄂大的胜利。?
　　第二仗是我率部和鄂南地方武装打的，也是以少胜多。马钦武部进驻乍州，等于在我心脏插了一刀，而廖义华侵占谈家桥，则又扼住了鄂南山地咽喉。大幕山已被他们控制了，我沿江与山区的根据地被隔断。我们在沿江只剩下了樊湖这块地方，还经常受到马钦武的扰乱。我主力部队在江北与日伪顽作战，马、廖两部却趁此机会在鄂南为非作歹，捕杀袭击我地方干部，我们的活动处于不利的地位。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集中鄂南武装狠狠教训一下他们。?

　　9月的一天，我带领一个连从王家坊出发，渡江到鄂大会合了鄂大工委书记王表的一个连。这点兵力不够，还需会合咸（宁）崇（阳）蒲（蕲）山地武装。为了避开武鄂马钦武骚扰地带，我和王表带部队返回江北，入夜由张渡湖汪家集再次乘船南渡。战士们在船上休息了个把小时，上岸后从葛店和新店之间插向覃公庙、北嘴，再乘船过湖到保福祠。战士们在船上又休息了三个多小时。天大亮了，在保福祠吃早饭。雷同他们当天下午陪我们到了咸宁余花坪，与李平和汤楚英带的两个连会合，一共四百来人。?
　　会合后，我们从余花坪出发，经过两天一夜急行军，绕到了大幕山东北面。再往北去就是廖义华的后方。我们走一路打一路，把廖义华设在大山大岭的兵站、联络站、三青团、政训班一起收拾了，捕获了一些俘虏。我们一直打到谈家桥南面的傅家冲。吃完晚饭后，趁夜色兵分两路。一路由汤楚英、王表带三个连从茅源铺、安然侧面向东打，直奔廖义华司令部驻地岩刘；一路由我和李平带一个连和警卫班从傅家山上往下打，切断廖的后路。汤楚英、王表他们十分厉害，一下子就突入了廖义华的司令部。这时，廖义华和他的姨太太还正搂着睡觉呢。敌人四处逃窜，我军夜袭成功。廖义华的姨太太被我们抓获了，廖义华本人也被抓了，由于我们不认识他，被他混在士兵中溜掉了。?

　　我和李平这一路攻打傅家山。山顶上有个军事哨，很快被我们解决了。我们接着向谈家桥方向发展，打到狮子头时，进攻受阻。那个山很高，山顶被一股打散的敌人占据着，他们有百把号人凭地势顽抗，我派五连进攻，结果久攻不下。我的警卫班长叫嘎子，他对我说：“政委，我去打，非打下它不可!”这家伙真勇敢，李平用一挺机枪在那里打掩护，嘎子则带警卫班绕到敌人后面攻上去了。他们几个手榴弹一甩，又用刺刀捅死了几个敌人，其余的顽军就溃逃了。下午，我们两路人马会合了。这一仗打得漂亮，我们四百来人的队伍，端掉了敌人一千二三百人的司令部，挖掉了廖义华部的心脏。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牺牲了六连指导员和两名战士，一人带彩。六连指导员叫张高升，樊湖人，曾任樊湖区委书记，精明强干。
　　在返回余花坪的路上，被我们抓到的国民党政训指导员乘我们的战士不注意溜了。这家伙把我们兵力不多的情况，回去一报告，把廖义华气疯了，他很不服气。第二天，廖就又率部队来追，一直把我们送到余花坪。在那里我们又揍了他们一顿才退走。廖部这把盛瑜插在我们向大幕山发展咽喉上的一把刀，终于被我们拔掉了，我们松了一口气。?

　　11月攻打上下倪村马钦武部，是四分区司令江洪岳(刘少卿的化名)组织的。当时集中了四十团、四十一团的主力九百余人，力量较强。江洪岳临时指定我任参谋长、夏农苔任政治部主任。那次战斗，我军消灭了马钦武一个大队，俘虏了马部大队长孟昭厚。我军伤亡也不少，四十团政委郑铎和科长任子衡等带了彩。?
　　这一时期，我军主力的作战特点就是江南江北来回跳跃，长途奔袭，打得主动、灵活。
　　这一时期，鄂南的地方武装，为巩固和发展鄂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转战大江南北的兄弟部队支持下，留在鄂南的四十一团与地方武装，组成了鄂南抗日游击总队，在李平、汤楚英领导下，和各县武装一起，对日伪开展了斗争。他们分散以进行麻雀战，集中以突然袭击敌人，隐蔽以做群众工作。鄂南地形复杂，且被日伪严重分割，敌据点林立，密如蛛网。因此，小型武工队、游击队能顶大用。至1943年底，鄂南的小型武装，已由早期遇情况即被迫转移，转变到应对敌人主动灵活，进退自如。?

　　鄂南地方武装还深入到了武汉南郊，曾两次打进武昌日军据点流芳岭，并先后两次袭击敌重兵设防的武昌、青山一带。特别是第二次奇袭青山飞机场，捣毁警卫机场的伪保安大队部，使武汉之敌震动很大。为此，日本侵略军在武汉戒严数日。?
　　伪咸宁县自卫团团长熊彪，一贯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牵制我军。其团部驻地窑嘴，三面临水，并有日军驻防。我军对窑嘴及其邻近据点甘棠阁，同时进行突袭，给予了沉重打击，并把甘棠阁的碉堡烧毁。在沿长江一线的粤汉铁路线上，湘赣和湘鄂公路上，许多日伪据点不断遭到我军的袭击。遭我军袭击的日伪据点还有武昌的青山嘴、土地堂、仙人山、保福祠，鄂城的燕矶、碧石渡、泽林、华容，阳新的三溪口，大冶的石灰窑，蒲圻的茶庵岭、黄龙，咸宁的小龙潭、马桥、潜山、窑嘴等处。在我军打击下，有的日伪据点被拔除，有的日伪碉堡被烧毁。此外，我军还在各地多次成功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扫荡”。?

　　为了打破日伪对根据地食盐的封锁，我军采取有力行动，予以反击。当时在沦陷区，敌实行计口售盐，以图控制老百姓和游击队。其时斤盐贵过斗米，人民不堪忍受这样的残酷掠夺。我鄂南总队抓住时机，夜袭咸宁小龙潭敌据点，抓来日本某垄断公司军商及翻译各1人，并缴获手枪3支、步枪5支、军马3匹、俘虏伪军3人。日军为此进行搜索“扫荡”不能得逞后，不得不派员与我谈判，答应我方条件：首先不提高盐价，并送来机织布200匹、球鞋500双、西药一批、食盐若干担，还有一大笔日钞。这名日商经我教育释放后，还暗中送来我军需要的军用地图和望远镜。?
　　日军霸占我国著名的大冶铁山、下陆铁矿后，迫使中国战俘和劳工加紧开采。我军与矿区劳工里应外合，两次组织暴动，解救出中国士兵和劳工二百余人，致使铁矿一度停止开采。这一行动，打击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

　　我小型武工队、游击队，利用人熟地熟条件，神出鬼没地在敌据点周围活动，牵制敌人，侧击敌人。我们把抗日的标语刷在武昌珞珈山日军华中大本营，把税卡设在武昌市区八铺街。我们还进入敌据点，惩办死心塌地为敌人办事的汉奸、特务。在武昌和鄂城地区，就有一些维持会长、日伪侦缉队长、坐探、保安队长等被我武工队手枪队在其据点内就地镇压，同时我们还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宣布这些人的罪状。对此，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活跃在长江沿岸和金水沿线的武工队，经常相机打击日军汽艇，或化装成渔民、船民，截击日军水上运输差船、夺取物资。?
　　民兵是根据地最好的内卫军。如咸武鄂的保福祠区，距敌据点很近，该地设有我军医疗所、修械所，是我大部队的休整地。无论白天黑夜，民兵们都坚守要道，监视敌人，发现情况马上像古代驿站一样接力飞奔，向我军报告。汉奸、特务密探如进保福祠，多是有来无回。日军惊呼：“保福祠睡在摇篮里的娃娃都是新四军！”?

　　我党我军在鄂南十分注意做统战工作。杨学诚、张体学、夏农苔等同志曾在鄂南亲自召集有影响的人士开座谈会，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争取他们与我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各县(工)委负责人，对自己辖区内的开明士绅、进步知识分子，经常登门拜访，和他们促膝谈心，以诚相见，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府。我们的工作收到了效果，这些开明士绅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经常为我们联络友军、传递书信，帮我们瓦解日伪，为我军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地方人员的伤病员，安排我来往人员食宿，紧急时护送我工作人员通过敌据点。如鄂城的谢司农老先生，帮我们策动段店伪保安队长反正；咸宁县马桥区的钱仲衡先生，是当地有名的士绅，他十分钦佩我党我军，常对我们说：“你们的政策好，军纪严明。”在敌人“扫荡”时，他在大山岭一带村庄，积极为我们安置和治疗伤病员，使大山岭一带村庄成了我军可靠的后方。?
　　我党我军在鄂南争取敌伪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我们除在根据地的基本区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外，还在设有日军据点的城镇，如武昌山坡、金水闸，鄂城县城、樊口、华容、葛店，嘉鱼陆溪口，咸宁马桥、郑家嘴，崇阳石城湾，蒲圻茶庵岭等地的日伪联保处、维持会内培植我们的眼线。有些伪人员经过我方工作后，变成了“白皮红心”，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军经常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和掩护，并通过他们采购西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我武汉地下交通站，就常用马桥伪乡政权的公章，给我们进出敌据点的侦察员、交通员开路条、办“良民证”。不少敌据点有我们的内线，敌人一抬腿，我们就事先得到情报，甚至日军营垒内也有人为我军工作，如武昌山坡敌据点里的翻译林柏(朝鲜人)就与我军有联系。因此，山坡敌人一出动，驻在咸武鄂的我军就知道了，我们或打或走，主动权全在自己手里。我们还大力做瓦解伪军的工作，动员伪军家属，母教子、妻劝夫，让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就使日军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被动挨打。?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敌强我弱，斗争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建立多点的小游击根据地，对敌人实行小包围，孤立敌人小据点，使敌人后方变成孤立无援的前方；以小包围成大包围，以小封锁反大封锁，就能积小胜为大胜。这是我们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胜利的途径。?
　　我根据地内的船民、渔民，在我新四军五师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长江北岸，从黄冈至广济；长江南岸，从武昌至阳新的滨湖，成百成千的船户，常常是全家出动，舍生忘死地支援我军。特别是黄冈长圻寮，鄂城池湖港等地的船民，无论酷暑寒冬，白天黑夜，无论大小部队渡江，只要我军一声召唤，即按时到指定水域待命，冒着危险，或送我军出征，或渡我军转移，与我军结下生死情谊，他们中不少人还为抗日斗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一次过江，一条船被敌艇击沉，船民把船板推向我军营长胡坚，而他自己则顺水漂浮，不顾生死。他们还常常千方百计逃避日伪拉差，宁可把船只沉入湖底，也不出差。1943年春天，敌人“扫荡”樊湖时，我鄂大县武装指挥部和三山岛船民被围困后，隐蔽于湖中芦苇荡里，任日伪军炮击、轻重机枪扫射，伪军疯狂叫骂，威胁船民把船划过来，船民不为所动，置之不理，十分坚定沉着，从拂晓一直坚持到黄昏，日伪军无奈，只好悻悻收兵。

?堵上最后缺口?

　　在1942年和1943年的艰苦斗争中，我们不但保卫和巩固了鄂南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并还在反“扫荡”、反“围剿”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斗争的领导骨干，培养了一批能文能武的军政干部，发展了一批能够联系群众的共产党员，部队也锻炼成既能打游击战，又能打运动战的劲旅，有了开辟新地区的力量。?
　　1943年底，鄂南的形势已经稳定下来。尽管马钦武还占着梁子湖和乍洲，但是他们处于守势，不敢为非作歹。日伪军已没有力量搞“扫荡”了。九战区的王陵基按照蒋介石的意图，静观日军的动态，也比较平静。这时候，新四军五师也没有统一行动，而是忙于根据地建设。我当时在黄冈王家坊，就主要考虑利用这个机会，会同鄂南地方武装发展嘉（鱼）蒲（蕲）临（湘）地区。?
　　嘉蒲临是粤汉路西的一块狭长地带，隔长江与我襄南抗日根据地，即第三军分区相望。当时，这一地区尚在日伪土匪特务武装控制之下，是我五师战略包围武汉的最后一个缺口。开辟嘉蒲临地区，不仅能使驻武汉的侵华日军完全处于我新四军五师的战略包围之中，而且也使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有更可靠的依托。?

　　五师的这个战略意图早有了，现在条件已经成熟。1943年12月，我带了两个连过江去挂榜山，与李平、汤楚英、张进、雷同等同志策划开辟嘉蒲临地区。?
　　李平、汤楚英领导的部队当时称鄂南游击司令部，其实只有两个连，是原来四十一团的部队。李平、汤楚英分任政委、代司令。见面后，我对他们说，我们要组织一次到嘉蒲临的行动，以便同洪湖三分区打成一片，现在是个机会，你们看怎么样?他们说，你下决心吧，我们都同意。于是，决定先让李平派两名侦察员去嘉蒲临看一看。?
　　这两人去了一趟，把伪和平救国军三师，挺进军八支队、九支队、十支队，土匪和日军驻在哪里、实力如何，了解得一清二楚。其中一位侦察员回来时在铁路边上碰上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两人对面走着，那特务一看光景不对，抢先开枪了，打在我们侦察员的肚子上面。这位侦察员扑上去就是一巴掌：“你还不缴枪？”并顺势把敌的人枪夺了下来。那特务一愣：打中肚子，怎么还没事儿?吓得他扭身就跑。原来那一枪恰好打中侦察员腰间的驳壳枪，没有伤到身体。?

　　情况摸清后，我们决定在泉塘畈过阳历年，同时动员部队准备路西行动。?
　　1944年1月3日，我们会合张进率领的地方部队共五百多人，由两名侦察员带路开始行动，在中伙铺过铁路。铁路是特务和日军的天下，我们过铁路时，那些完备队就吓得躲在碉堡里。他们还胁迫一些老百姓打锣敲梆子喊：“新四军来了，新四军来了！”这样一来，日军就拼命打枪，但我们还是过我们的铁路，仅派了一个班堵在中伙铺阻击日军。那天晚上，我们用了个把小时才跨过铁路，部队没有伤亡。?
　　当天下午和夜行军，走了一百多里，才到达张家湾造饭吃。1月5日中午，部队行进到蒲圻嘉鱼公路上的董家岭，时又碰到了由嘉鱼去蒲圻的日军，还同他们打了一仗。我军把日军压在山岭下面，敌人伤亡惨重。那时日军是秋后的蚂蚱，战斗力不强。而我军则士气高昂，汤楚英居然还在那里喊“抓活的……”日军溃退了。这里离蒲圻县城不到十公里，我军也不恋战，继续前进，战场也未来得及打扫。后来我们的九连在剿匪时，发现洞里有我们丢在董家岭战场上的枪支，这才知道战场是日本人打扫的。?

　　离开董家岭后，第二天晚上，部队在咆哮岭宿营时，又遇到了前来阻击的伪和平救国军三师。该师师长刘尔顺是我军手下败将，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这一仗后，他立即跑回据点固守。?
　　1月6日，我军攻打了驻在嘉鱼左家畈的挺进第十支队王翦波部。我们伪装成他们的友军，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缴了几十条枪，捉了几十个人。?
　　1月7日，部队过陆水河时，又与埋伏在那里的挺进军第八支队遭遇。我军勇猛无比，冲破了他们的阻拦。接着，我们又攻打了太平口。太平口还是挺进军第八支队那股顽军守着。汤楚英亲自带部队去攻，李平组织掩护，打死了顽军的副支队长，占领了太平口。太平口是黄盖湖的出口，位置重要。以后我们转过头来，打了小柏山。过余家桥的河后就到了临湘地界。?

　　从1月3日过铁路起，我军500人连日作战，走一路打一路，缴获俘虏虽不多，但势不可挡。我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打出了我军的威风。为了扩展我军战果，李平带两个连横扫驻黄盖湖的日伪军；九连被派去剿匪；张进、汤楚英则展开地方根据地建设工作。?
　　这时候，我发了一个电报给李先念师长，把我们在嘉蒲临七八天的行动作了报告，并请江北派部队支援我们——这样就可以把三、四两个分区连成一片了。李师长的回电很快，说已电令三军区拨洪湖独立五团过江归我指挥。因独立五团不熟悉江南情况，我们商定由我过江接独立五团来鄂南。?
　　1月22日，我带了一个加强班和三名侦察员共二十多人去洪湖曾家台一带迎接独立五团。临走时，我向李平交待，要他们抓住时机肃清残余土匪和伪军，在小柏山一带发展根据地。

　　我们一行从赤壁西侧过江，夜宿新堤。街上的维持会看到我们是新四军，马上搞来一批烟酒鱼肉欢迎慰劳我们，我们拿也拿不完。新堤驻有日军，维持会的人就放风说“罗司令来了”。其实，我并不是司令，我们总共也只二十多人，但由于我们来嘉蒲临的那几天打出了军威，声势很大，日军动也不敢动。维持会还对日军说，罗司令路过这里，如果你们放枪就会歼灭你们。这帮日军倒也十分听话，他们躲在离我们宿营的河东街仅一百多米的碉堡里一动也不动。在新堤，我们吃得好，睡得也好，就算是过年吧！过两天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了，我真的睡着了。睡到下半夜，我突然惊醒。长年的紧张生活，养成了我不敢睡通宵的习惯。我起来看看，天一抹黑，还下着毛毛雨。我决定立即出发。这时，维持会还有人没有睡，他们送了我们许多糖果、熟食、香烟。我们叫了两只船，大摇大摆地荡着船离开了这里。?
　　北风呼呼地吹，我们的船穿过洪湖的滔天白浪，下午就到了洪湖三分区独立五团的驻地。接待我的是团长青雄虎和团政委李蔺田。洪湖地区很富裕，他们对我们很热情，送鞋子给我们，布鞋、草鞋都有；吃的是鱼、肉、酒。只是有一件事令人遗憾，就是李师长的电报，他们虽然接到了，但由于部队都分散到各地活动去了，一时集中不了；本来就只有五个连的团，能集中的只有两个连。洪湖独立五团团长青雄虎，我在汈汊湖区四团队任政委的时候，他是第二营营长。我说：“有两个连就带两个连吧！”就这样，我和青雄虎带着两个连先走了。之后，他们又赶来了一个手枪队。江南江北三、四军分区搞成一片后，大家都很高兴。?

　　1月24日是农历癸未年除夕，虽然是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还是按着习惯贴上了对联，在家吃团圆饭。我们一行二百多人，绕过新堤，迎风傲雪急行军至乌林、黄蓬山。乌林、黄蓬山与赤壁山隔江相望。黄蓬山当年可能是绿林葱葱的山峰，如今已淤积成一个黄土包了。它是三国时黄盖诈降曹操，以及诸葛亮、周瑜用火攻计打败曹操几十万人马的地方。我们乘船过江时，正遇上了大雪一团团、一卷卷地飘个不停。我们从江北到江南是顺风相送，所以过江很快。?
　　船靠岸，在江边迎接我们的有张进、李平、汤楚英等诸同志。?
　　江南、江北两处的部队分别住宿在赤壁山下一个仅有几家茅棚的小镇上和临近的村子里，大家并在赤壁庆贺新春，我们还临时搞了一些节目，如沔阳花鼓、莲花落、三棒鼓、蒲圻山歌、马陵花鼓戏《王大娘补缸》以及嘉蒲的打夯歌等。大家围着用芦苇和木柴烧的火堆旁，唱的唱，拉的拉，不用道具，不需化装，搞得乐呵呵的。外面的鹅毛大雪下得正紧，七支队、八支队和陆溪口据点里的日军都躲在他们的巢穴里，动也不敢动，我们也没理他们。老百姓见了我们这支乐呵呵的军队和在嘉蒲两县陆水河岸颇有名气的张进同他们一块过春节，十分高兴，他们都来了。我们借此机会做了些统战工作，交了些朋友，赤壁山的武侯宫和凤雏庵的道士、道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他们带我们参观了赤壁庙宇。?

　　小柏山与大岩山隔陆水遥相对峙，中有一宝塔山，山顶有一宝塔，这里山水相连，回旋余地较大。如果发展了小柏山一带根据地，就可以控制陆水河下游，截断蒲圻日军与长江的水上交通，逼近日伪军据点车埠。1月26日（农历甲申年正月初二），风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我们来到小柏街上，部队宿营在小柏山街上和周围村庄。小柏街当时也只有几个几丈长凉亭式的店铺，我们到达后，那里一下子变得很热闹了。1月27日，为庆祝鄂豫军区第三、四军分区的汇合，我们在小柏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请一些群众和当地开明绅士保甲长和我们一起开座谈会和会餐。李平、张进虽然用了化名，但他们一开口说话，人们就知道他们是蒲圻人。特别是张进，群众中很多人认识他，在当地颇具名气。张进向到会人介绍了我的身份，我也在会上讲了话。?
　　当天下午，加强了警戒哨以后，军民欢聚在一个大禾场上。那天太阳暖融融的，部队自拉自唱，各连队还互相拉歌，后来发展成洪湖五团和四十一团拉歌。歌声、掌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我们的乐观情绪给他们很大鼓舞，大家对抗战必胜充满了信心，而且认为这一天也不会远了。?

　　这以后，正式恢复了以张进为首的嘉蒲临工委，又组建了嘉蒲临游击支队。部队分散到周围地带去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织武工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沿长江南岸，上自篾洲太平口，下至石矶头；沿长江北岸上自乌林黄蓬山，下至新滩口，都有我们的人活动。我们在赤壁，小柏山等地成立了乡政权，组建了武工队，在大岩湖畔新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张进在那里活动，建立了沙湖棚、仙人洞、左家畈、哮咆岭等武工队。?
　　我们的一部分主力过太平口，沿长江向上发展，在临湘来风岭、湘潭一带，击溃了向我们进攻的挺进军第七纵队王翦波部一个大队；在篾洲墩家大屋驱散了十来个不抗日、专扰民、挂着嘉鱼县政府牌子的人。同时，派人打入了日军据点陆溪口，争取了陆溪口的维持会、保安队，他们向我们上交税款，为我们提供行动方便。当时，嘉蒲临地区上空是盟军飞机与日军飞机的交战区之一，经常有飞行员跳伞降落在那里。张进他们就曾救护过一名美军飞行员，俘虏过一名日军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后来都被送到重庆去了。

?血 战 赤 壁?

　　我军在嘉蒲临的行动震惊了国民党，躲在崇阳高枧的九战区挺进军六纵司令熊铭缨，带领挺进军七、八、九、十等四个支队，与七纵王翦波部配合，在王陵基部情报处军统特务的监督下，共三四千人来围攻我们。?
　　这是1944年3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部队在洪湖太平口一带整休，当地人民送来鱼肉慰问我们，大家喝了酒，吃了肉。两个多月的奔波，我实在太疲劳了，当天晚上，一倒下就睡了。次日凌晨，一阵枪声惊醒了我。仔细一听，是“三八”式的枪声，来自太平口方向。我以为是日军来进行“扫荡”，因为前两天有情报，说蒲圻车埠、嘉鱼、陆溪、临湘以及洪湖新堤的日军要会合“扫荡”我们。太平口的江北就是新堤，敌人过来十分容易。好在我们的部队已集中在易于转移的村庄，作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所以我一点也不紧张。听到枪声后，汤楚英派六连迅速抓了两个鬼头鬼脑的人，一审问才知道是顽军七纵王翦波部的人，他们也有“三八大盖”。这两个人还招供：顽七纵正从西面太平口向我进攻，顽六纵则从小柏向太平口和赤壁山方向朝我们逼过来。当时我军只有五个连(另有一个连已派出剿匪)，每个连只有七八十人，加上部队机关，也只五百人左右。而顽军六倍于我，且是从东西两面向我合围。情况紧急，我军背后是长江，只能沿江顺水向赤壁转移。?

　　我带主力和机关顺江而下向赤壁疾进，左边是大江，右边是江堤，堤内有稀落的村庄和沼泽地。走了二三十里，带机关走在前面的张进突然不走了。原来，他发现我们前进的目标赤壁山上有三堆火。他说：“赤壁山上有三堆火，可能是顽军的指挥机关。”我立即找来青雄虎和李平说：“今天要同顽军见个高低。你们两人各带两个连沿堤脚前进，一个打左堤，一个打右堤，坚决冲垮顽军的阻拦。”突击部队行至九毫堤时与拦阻我前进的顽军八支队打响。我军一阵猛攻，将顽军击溃，俘敌二十余人，缴获了一些枪支。顽军随后进入一个村庄——垸子洲，凭借一家地主坚固的青砖瓦屋和围墙顽抗。李平命令一连副连长带一个排从堤内包围这栋房子。那个排进入堤内后便用手榴弹和枪榴弹猛攻顽军。一颗枪榴弹落到我身边爆炸了。我捡了一块弹片给李平看，原来是我们大悟山制造的，效果不大，炸开也就是那么两三块，我还没带彩。我们攻坚虽然缺乏有效武器，但是打得很猛，炸死炸伤顽军十几个人，顽军顶不住了，开始溃退。这时，顽八支队调来部队增援垸子洲顽军。我当即决定不再恋战，命令主力甩开顽军继续前进，但进入堤内的那个排被顽军增援部队包围了，部分战士阵亡，其余受伤人员均被敌杀害，李平的警卫员也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冲垮敌人拦阻后，我军立即占领了赤壁山，山上的顽军见势不妙溃逃了。赤壁山后面不远是陆水河。陆水不宽但很深，没有船过不去。在这里，我们准备背水凭险与顽军决战，准备他们几千人围攻我们。果然，我们刚站住脚，周朗嘴方向就来了追兵。汤楚英率一个连，出其不意，冲下山去，一个反攻，顽军就像受惊的野鸭扑扑地飞走了。?

　　赤壁之役后，我们决定过陆水河。张进来到河边，向停泊在那里的船民说明情况，船民听说新四军要过河，顷刻之间就来了几十条船，船民们用船搭成浮桥，让我军迅速地到了陆水东岸的界石。陆溪口驻有日军，我们就在离日军据点一里左右的地方宿营。维持会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和慰问品，他们还告诉日军不要乱动，日军果然不敢乱动。?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两晚，并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李平、汤楚英、青雄虎和张进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让我拿意见。我说：“我提出三个办法，即上、中、下三策，供你们选择。上策是我们打顽军背后小柏山，来个反击，粉碎顽军的合围；中策是我们绕到铁路南，奔袭羊楼洞王翦波部的后方司令部，迫使他们撤退；下策是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主力暂时撤出嘉蒲临地区休整，下次再来，搞拉锯战。如果取下策，我们就猪八戒取经一一散伙，各走各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开辟嘉蒲临不能一劳永逸，第二次可以再来。”?
　　结合上、中、下三策，大家研究过来研究过去，都不想再打了。这也是实际情况，我们部队很疲劳，打了两个多月，天天作战，就那么几个人，越打越少，得不到休整补充。勇敢的先被打死了，补充的俘虏也跑了一些，还有两名班长，把枪就地一放也跑回江北了。汤楚英反映，他们走时还留下一个条子，说前两任班长作战勇敢，都牺牲了，下次战斗轮到我俩了。鉴于这种情况，大家都主张采取第三策，下次再来。就这样统一了意见。?

　　我军自进入嘉蒲临以来，虽所向披靡，但毕竟孤军奋战，力量有些不够。当时江北、路东都比较平静，就是嘉蒲临地区天天打个不停。由于长期得不到休息，我军已十分疲劳，急需休整，不能在这里硬顶；况且开辟新区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次成功，需要反复做工作，不能性急。?
　　于是，我们决定主力撤离嘉蒲临，嘉蒲临工委在原地坚持游击战，青雄虎带独立五团回洪湖，我们带鄂南部队去西岭挂榜山。临行前，我对嘉蒲临工委书记张进说，你留下游击小组，先同青雄虎一起过江北，等平静以后，看情况再回嘉蒲临；这里是你的家乡，要放灵活一些。?
　　安排撤退的事搞了一个通宵。天亮后，青雄虎和张进先走，在陆溪口过江。第二天晚上，我和李平、汤楚英带着四个连，越过铁路，回到西岭挂榜山。接着我又带部队返回鄂东，行军几百里，到了陂安南根据地。?

　　这时（3月初旬），我被调任四分区副政委。李先念师长要我汇报鄂南情况。汇报时栗再山和张体学也在场。我没有准备，但对情况非常熟悉，于是便就地方工作、敌情、根据地和我军行动等，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李师长很满意。他说，你的那个三策啊，最好的还是第一策。我说，是呀，但也不好说，大家都搞得很疲劳；如果我们当时打了顽军的后方，也不能巩固嘉蒲临，只能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守势。?

迎送南下支队

　　1944年下半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驻在鄂南的日军士气低落。此时正是鄂南大发展的好机会。我虽然已调任四分区副政委，然而大部分时间仍在鄂南工作。1944年7月的一天，我和鄂东地委组织部长蔡承祖接到去大悟山听鄂豫边区整风总结报告的通知，到那里时，边区正在开总结会。会上，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同志讲了话。他们讲的时候我还没有到，我去时其他同志正在发言，我边听边用笔写了一个一两千字的发言稿。蔡承祖把我要发言的事告诉了李师长，还说我准备了2000字的稿子。这时，我就不想讲了，心想人家搞整风总结，我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不好，后来也就没有讲。会议结束后，李先念、郑位三和陈少敏三位领导人找我和蔡承祖谈话。我将鄂南敌后斗争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并提出了应该发展，且完全可以发展的观点。我说，我们兵力虽然有困难，但只要有两个小团也行；我还提出了发动群众、瓦解伪军的种种作法。我讲了个把小时。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三位同志十分赞同我的观点。郑位三作了具体答复，他交给我“建立与巩固鄂南桥头堡”的任务，要求我们要隐蔽，要避免频繁战斗，要保存实力，要多备一些钱、粮、衣服、布匹等物资。他还说，我们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以暂不发展。我性子急，等郑位三一说完，就问李师长：我们是不是要迎接大部队向南发展？李师长明确地点了头，也就是不完全公开地告诉我了延安统帅部的意图：敌进我进，沿粤汉铁路向湘粤发展。我们回到鄂东后，即向张体学等地委同志传达了“建立与巩固鄂南桥头堡”的任务。

　郑位三（中）、李先念（右）、陈少敏在大悟合影

　   不久，鄂南中心县委书记鲁明健调边区大悟山整风班学习。边区党委指令我回鄂南兼中心县委书记、指挥长和政委，这也是1944年7月份的事。根据上级隐蔽、保存实力，多筹集物资，扎扎实实地建立与巩固好鄂南桥头堡的指示精神，我们改变了过去那种跳跃式、大拉锯式的作法，更加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组织群众，做好瓦解日伪的工作，以巩固我们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广辟税源，增加财政收入。与此同时，还在环境较安定的鄂大，组织群众丈量土地，使公粮负担更趋合理；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南下支队来，我们交给他们了好些银元和成担的钞票。?
　　在咸崇蒲山地，我们留下了一些小型的武工队；把目标较大的队伍都拉到了鄂大沿江和江北。当时建立鄂南桥头堡的任务是保密的。一些同志对回江北想不通，说正是大发展的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咸崇蒲啊?后来他们才理解，如果把他们这些“山大王”都搞掉了，就没有人给南下支队提供情报和当向导了。本来，这时如有两个小团就可以敲掉马钦武、廖义华、周九如、成渠这些反共顽伪的，但从大局出发，我们没有那样干，又让他们和日军猖狂了一阵子。?

　　这一段时间里，咸崇蒲和阳新、通山等大幕山山地武工队也迅速得到发展。在嘉蒲临地区，张进领导嘉蒲临工委——有段时间称汉(阳)沔(阳)工委和汉沔支队——以嘉鱼沿江两岸为依托，与金水工委协同动作，为部队南下做了打基础的工作。?
　　1945年1月27日，八路军南下支队、即著名的三五九旅，在王震、王首道等同志的领导下，抵达大悟山，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南下支队有两个团和一个独立营的兵力，另外还有随军南下开辟工作的三个干部大队，共三千多人。两军会合后，鄂南部队和南下支队合编，分为东西两路横渡长江进入鄂南。东路部队是主力，由王震和王首道带领；西路部队由我们四十团、四十一团与南下支队颜龙斌独立营和干部大队组成。?
　　南下支队渡江的两条路线，仍然是1942年5月我们十四旅渡江的旧路。西路部队为先遣支队，由我任司令兼政委、苏鳌为副司令（苏鳌是南下支队的副参谋长）。随我们行动的还有南下支队的副司令郭鹏、左齐、刘型、邹壁昭、张宗汉等人。他们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资格老，职务也比较高，为什么不要他们当先遣支队的司令兼政委而让我担任呢?目的就是要我们保护他们，为他们开辟前进的道路，对此，我十分清楚。考虑到他们大多都是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战士，老骨干，还要南下去完成更艰苦的任务，所以打仗的时候，我尽量不让他们参加。2月15日，我们和先期派出的侦察小队与李平他们会合之后，对又进驻谈家桥的特务攻击支队廖义华部发起攻击。打了一天，消灭了廖义华的主力，俘虏了他们六百多人，缴获了三百多支枪和一大批弹药。?

　　与我为敌多年的廖义华部被歼灭了，但是廖义华本人居然又一次逃脱了。这家伙跑到汉口，一直潜伏到解放以后。解放初期的一天，他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桌子对面坐着汤楚英，汤楚英也是来吃饭的，双方彼此都久闻大名，但未曾见过面。廖义华当时吹牛说他当年怎样打日本鬼子，却没有想到对方竟是汤司令。汤楚英从他左手少一个指头，联系他的吹牛，认出了他，并把他抓获处决了。这恐怕也是“天意”。当然，这是后话。?
　　2月24日，王震、王首道和张体学等人率东路部队在广济田家镇附近渡江。26日，他们在阳新大田畈、伍家祠一线与日军接上了火。这帮日军是由大冶、阳新、龙港、燕厦和富池口的守军集合起来的，有一千来人。他们企图阻拦我军南下，但我军大部队已经过去了，他们只阻击到我们的尾巴。?
　　我率领的西路先遣支队急速赶到伍家祠与东路部队会合，并担任西北西南方向的警戒。我到大田畈，见到了王震、王首道、张体学、聂洪钧等同志，他们正在商量怎样甩掉这股敌人。我说，我们派两个连在这里顶着打，主力还是按原计划行动，不管它；如这个意见不行，就闪开两边，让敌人进来，我们杀他一顿，也可以阻止敌人前进。那时我还不认识王震，我说完后，他突然说我是个“冒失鬼”。我认为我没有冒失，便继续补充说道，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战斗时间一长，我们在敌人中间，四面八方的敌人如围攻我们，我们要吃亏的。王震听后连连点头。?

　　正在我们研究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大田畈方面的战斗结束了。日军丢下六七十具尸体退却了，我们也就迅速离开伍家祠堂向大幕山腹地前进。?
　　向大幕山腹地前进，要通过伪军成渠的地盘，我已通知成渠不准他乱动。这事我已向王震和王首道两位首长汇报了，并问王震：“成渠是搞掉，还是暂时不动。”他们都说：“暂时不动，瓮中之鳖，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抓！”为保证部队通过成渠占领区的安全，我再次派秘书王克律通知成渠，说我们大队人马要从他们的营地前通过峡山口进入大幕山，只借路，不打他们，他们不必惊慌；如果他们开枪，我们则以牙还牙。当时的伪军已是惶惶不可终日，成渠部已与军统特务在勾搭，他要保存实力，以便有本钱与军统讨价还价。所以成渠答应了我们的条件，让我们放心通过他们的营地。?

    第二天早晨，我军走了十几里后，前面就是成渠的营区。王震从后面跑步追上来，部队闪到一边。他拉住我说：“瓮中之鳖，你不要动呵。”原来他怕我们鄂南部队利用这个力量顺手牵羊搞掉成渠。我说：“请首长放心，这个时候我决不搞他。”我们几千人的队伍，从成渠营区前经过，爬上了很陡的山。当时，成渠虽然架好了重机枪、轻机枪和追击炮，但他们没有朝我们放一枪，望着我军上了山。我军安全进入了大幕山区。?
　　在大幕山地区，我们先遣支队的四十团、四十一团为前锋，迅速歼灭了占据大幕山地区的顽伪合流武装周九如和熊彪部。?
　　我军在鄂南立住脚后，于3月、4月和5月相继展开了湘鄂赣地区的党政军工作。3月底划分了西、东、湘北三个军分区。5月山口铺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以王首道、王震、聂鸿钧、刘型和张体学组成的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接着又成立了湘鄂赣军区，王震、王首道分任司令员、政委，张体学任副司令员，刘型、朱早观任主任和参谋长。湘北成立以曾涤为书记、李平为副书记的湘北地委，张仲翰任湘北分区司令，曾涤兼政委。?

　　鄂南以大幕山、鄂(城)阳(新)公路为界，以东地区组成东地委，以刘士杰为书记。汪乃贵任东分区司令，刘士杰兼政委。以西地区组成西地委。我担任西地委的书记兼西分区的司令和政委。西地委下辖的县级抗日根据地有咸（宁）武（昌）鄂（城）、咸（阳）通（城）阳（新）、咸（宁）崇（阳）蒲（坼）、嘉（鱼）蒲（坼）临（湘），金水等地。西地委的驻地在泉塘畈，咸崇蒲、咸通阳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活动的中心地带。?
　　我在任西地委书记期间，迅速地健全了党组织，充实了抗日民主政府，基本肃清了境内的伪顽军事实力。?
　　4月，我和张体学曾多次派人敦促成渠投诚立功，但成渠与军统特务、日军特务相勾结，派出便衣队暗杀我军政人员。4月17日，我们四十团、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向成渠驻地毛碧祠发起进攻，打了一上午，下午就围而不攻，留个口子设伏，等他们离开驻地逃跑时再歼灭。入夜，成渠部果然中计，四百多人被俘或毙伤。成渠的指挥部则困守杨桥山庄。我们派一个尖刀连，乘夜色摸了杨桥山庄。成渠部鸟散在各地，一一被我们地方武装消灭了。?

　　成渠本人率其心腹精干百余人跑到金牛，企图寻找日军保护，结果却被日军诱杀了。李平对我说，他在马桥区发现有国民党写给成渠的信，要他干扰日军，可能这封信落到日军手上了，日军以请他喝酒为名把他们一伙一网打尽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李平使用的反间计，信是他写的，用萝卜刻了个公章盖上，通过上海青洪帮大头目金龙章(中共特殊党员)把信送给日本人，据说成渠是日军用蒸笼蒸死的。?
　　  6月，张体学率鄂南部队在三山消灭了马钦武的主力。马钦武率残部投靠伪和平第一旅旅长袁世正。袁世正起义时把他杀了。袁世正解放后在河南任省政协委员。?
　　伪和平救国军十二师的司令部设在日军蒲圻车埠据点内。该部约两千人，分散驻扎在车埠、天井山、偏髻山、洪山寺；活动在南抵粤汉铁路，北濒长江，东自陆水下游，西至黄盖湖的地区。1945年6月中旬，我四十团、四十一团与嘉蒲临总队、南下支队第三支队共同作战，逐一将天井山、洪山寺及其增援他们的部队共一千多人歼灭，余下少数匪徒龟缩到车埠日军据点内去了。我四十团团长肖刚在与伪军作战中牺牲。?

　　伪和平救国军三师的司令部驻在神山，该部有近三千人。4月，我带四十一团，配合咸崇蒲、咸武鄂和沿江挺进第一支队逐步将在金水河两岸的该部歼灭。伪师长陈中全带部分亲信溜进了武汉日军驻点，剩下的在伪副师长刘尔顺带领下龟缩在神山。日军投降后，军统特务唐新收编了他们。?
　　7月7日，王震、王首道部队又继续南下。经过一个月零八天的艰苦转战，至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遵照延安总部和五师师部的命令，与留在鄂南、湘北、赣北的五师十四旅部队和南下支队第三支队一起，对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对拒不向我军缴械的日伪军展开全线出击，收复了许多据点，受降伪军达一千余名。我东、西分区和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三个团整编为四、五、六团，后来这三个团被编成鄂东独立二旅。?
    9月10日，我们在湘鄂赣的部队组织了一个临时司令部，我任司令，张仲瀚任政委，带一支部队接应王震、王首道他们北返。我估计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了，他们可能会沿铁路线回来，就住在离铁路仅十几里的保福祠、山坡东南的余花坪等候。果然，王震、王首道带着部队从广东五岭山出发，沿铁路线同北撤的日军一路，步行111天，行程一千多里达到了余花坪。9月22日，我们会合了。当时王震、王首道和部队都是赤脚行军，连草鞋都没有。他们浑身是泥，满脸尘垢，胡子巴碴的，十分艰苦。日军看见他们就笑，说这是什么队伍?南下支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征战行军，走时几千人，回到鄂南时，部队有大的减员，但是干部建制还在。到中原后，五师又给他们补充了三个团。?

　　当天我把南下支队带到樊湖。在那里，王震让我搞点鱼吃。我说：“准备了两条鱼。”他说：“两条鱼够谁吃的?”我说：“不够吃再搞！”后来，张凡送来的两条鱼，司令部、政治部的人一起吃了一天半还没有吃完。王震很惊奇，说你的鱼那么大呀。我告诉他，那是梁子湖的草鱼，每条都有五六十斤，一个人只能挑起两条。?
　　在胜利完成掩护南下支队北返任务后，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部根据延安统帅部的命令，于9月底告别父老乡亲，全部撤出鄂南，渡江北上。?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我们离开的时候，鄂南地区已从原来日伪顽特匪横行天下、百姓遭殃的黑暗世界转变为红色区域。匪特已基本被肃清，顽军的基础已经崩溃，伪军被歼灭瓦解或被争取，日军被迫投降。根据地得到巩固，各县普遍建立了人民政权，我军正处在大发展的时期，同鄂南人民结下了浓厚的友谊。鄂南，是人民和先烈用鲜血灌溉的土地，是我们坚持长期抗战的胜利果实。?

　　不久，蒋介石要摘取人民胜利果实。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避免内战，为了保障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中央决定我军撤出鄂南这块美丽的土地。9月24日，我们的人员和南下支队一起北撤，来到葛店北长江边。我和王震骑马走在前头。他看到江面没有船，便问我：“船在哪里?”我说：“早准备好了，哪能没船。”正在这时牛角号忽然“嘟、嘟”地响了起来，但见江汊芦苇林中，绿叶闪开，上百条船，几乎同时竖起了桅杆。原来船就在他脚下的江汊里。见此情景，王震高兴地说：“有根据地真好呵！”就这样，在武鄂根据地人民支持下，我们一二千人，百船竞发，一齐渡过了长江！（转载《湖北文史》总第八十七辑，本文作者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