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东部北麓，有一座为唐才常等烈士修建的烈士陵园，即庚子革命先烈墓。此墓座南朝北，依山而筑，由牌坊、墓道、纪念亭和坟墓几部分组成。其牌坊位于武昌区八一路北面40米处；纪念亭和坟墓座落在洪山的东部北面山坡；牌坊为四柱三门。四柱边围各为0.8米，上有莲花浮雕，整个牌高约10米，宽约11米，面北背南；正面上额刻有“庚子革命先烈墓道”八个大字。钢筋水泥结构，建筑古朴庄严。
笔者由牌坊向南去到墓地，只见原有一条近4米宽、100米长的墓道，由于今八一路横贯其中，路旁盖有房屋，故墓道仅剩北面40米的一段，不能直达山坡的纪念亭。纪念亭是一座水泥结构的园顶六角亭，高约10米，亭下有6根直径为0.5米的园柱，亭台直径5.4米；亭后2米处，即是坟地。这里安葬着庚子革命自立军唐才常等革命先烈的遗骸，谒后不胜感慨系之。
1900年（即庚子年）的自立军运动，是唐才常所实际领导的。唐才常字绂丞，后改佛尘。1867年5月21日（清同治六年四月初九）出生于湖南浏阳孝义里的一个不大富裕的士大夫家庭。1894年考入清雨湖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西湖书院。唐与同窗中的同乡谭嗣同、刘善涵等志同道合，交感甚笃。
甲午之战以及与此俱来的“马关条约”，象警钟般的震撼着唐才常等人的爱国之心。时值1898年维新变法进入高潮，唐对康有办、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充满希望。当其好友谭嗣同从北京电促其进京议事时，他欣即由长沙出洞庭湖北上，岂料到达汉口时，即闻知慈禧、荣禄和袁世凯等以突然袭击手段，囚禁了光绪皇帝，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梁流亡海外。唐才常想起挚友惨死，悲恸万分；又痛恨慈禧祸国殃民罪恶，遂萌反志。
1899年2月，唐才常经上海转赴香港等地，联络海外志士和外国友人，以图拯救祖国。在日本，曾两度会见康、梁，并自请为康有为弟子，建议筹款起兵保皇、勤王（光绪），得康有为三万元资助，康并承诺余数30万元，当再源源而来（《革命逸史》初集）。唐在日本横滨等地，也曾两次会晤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流亡国外的维新派深表同情和友好。唐曾力劝康与孙先生同心合作，惟康顽固醉心于“保救大皇帝”而不予理睬，至为遗憾。
唐才常和志士林圭等人到了上海，即于1900年初建立“正气会”，地址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东里，挂牌“东文译社”。其宗旨：第一是救亡图存，抵抗外侮；第二是忠君——光绪皇帝；第三是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慈禧专政，维新变法。
未几，唐才常等人深感“正气会”号召起来的士林中人难胜兵战之任；而江湖任侠的“会党”，倒是一支可供驱使的战斗力量。于是又于1900年3月改正气会为“自立会”，并按会党组织为法建立“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为证。改“扫清灭洋”为“救国保民”，认为“灭洋”会导致“亡国”。唐才常则列名为“副龙头大爷”。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又遥戴孙中山先生为“极峰”（见《自立会追忆记》）。但孙先生并未参加自立会的实际工作。由于自立会联络下层会党，故发展甚为迅猛。据《辛亥革命先著》记载：“聚众党十万余人，分五路密布于鄂、皖、赣、湘各重要地区。”
1900年7月，唐才常等考虑自立会近于激烈，不易为社会所赞助，遂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辞，在上海张园（即愚园）召开“国会”（又名“中国会议”）。此会成员并非各省选出的议员，则是由唐邀集的一批社会名流，加上自立会的领导人所组成。参加者共有数百人，其中著名的有：容闳、章太炎、林圭、戢元丞等人。总部设在上海，汉口设有“中国国会分部”。不久，自立会与国会合并，自立军统属于国会，故其全称为“中国国会自立军”。
如果说建立正气会、自立会、国会是唐才常发动武装起来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那末自立军的组建，则是直接作战的准备。正当此时，孙中山又将才识干练的傅慈祥、容星桥等介绍给唐才常，“专办湘、汉之事”。自立军的组建工作秘密而又紧迫地进行，在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建立了机关部，还另外建立了一些秘密会所。实际组建的结果，自立军成立了7个军，唐才常为自立军总统，负责全面节制各军，并担任“总粮台”。
参加自立军的，有新军和会党两部分人，新军，属张之洞的队伍，教习洋操，使用新式武器，约6千人。自立军潜伏在新军内的日益增多，例如其武功营的辜人杰加入自立军后，被委为“长江五省水军统领”；张之洞的亲信、威字营统领黄忠浩也加入了自立会。自立会的另一部分人为会党分子。鄂、湘、皖、豫、川等省的哥老会、大刀会、红教会等10多万人加入了自立会，其中掌握武器的一部分人则为自立军。
在武器装备上，傅慈祥、戢元丞由日本运回的枪械仅1899年一次即达1,000多支，小炮数门，手枪百余支，密藏于汉口刘家庙、后湖、硚口和武昌舒润祥公馆（即今中南财经入学后首）等处。
1900年8月初，八国联军攻北京，慈祥和光绪帝逃往西安。唐才常、林圭等原定于1900年8月9日，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七月十五日，在两湖（湘、鄂）和安徽同时大举起义，但因许久军费不继，粮饷无着，自立军中一部分人交回“天票”，愤然离去，有的甚至抢夺钱庄当铺，各自谋生。
唐才常、林圭等人满以为自立军总机关设在英租界的李慎德堂楼上，张之洞的兵力难于伸入；另一秘密活动点在花楼街宝顺里（后改复元里的百子巷菜场前端）4号，虽不在租界内，但也有外国人代为保护；又以为自己还与张有师生之谊，以致疏于防范。讵知张之洞对唐才常及自立军的所作所为及秘密机关，早已洞察尽悉，只是佯装不加干涉，直至自立军执戈待举之时，张即报先一步，事先告知汉口英国领事，并要求英军舰在长江内停泊，以便派兵抓捕唐才常等；央领事也签字照准。
8月21日（即庚子七月二十七日）晚，张之洞密饬汉黄德道兼关监督岑馥庄，派夏口都司陈士恒领亲军包围了宝顺里及李慎德堂，并于8月22日（庚子七月二十八日）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及在汉阳和长江汽船上30余人全部逮捕，并将所藏军械火药、印章旗帜、文书名册及“富有票”证等悉数搜去。唐才常在被关押在汉口巡防营时还口占：“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香”（见《辛亥首义回忆录》四集）。
1900年8月23日，张之洞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分别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及大朝街（今复兴路）天符庙等处。唐才常喋血就必时还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朝野新谈》丁）。当时还有一些自立军志士被杀于汉口；在这一段时间里，两湖和安徽等地区被杀者达千人。
自立军倏起倏落，其失败之快、之惨，虽是令人疾首触目，然而其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却起着一种从戊戍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作用；也为辛亥武昌首义孕育了一个即将开放的政治花蕾。因此庚子自立军革命的社会意义，是应得到人们确认的。
唐才常等被害后，其遗骸于当天就由武汉慈善队草草掩埋在武昌小洪山。1912年4月孙中山先生应黎元洪之请，来武汉访问时，为了纪念这次起义殉难的唐才常诸烈士，建议为唐才常等烈士修建烈士陵园。同年烈士陵园在原址建成，并立有“铁血精神庚子之墓”的石碑。1929年复加扩建；1934年又予修整。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将此墓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转载《世纪行》2008年第五期，本文作者刘一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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