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通邮的先驱者林卓午

2014-09-15 2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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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邮万里，国脉所系”这句名言，是1940年5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给时任西北地区第三军邮总视察段总视察、原宜昌一等邮局局长林卓午的题词，这是对邮政通信特别是抗战时期邮政通信的重要性给予的充分肯定。

   1937年8月，国共两党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为表示拥护全国邮政统一，提出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国民政府辖区实现通邮，国民政府当局对此亦表示同意。1938年4月，延安与西安首先通邮，这条邮路通过西安把延安与全国各地连接起来。当时中华邮政负责军邮工作的人员，对国共两区通邮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林卓午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林卓午，字叔卿，生于1889年1月2日，福建省福安县康厝乡苏坂村人。早年就读于北平交通部传习所，毕业后在福建省三都澳、马尾、惠安、厦门、福州等地邮局工作，后调上海邮政第三支局。林卓午见多识广，中、英文根底都很深厚，并写得一手好书法。不久即升任上海邮政管理局副邮务长兼人寿保险处主任、视察。林先生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参与发起组织全国邮政促进会(后改称邮务职工会)，得到全国邮务职工的响应，各省相应成立分会，林先生被选为常务理事。
   
    同时，他又积极配合协助当时以朱学范为首的邮务工会，共同发起收回邮权运动，迫使外国人于1928年一度交还了权力。为驱逐侵略势力，维护邮权自主做出了贡献。1933年，为争取邮政员工的生存和工作权利，在护邮运动中，朱学范、林卓午等人联合组成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全国邮政大罢工，迫使南京当局和罢工委员会举行谈判并取得胜利。林卓午的所作所为，自然不为当局所容，不久便被调离上海，贬到西川邮政管理局(设在成都)，旋于1936年4月调任湖北宜昌一等邮局局长。林卓午在宜昌局任职期间，恪尽职守。他关心邮政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深受邮工的尊重。宜昌是一个转口城市，当时交通不便，故长江中下游各地发往大西南的邮件都必须由宜昌经转，所以宜昌局成为沟诵大西南邮件的枢纽局。由于业务繁忙，设备简陋，缺乏运邮工具，经常造成邮件积压、滞运，多时达万件以上。为解决这一问题，林卓午力主购买大马力船只转运港内邮件。在他任期内，邮政总局为宜昌局配置了“鸿逵”邮轮。该邮轮装有两台内燃机，220马力，有效载重量30吨。长期盼望的港内邮件转运问题得到了解决。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的几年间，这艘邮轮还为疏通宜渝长距离邮运发挥了作用。

    宜昌邮局于1912年6月迁出海关后，因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一直租赁滨江路海关上首英商隆茂洋行建的一栋楼房办公和营业，每月租金关银200两，按季在上海预付。宜昌邮局历年付出租金累计达62400两。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二十余年未得到解决。为此，邮政总局曾于1935年责成技术官室(负责审查全国各地邮局建筑)在湖北三个一等局武昌、沙市、宜昌进行实地勘查，准备投资建房。林卓午到任时，适逢邮总作出决定，为三个局兴建邮政局楼。

    林先生积极参与其事，并担任湖北邮政管理局组建的邮政楼建筑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宜昌邮政局楼的兴建工作。林卓午对邮局楼的建设非常重视，从大楼选址到设计施工，以及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每一个环节都要亲临指挥，邮局大楼的每一步建设无不倾注着林先生的辛劳。大楼坐落在市中心区福绥路，连同堆栈、库房等附属房屋，总计2100平方米。大楼由上海公利营造公司承包，建筑师奚福泉设计。1937年初施工，1938年落成，耗资10万银洋。邮局大楼的建成，为宜昌邮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宜昌，也是鄂西兴建的第一座邮局房屋，更是当时的宜昌城里十分“现代化”的建设物，还是当时全国一流的邮局建筑之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卓午先生出于一腔爱国热忱，积极参与发起成立宜昌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带头募捐支援抗战，并向邮政总局申请奔赴抗日前线担任军邮工作。

    1937年秋，林卓午被国民政府军委会后勤部以“同少将”军衔，任命为设在西安的中华邮政第三军邮总视察段总视察，负责晋、陕一带军邮通信及普邮通信的视导工作。1937—1942年间，林卓午经常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触，并常受林伯渠的委托，利用军邮之便，暗中封发转运边区军民急需的医药和书籍等物品。晋、陕一带是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的驻地，也是日军封锁极严的游击区，但那里的邮政通信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林卓午先生的努力，干得很出色。那时候，中华邮政在延安和解放区均驻有邮政工作人员，开展邮政业务。但是国民党西安当局却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国共两区正常通邮。

    1940年5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林卓午，表示希望沟通国共双方管辖地区的信件往来，让人民有通信自由，并挥笔题写“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条幅相赠，这次会面给林先生很大的鼓舞。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林先生对中共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奠定了他以后亲赴延安洽谈国共两区通邮的信心和决心。

    1941年12月下旬，林卓午先生积极响应中共提议，在林伯渠的安排下，以“同少将”军邮总视察的身份，毅然率员访问延安，磋商陕、甘、宁边区通邮事宜。西安是第三战区管辖范围，林先生未经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批准前往延安，是作了有胆有识的巧妙安排的：他行前向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写了一份“快邮代电”的报告，交待他的下属办公室负责人，等他赴延安后再送出。林先生乘坐四吨“道吉”牌邮车，装载发往延安等地的800多公斤邮件出发。等到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见到这份报告时，邮车已经驶入边区政府境内，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想制止也无法制止了。

    林先生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等中共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边区政府并为他的到来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双方就通邮中沿途军政对邮政的检查问题、设立军邮联络电台问题、边区内中华邮政在业务中法币与边币的比率和兑换办法等问题，在进行了多次会商后，顺利地达成协议，朱德和林卓午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1942年1月14日，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名义签署公布了《第十八集团军关于邮务问题的通令》，《通令》共9条，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通令》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保护中华邮政的政策，指出：“邮务系有关抗日战争、并带有国际性质之国家企业。各地军政当局，应尊重邮政章规及其行政与工作系统，并给以充分之业务便利与妥善之保护。”林卓午先生延安之行实现了历史上国共两区的首次通邮。林先生离开延安前夕，毛主席向他赠送了《新编中国历史初集》，并通过叶剑英同志向他赠送了延安生产的葡萄酒和毛毯。

    通邮协定公布后，国共两区的邮件往来日益增加，业务量成倍增长，真可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共产党在国共两区通邮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诚意，让林卓午大为感动。此后不久，林先生赴重庆途中在成都对中华邮政的高级职员们说：“国共地区长期不通邮，根本不是共产党方面的刁难。余这次亲自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接触，提出了一系列开局、辟路、班期、经费、邮票、人事、交换手续等问题，中共方面无不一一同意，其顺利完全出乎预料。”

    林卓午热心奔走于国共两区通邮，却招来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他返回西安后即备受责难，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要求邮政总局撤销其总视察职务。由于当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而林先生赴延安的出发点又是为了军邮与普通邮件的传递工作，本应无可非议，邮政总局找不出撤其职务的理由，但迫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邮政总局最后还是免去了他的军邮总视察职务。由于林先生精通邮政业务，擅长企业管理，1942年10月，邮政总局又委他为新成立的安徽邮政管理局办事处主任，管理军邮第十一总视察段和安徽长江以北及鄂东浠水、罗田、英山等未陷区的邮局。

    安徽邮政管理局办事处成立之前，其管理工作是由设在立煌县(今金寨县)的第十一军邮总段兼办。1942年11月，林卓午只身来皖履新，与总视察郑钟煌合署办公，以便逐渐接管。不料1942年底至1943年1月初，日军窜扰大别山，金寨惨遭洗劫。仓促中，安徽管理局办事处撤至附近深山躲避，第十一军邮总段向皖北方向撤走。待日军弃寨北窜，办事处乃迁霍山。第十一总段迁临泉，从此两个办公处分开了，但十一军邮总段仍属安徽邮政管理局办事处管辖。1942年冬，阎勋章(本文笔者之一)曾在金寨第十一军邮总视察段工作，有一天抄写公文时，简易的大办公室内寒气袭人，室内又无取暖设备，身着棉制服仍不能御寒，乃将棉大衣披在身上，林先生站在办公桌前端详了他好一阵，笑对阎勋章说：“我在延安看到那里的干部办公时，都像你这洋把大衣披在身上而不是穿上的。”谈笑之间，流露出他对延安之行是非常引为自豪的。当时阎勋章很想请他谈谈延安之行的经过和观感，但碍于大办公室人多不便，未能如愿。

    林先生一向关心下属的工作与生活，阎勋章的婚礼，就是在金寨时由林先生以安徽邮政最高领导的身份为其证婚的。抗战胜利后，林先生于1946年调回福建原籍工作。解放后，林卓午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与信赖，曾先后担任福安县人民政府常委，地区土改委员，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县人民代表等职。1957年7月18日去世。对于林卓午对我国邮政事业的贡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林卓午先生不但是中华邮政的前辈，也是热心于国共通邮的先驱者。”1980年，林卓午的长子林孝祥献出周恩来“传邮万里，国脉所系”的题词，以及毛主席赠送的毛毯等物品，受到邮电部的表彰和奖励。1981年5月9日，邮电部发行了周恩来总理题词的纪念邮票。（《湖北文史》第八十六辑，本文作者阎勋章、路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