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起步

2014-09-15 21: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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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四年时间里，湖北的主要工作在于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调整国民经济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在抓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企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工作也开始起步。

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

    企业改革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入手，是遵循邓小平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其精神实质在于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创造精神。

    湖北工交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有企业多，大中型企业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弊病很多。计划管理、物资管理、商业管理、劳动管理、外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现象，计划大包大揽，产品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劳动统配统调，基本上是“供给制”、“大锅饭”。实际上是在许多方面用人为的、单纯行政的，甚至是官僚主义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束缚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了企业的手脚，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企业的厂长反映：“厂长难当，企业难办”，“小媳妇婆婆多，权利小义务多”。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的指示，1979年7月，湖北省革委会发了《关于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的几点意见》，全省组织了50个工交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批103个工交企业进行试点，共计153个企业。试点企业按财政部规定，实行利润增长留成和企业基金制度。

    由于这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许多同志都不熟悉；有的人在旧的轨道上运行惯了，对新办法有些格格不入；有的担心一部分企业、一部分职工钱拿多了等等。所以关键问题首先在于提高认识。

    1979年12月初，我们召开了全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交流会。从会议交流的经验看，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但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显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巨大优越性。1979年1至10月，试点企业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0.71％，比全省平均增长幅度17％高出13.7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60.89％，而全省企业利润平均增长为21.08％。在整个增长利润中，国家收入占67％，企业自留约占33％，职工人平奖金和人平福利比上年都增加较多。实践证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企业自主权，好处很大，没有危险。许多企业负责人在会上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许多好处，讲了许多职工群众热烈拥护的反映。武汉卷烟厂过去供应部门给什么烟叶，就做什么烟，以致造成品种和市场需求不对路，有的供不应求，有的大量积压。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后，他们对供应部门给的超计划的低次烟叶，少收了一部分，同时由企业党委书记、厂长带队，跑遍全国四大产烟地区(河南、云南、山东、贵州)和十几个兄弟烟厂，互相调剂余缺，组织回近10万担品种对路的烟叶，增加了花色品种，保证了淡季不淡，大大提高了产量，增加了积累。武汉国棉六厂在扩大自主权以后，改革职工奖励制度，由评奖改为算奖，得奖职工最高的月奖33元，最低只有8元，还有3％的职工未得奖金，做到了多超多奖，少超少奖，不超不奖。广大职工一致反映：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好，提高了经济效果，国家能够得大头，企业有甜头，个人有想头，相互之间有比头，越干越有劲头。全厂职工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关心集体的多了，争当先进的多了，学技术钻业务的多了。他们讲得很生动，很实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消除了顾虑，鼓舞了信心。

    我在这次会上，着重谈了认识问题。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改革经济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发展生产的必由之路。”我引用了邓小平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多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我说：联系试点中的实践重新学习这段讲话，可以进一步提高认识。企业是直接进行生产的单位，物质财富要靠他们生产出来，一切经济管理工作都应当为促进企业的生产服务，而不应当相反。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看起来企业和职工多得了一些，实际上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了，国家得的更多。看起来一部分企业和职工先富了一些，实际上国家利用他们多上交的积累(包括利润和税收)，就可以更好地帮助其他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也较快地逐步富起来。我们不要怕企业和部分职工先富起来，不要看到某个地区、某个单位的钱多了一点就眼红。

    我在这次会上，还着重讲了一个面向市场、学会做生意的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要按计划办事，“吃大锅饭”就行了。而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企业面对的是市场，不了解市场，不学会经营，不学会做生意，就不可能发展生产。那两年，大家对管理比较重视了，但是对经营，也就是做生意，还是没有认真去学。对当地的市场情况了解得不多，对全国的市场情况了解得更少，对国际市场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这样怎么能做好生意呢?1979年9月，我从美国访问回来的路上经过夏威夷，遇到一个印尼籍的华人，是个做生意的。我问他有多少资本，他说不多，靠借钱。我问他借了钱那么高的利息怎么还?他答复说这个不愁，重要的是你这条船能多跑一趟生意，利息就出来了；少跑一趟生意，那就还不起了。经济工作要加快资金周转，是马克思早就讲过的道理。可是，我们不去学，不去办，原材料积压你不愁，产品积压你不愁，流动资金周转慢你不愁，基建工程长出了“胡子”、设备“发霉”你也不愁，再这样下去，怎么能搞四化呢?我讲这些话，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树立和加强市场意识，始终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在研究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这里当然有许多主客观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有无明确的市场意识，能不能面向市场需求，开发出适销对路的名牌、拳头产品，仍然是扭亏增盈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如何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比如,企业扩大自主权，就意味着相应的经济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又比如，工商衔接问题，原来工厂只管生产，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大家都吃“大锅饭”，能够“和平共处”。现在工业企业扩权以后，要求自销权，遇到俏销的产品，两家都争，遇到滞销产品，两家都推，这就产生了矛盾。为了适应这些新情况，1980年，省委决定，由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省计委、经委、财办、物价局、财政局、税务局等有关单位参加，就工交生产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先由政研室拿出一个方案，请大家讨论，有不同意见，各自提出方案，进行讨论协商，然后将分歧意见报送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最后制定了《关于当前工交生产中若干经济政策问题的意见》共20条。

    其主要精神：一是强调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确保国家计划完成的前提下，企业可根据自己条件和市场需要，增产各种产品。二是正确处理工商关系和工贸(外贸)关系。国家计划商品，允许按一定比例留给工厂自销，也可以采取超计划生产产品和工厂自己组织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留给工厂自销，商业、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可由工业自销。三、对市场调节的利润实行留成，非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企业，在完成上缴国家利润计划的前提下，通过市场调节增长利润，可按一定比例提成。对工商利润分配，由有关主管部门调查，进行适当调整。工业利大，商业无利或赔钱的，工业让利；商业利大，工业利小或无利的，商业让利。四、对亏损企业采取经济管理的办法，下达一定的亏损总额或给予定额补贴，实行“超亏不补，节余分成(或全留)”的办法。五、进一步深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除继续实行利润留成外，在生产计划、物资供应、产品销售、外贸出口、劳动工资、人事调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要全面试行。上级领导机关和各主管部门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属于企业应有的权力要主动放给企业，主管部门要做好服务、统筹、协凋、监督工作。六、允许计划外的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此外，还对经济联合、积极扶植和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从现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来看，这些政策无疑是不够充分的，属于初步的探索，但其趋势是以市场为取向，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和扩大企业在市场上的自主经营权，大的方向是正确的，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为企业改革这件大事开了个好头。

    1981年秋，国务院决定推进企业体制改革，要求在企业中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并且对企业领导体制实行改革。省委在1981年9月初召开的工业工作会议上，部署了这两方面的工作。

    关于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当时提的是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实行党委领导、厂长指挥、民主管理。主要精神就是要在企业中明确党政分工，坚决改变长期以来在许多企业中存在着的党委包揽行政事务的现象；明确提出厂长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要进行统一指挥，厂长和各级行政技术领导都要有职、有权、有责，从上到下建立起一整套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与此同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使集中指挥与最广泛的民主管理相结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当家作主的作用。企业领导体制的这一步改革，同后来明确提出在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相比较，虽然也还是初步的，但当时能够提出企业党政分工的方向，并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还是很不容易的。

    经过两年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实践，大家认为要真正克服工交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必须进一步推行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一方面，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形势大变，生气勃勃，使人们看到了“包干”的威力。另一方面，两年来地、市、县属的国有工交企业已有三分之一以上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一般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例如，武汉市冶金局自1970年至1979年的10年间，上缴利润只有871.6万元，1980年实行利润包干后，一年就上缴利润900万元，超过了前10年的总和。

    我们在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工作中，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因厂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不搞“一刀切”，不要过早定型化。例如，对盈利企业实行利润包干，微利企业和处于亏损边缘的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政策性亏损企业实行亏损包干；集体企业由统负盈亏改为自负盈亏，实行增长利润减征所得税；有的国有企业经批准可以实行“利改税”的办法；已扩权的企业，可以把利润留成的“环比”改成“定比”，也可以进一步实行利润包干。

    这次会议以后，全省掀起了推行经济责任制的热潮，到1981年10月初，县以上工交企业70％以上推行各种形式不同的经济责任制，有10％的工交局实行全行业盈亏包干。1981年9月份全省工业生产全面上升，到11月底已超过8％的计划指标，推行经济责任制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但是，由于企业改革从整个来讲，还处在摸索阶段，城市和农村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国务院在1981年11月发出通知，指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由于价格、税率不尽合理等各种复杂原因，企业创造利润的多少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水平，如果只把利润留成、盈亏包干作为经济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会产生许多弊病。”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突出强调整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企业改革的步子又相对放慢。

    湖北1979年至1981年在企业改革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已经使我们感到企业改革极其复杂，特别是如何把国有企业搞活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必不可免地要摸索前进。现在看来，只有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地把企业改革进行到底，才能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才能真正把国有企业搞活，保持和加强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我很高兴地看到湖北现在已经有武钢、二汽等一批大中型企业搞活了，办好了。湖北的企业改革和搞活国有企业的工作是很艰巨的，也是大有希望的。

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开端

    湖北省与外国通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武汉市是我国最早与世界各国进行通商的口岸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的冲击下，汉口于1861年，宜昌于1876年，沙市于1895年先后辟为通商口岸。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总额，在一个长时期内约占全国四大口岸(上海、天津、广州和汉口)总和的l／4，到抗日战争前，有21个年度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上海，成为国际知名的我国内陆最大的通商口岸。但从抗日战争起到解放前夕，汉口口岸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对外贸易额大大降低。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湖北在对外经贸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起来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没有取得应有的发展。这种情况的造成，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的。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敌视和封锁我们，搞禁运，导致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大量缩减。另一方面，在一个长时期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力更生”的方针受到严重曲解，似乎社会主义经济样样都要自给自足，可以闭关自守；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被批判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也严重影响了对外经济的发展。此外，从湖北来讲，还有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布局问题。解放后不久，对外贸易部实行口岸分工，湖北除少数品种保留自营出口权外，绝大部分商品改为调拨，即调往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口岸出口。1956年国家正式撤销武汉海关，湖北外贸由直接进出口变为以组织商品货源为主。从1953年到1972年近20年的时间，湖北年出口总值在3000万至8000万美元之间徘徊。1972年中美两国在对抗20多年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湖北外贸虽然有所发展，1973年突破1亿美元，1978年约1.6亿美元，但规模仍是很小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制定了一系列对外经贸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我国的对外经贸进入了大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大局下，湖北的对外经贸也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经贸，首先要走出国门，到外国去考察访问，开阔眼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79年8月14日至9月6日，应美国俄亥俄州州长罗兹的邀请，我和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夫全同志率领湖北代表团赴美访问，访问期间与该州州长、高级官员、部分大企业主分别就结成友好省州关系，发展经济技术合作与文化交流进行了会谈。8月25日，双方草签了结成友好省州关系意向协议书。8月31日，美国总统国家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财政部长米勒在华盛顿会见了湖北代表团。

    这次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们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发达的经济。俄亥俄州面积比湖北小，只有10万平方公里，但却拥有7个主要机场，86个州县机场，124个小型机场和429个个人机场，有15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俄亥俄州飞行。他们从事农业的人员仅占人口的2％，大约20万人。这20万人耕种全州土地的70％，全部农业操作都已经电气化和机械化。生产的农产品除供本州1000万人的食用外，还有三分之一可供出口。他们把畜牧业产品放在首要地位，增强了人们的营养。俄亥俄州的制造工业在美国50个州中，当时名列第三位。美国有560家大公司企业，其中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就有25家，并形成了若干个工业中心，如阿克朗城的美国橡胶工业中心，供应美国汽车轮胎的三分之一。第二，他们办企业的经验，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很值得我们参考。固特异橡胶公司1898年创建时只有投资借款300美元，工人13人，经过82年的经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橡胶企业，也是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这家公司有141个工厂，其中有73个在美国，68个在其他34个国家，共有职工5万人，产品行销195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辛辛那提市的米拉克伦厂，1884年创建时只有14个工人，生产螺钉、螺帽和螺丝攻，到我们参观时，已成为具有32个工厂，1.4万名员工，生产现代化的数控机床及化工设备的大型企业。

    这些由小到大的大型企业的共同经验是，具有一个精明强干、精通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领导班子；录用最优秀的人才；制造最优秀的产品；公司设有强大的科研机构，还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经常在几年前就预先研究第二代、第三代产品，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名牌。第三，俄亥俄州出口贸易发达，年出口商品总值约58亿美元，占美国第二位。制造业工人每100人中有55人从事与出口有关的工作。第四，重视文化教育事业。这个只有1000万人的州，四年制大学和二年制初级大学共有135所，在校大学生45万人。全州人民不论居住何处，均可进入距家不超过40公里的大学读书。职业教育也很发达。当然，我们也不是样样都比他们差。尽管俄亥俄州工业发达，但没有武钢这样大的钢铁企业，没有二汽这样大的汽车厂，没有葛洲坝这样大的水电工程。至于农业和科学技术，我们也有许多先进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

    通过考察，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央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在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化大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国际经济联系有了空前巨大发展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自己将自己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是极不明智的。加强对外开放，增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交流与科技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怎样理解“自力更生”?不能认为进口东西越少，越是“自力更生”。当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依赖外国过日子是不行的。但是，积极走向国际市场，放手地利用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积极因素，以天下之长，补我之短，这与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矛盾。实行对外开放，可以使我们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尽快地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使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得到顺利的解决，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更迅速的发展，又何乐而不为呢?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贸，从湖北来说，不可缺少的一步是争取开口(口岸)、开关(海关)、开港(港口)，首先应该争取恢复武汉这个大口岸。省革委会于1979年4月26日向国务院正式作了《关于建议开放武汉港口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出口商品大量分布在长江沿线、年运量接近50万吨，1980年计划收购9.5亿元，年运量将增至80万吨。除活猪、鱼类等少量商品必须用铁路快车直运香港外，其余大部分可以从武汉开港直接发运。近些年，由于上海港口压力太大，部分出口商品被迫经由铁路迂回黄埔、湛江、天津、连云港以及港澳装船。京广线南段运输紧张，港段铁路接入能力有限，国内港口配船不及时，致使我省出口货运计划每年落空近三分之一，索赔事件不断发生，给我国外贸声誉带来不良影响，外汇收入也受到很大损失。”报告说：武汉“经过20多年的建设，外贸仓储、武汉港口、长江航运事业等都有很大发展变化，现在恢复武汉外贸港口的条件比过去好得多”。“开放武汉港口时机成熟，条件基本具备。”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1980年4月重建武汉海关，开辟直航国外的武汉、黄石两港，原调往上海、广州、天津等口岸公司的地方商品，改由本省口岸直接出口。

    开放口岸实行直接出口之后，相应的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原有8个外贸专业公司分细了，增加了5个，达到13个。加强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和武汉商品检验局，成立了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形成了对外经济贸易体系。1981年3月17日，省委常委听取了省进出口委的汇报。当谈到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运输问题时，韩宁夫省长说：“没有船就不行。”我说：“我们自己有船，是否可以出海?”省进出口委主任毛更甦同志说：“可以。不仅可以通长江，还可以通海。”他认为，湖北不是沿海省，但也不同于一般内地省，而是个“通海省”；我们要充分发挥长江横贯湖北全境的优势，使“一江商品向东流”。大家对“通海省”的叫法很感兴趣，表示接受。在交通部和外贸部的支持下，湖北成立了晴川轮船公司，陆续购买船只，到1982年已拥有6艘共3万吨的载运能力的江海联运货轮。省外贸运输公司则在武昌白浒山兴建外贸专用码头，年吞吐量可达60万吨。这样，进出口货物可在香港和东南亚之间直航。1981年湖北自销额达到83％。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贯彻执行，湖北省出国考察访问不断增多，与海外贸易金融界人士的往来频繁，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合作交流也逐渐扩大。在扩大交流中。发展我省同俄亥俄州的友好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1979年10月，俄亥俄州州长罗兹率领代表团对我省进行回访，双方正式签订结成友好省州关系的协议。协议签订以后，我与我省有关单位的负责干部谈了一次话。我说：同外国建立省州友好关系，在国内来说，我们湖北省是第一个，是中央批准的第一个省。我们这次建立的省州友好关系，突破过去那种一般的友好关系，是把友好关系引向经济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来加快我省经济发展的速度。我说：由于中美之间20多年没有往来，双方互不了解，多存疑虑，情谊疏薄。因此，我们在建立友好关系初期，除了同双方探讨一些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问题外，还应将工作侧重点摆在增进了解，多交朋友。建立友谊之上，要积极开展，稳步发展。1980年4月，韩宁夫省长率代表团访问了俄亥俄州。1980年和1981年，湖北先后两次派遣出口商品展览团赴美，参加俄亥俄州一年一度举办的博览会。

    1981年湖北商品在俄亥俄州博览会内展出时。接待观众60万人次，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卖完了带出去的商品。处理完了1980年展览会的存货，广泛接待了新老客户，签订了300万美元订货合同。以后又安排留学生去俄亥俄州学习。美方多次派人来湖北参观工厂、企业、矿山，洽谈合作项目。俄亥俄州德顿市NCR公司董事长安德森是在武汉出生的，他把湖北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发展友好州省的关系中，他向湖北赠送一台价值110万美元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省里决定将这台电子计算机交给华中工学院使用。随后，华中工学院派了20人到NCR公司设在日本的分公司接受技术培训，费用全部由NCR公司提供。安德森董事长访问武汉时，我和韩宁夫省长分别会见了他，对他表示感谢。

    继与俄亥俄州建立友好州省之后，武汉市与日本的大分市也结为友好城市，襄樊市与日本的犬山市结为友好城市，彼此加强了相互交往，促进了经贸发展。1981年9月我省在香港第一次举办了出口商品展览会，观众达18.8万人次，反映良好，调查和开拓了市场，对外签订6600多万美元合同。到1982年，湖北与世界上1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有3000多户客商与湖北密切进行经济贸易合作。

    1981年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就确立了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为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树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针对当时调整国民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消极情绪，我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说：“讲调整，外贸是否有点缩手缩脚?诚然，进什么，出什么，要受调整的影响。但是从湖北的情况看，应该大力发展。如果不争取多出口，国际市场就打不进去，多占领点国际市场有什么不好?香港市场要争取多拿点东西去，这就逼着我们要搞一是工业产品，二是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这两方面搞多了，外汇分成就多了。外汇有两个用途，一是引进设备和技术，二是进口原材料。这样，可以促新产品上去，促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的出口。外贸每年能上升，湖北就可以较快地富起来。”韩宁夫同志也说：“出口产品要多样化，要想法子打开局面。特别是机电产品要争取多出口，换取外汇。要从积极方面出发，调整中我看可以争取多出口，反过来还可以支援工农业生产。”

    全省进出口系统和各地区贯彻省委的指示，积极发展出口货源，加强出口基地和专厂、专车间建设，重点发展了工贸(农贸)联营企业，增强了出口能力。为了改变出口商品生产设备陈旧状况，我们还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对出口专厂、专车间进行技术改造。比如，1980年沙市床单总厂利用外汇贷款458万美元，先后从日本、联邦德国等七个国家进口了圆网印花机等整套设备，大大提高了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1982年该厂出口鸳鸯牌床单达230万条。

    1979年7月，国家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各省、市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提供了法律依据。1980年，湖北省有选择地和外商洽谈了20多个中小项目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事宜，草签了一部分项目的合作意向书。到1981年底，全省利用外汇贷款改造和新建60多个项目，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达成协议已见成效的有82个项目。合作项目虽然数量还不多，但这些项目已在工业技术改造、扩大出口方面显露了作用。比如，我省与俄亥俄州的派克·汉尼芬公司合营(中方投资占51％，美方投资占49％)的密封件厂，为我国第一家与美国合资的企业。当时国内生产的密封件质量过不了关，机械设备“漏水、漏油、漏气”的现象严重，浪费惊人，据1980年全国的统计，年漏油12万吨。高精尖机械设备的密封件，要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中美合资的派克密封件厂系统地引进派克·汉尼芬公司的高粘度、高效率预成型机及高温快速硫化技术和设备，又通过技术转让方式从美方取得了原材料的配方技术，提高了橡胶密封件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质量。1984年，经机械工业部鉴定，该厂部分产品完全达到进口密封件的标准。

    该厂于1983年4月投产以来，产品2／3打入国际市场，1／3内销，广泛使用于工业、宇航、石油、高压开关、精密仪器和国防工业各部门，1984年产值为202万元，实现利税12.3万元；1985年产值为350.8万元，实现利税44万元。又如，我省与香港溢达公司杨元龙先生在蒲圻的蒲纺总厂搞补偿贸易，也取得成功。1980年引进年产1500吨高档针织布的全套设备195台，于1981年投产。由于引进设备先进，产品质量优良，外商用该厂产品加工成衣，打入美国市场；1982年以前全部还清设备价款加利息250万美元及国内配套资金；形成的生产能力，每年工业产值为2400万元。还有，天龙国际针织有限公司使用引进的全新设备和工艺，生产纬编针织面料，填补了湖北纺织工业的空白，产品成功地进入了东南亚、欧美市场，外汇收支有余。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旅游业发展起来能够吸收一大批青年就业。”“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邓小平的这个指导思想，给我们以很大的启迪和鞭策。我在湖北工作的几年里，省委、省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几件实事。

    兴建晴川饭店1978年2月9日，省委常委会听取外事部门关于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确定分配湖北新建一座500床位的外事旅游饭店的汇报，当即决定抓紧建造。事后，旅游部门提出在汉阳晴川阁北侧修建晴川饭店。3月23日，我和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晴川阁实地察看。那里依龟山，傍长江，邻接长江大桥，毗连着历史上有名气的晴川阁，既是城区中心，又是宁静地段，临江可辟建停泊旅游船的专用码头，交通畅达，环境优美，大家都认为是建旅游饭店比较理想的地方。晴川饭店于1979年4月破土动工，直到1984年7月竣工，总投资2783万元，是湖北第一家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旅游饭店。饭店高24层，俯瞰市容风光，饱览武汉三镇景色，可领略“极目楚天舒”的意境。

    开发武当山武当山方圆400公里，林木葱翠，山势奇伟，高险峻峭；建筑群风格奇特；作为中国道教圣地之一，保留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1979年，我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考察武当山，从紫霄宫步行20多里直上海拔1600多米的金顶，亲自看到了武当山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珍贵的人文景观。

    开发武当山，得先解决“行”的问题。省旅游部门于1980年元月19日向省委、省政府作了关于武当山旅游公路建设计划的报告。2月14日，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夫全和省政府秘书长单一介同志专门开会研究解决修这条旅游公路的资金问题。5月14日，我到省旅游局座谈时提出，要把武当山的建设搞起来，还要把神农架、隆中陆续开发出来，要抓好宣传，扩大对外宣传，要扩建南湖机场。5月28日，省委副书记王群、常委田英同志主持召开加快武当山风景区建设的会议，进一步落实武当山公路建设资金、材料和施工机械，明确由省工业建筑设计院编制武当山风景区的建设规划大纲，由二汽支援武当山建设经费250万元等。随后，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武当山风景区专门管理机构，负责保护、规划、开发、建设、管理、利用整个风景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到1982年，一条长达16.5公里的盘山公路和二条石阶古“神道”已建成。从1980年至1985年，政府对武当山各项建设总投资达4300万元，到武当山考察和观光的有300万人次，其中有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华侨和港澳同胞。

    重建黄鹤楼号称“千古名楼”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距今有1700余年历史。后屡毁屡建，至清光绪十年(1884年)毁于火灾。为了重建黄鹤楼，省旅游局配合武汉市人民政府经过调查，组织专家考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对重建黄鹤楼模型的意见，我和省市一些领导同志也专门观看了模型，听取反映。1981年省市将重建黄鹤楼的方案上报国家旅游总局，国家旅游总局同意重建方案，并安排投资200万元。工程动工兴建后，我对武汉市的同志说：“黄鹤楼这个工程要精雕细刻，时间不能太急，但是也不能太慢。”1985年6月，黄鹤楼建筑群建成开放，这是上世纪80年代武汉园林建筑的重大成就，成为武汉市风景的橱窗。开放半年即接待游客200万人次。

    开发九宫山被称为鄂南第一峰的九宫山，海拔1656米，方圆210多平方公里。春天林木滴翠，繁花似锦；炎夏清风徐徐，凉爽宜人；秋季红枫耀眼，山明水秀；深冬银装玉树，似北国风韵。这里，还有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墓地。1980年春，我和咸宁地委、通山县委的负责同志一起登上九宫山进行考察，感到这里气候好，风景美，距离武汉又近，是湖北的一处旅游避暑胜地。当时，我就请咸宁地区和省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开发九宫山的规划。经过后来多年的努力，现在九宫山已经建设成为湖北省最大、最好的一处避暑胜地。1993年，国务院将九宫山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湖北省政府也将九宫山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即森林公园)，开发的前景更加广阔了。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很重要的一环是加强队伍的建设。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关于加强地方外事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遵循周恩来总理生前的要求，外事干部要‘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实现外事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外语化。”1981年11月26日，我在全省外事、旅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决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执行，“我们不要怕麻烦，不要犯自由主义错误，该请示的请示，该报告的报告，没有批准的事就不要对外承诺表态。”我还说，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外事工作的领导；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一次维护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严格外事纪律，并辅以必要的法纪。在这之前，1981年3月17日，我在省委常委会上对进出口委的同志说：“你们这个队伍有点像特种部队。所以对外事外贸干部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更要严格。

    党员干部要一个月对照《党员生活准则》进行一次检查，而不是半年搞一次。”我说：“从省进出口委主任起，要读几本书，如《资本论》。将来要考试，我考不了你们，请经济学家来考你们，什么叫货币——商品——货币；商品——货币——商品。你们一定要学外语，接触接触外国人，学几句话也可以嘛!你们要研究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掌握动向。”省进出口委所属部门和外事旅游部门，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比较认真地抓了干部的培训和管理工作，仅省外贸局办的外贸学校，在几年内就培训了400多名外语干部。对违反外事纪律的个别领导干部及时给予党纪处分并进行通报。对省政府派驻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办事处的干部也及时作了调整和充实，使之更好地发挥对外经济贸易的“窗口”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四年里，湖北的对外经贸和旅游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全省外贸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3.6亿美元，四年翻了一番还拐个弯，年平均递增率达到22.5％，既高于全国外贸出口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全省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出口商品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工业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34.7％上升到1982年的68.7％，初步改变了前些年农副产品占出口总额大头的状况。1982年外籍游客、华侨和港澳台胞来湖北旅游达2.3万人，相当于1976年前27年接待人数总和的一半。但是，这些成就仅仅是初步的，只能说是对外开放的起步。拿外贸出口来说，虽然自己同自己比，增长速度很快，但在全国所占的份额很小(1982年只占1.6％)。分析其原因，一是原来的基础太差，基数太小，几乎可以说从零开始；二是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首先把重点放在沿海，许多事情沿海能办，沿江就不能办。但是，我们国家这样大，对外开放又极其复杂，也只能有步骤地展开。我们要有全局观念，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令人高兴的是1992年中央进一步作出开放、开发长江经济带的战略部署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湖北省的对外开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抓住了机遇，出现了大开放、大发展的好势头。这对湖北的现代化建设，从速度、到质量、到效益，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5年夏日）(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五辑，本文作者陈丕显,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