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处理新疆兵团上海青年回城问题的回忆

2014-09-15 21:46:45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六

    正是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连续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引起了我的警觉。

    我被围的第三天下午，杨扬等几个头头突然来到指导员家里找我，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杨扬拍着桌子对我说：“这几天如果有带枪的人来连队，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要负责任！”我对杨扬说的什么“带枪的人”，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我想，他们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有点害怕。但是，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在他们几个头头面前一定要正气凛然，绝不示弱。

    我这个人是不会发火的，一旦火从中来，发起火也很厉害。杨扬的话音刚落，我也使劲拍了桌子，把桌子上的几只杯子都震到地上去了。我指着杨扬的鼻子，大声怒吼：“你杨扬听着，是你把我请来的，这里发生的任何大事，你小子都跑不了，你都要负责任的!”我吼了几句，把杨扬吓得脸都白了。还是李林打了圆场。他说：“刘局长不要发火，我们听说刘裕如要派两个连的兵，把你抢出去，这不是要发生冲突吗?所以我们来找你，跟你商量，不能这样做。”我毫不迟疑地对几个头头说：“你们放心，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几个头头走了，却引起了我的沉思。调查组的同志到现场被围困后，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很重视，新疆自治区和阿克苏地区的领导同志很重视，都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调查组的情况。刘裕如同志是当时阿克苏地委书记，当过自治区公安厅长，他准备动用公安人员把我救出去，有这样的打算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是好意，但是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11连是个值班连队，有武器库。我到11连后，就让指导员派了最可靠的青年轮流值班，把武器库看起来了。如果来了公安人员，同青年们发生冲突，抢了武器库，搞得不好就是一场血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想到这些，我才真是害怕了。我立即给团长、政委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把握好，并报告刘裕如书记，如果有公安、武装人员来了，只能在营部待命，叫‘引而不发’，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一个公安、武装人员都不能进入11连。我让指导员爱人亲自把信送给团长、政委。事后得知，刘裕如同志确实是派了地区公安局长，带了一些公安战士到了营部，准备相机进入11连，维持秩序。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直到大批青年撤出后，公安人员才进入11连，把我接走。

    也是那天晚上，我睡到半夜，忽听得外边暴雨滂沱，狂风大作。我想到外边还有几位为我站岗的青年，我立即起来，把门打开，请他们进屋避雨。但他们不肯。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进屋?他们不说话。在我的一再邀请下，他们进屋了。他们四个人中的一位青年说，上青联的头头不让他们同我说话。我问：“为什么?”他们不敢说。我又问：“你们看我像坏人吗?”他们说：“你是好人”，“你是为我们说话的”，“你讲话，我们爱听”。

    那天晚上，他们讲了许多心里话。他们说，大家都想回上海，但以前不了解中央的政策，以为闹一闹可以引起中央的重视。听了我的几次讲话后，知道中央对知识青年很关心。“我们也觉得不能再闹了，应该通过组织反映我们的情况。”他们还说：“上青联的头头们也是两派，每天开会，吵得厉害。他们把你扣在这里很为难。有人主张来硬的，把事情闹大，给中央施加压力；有人认为，不能再闹了，再闹下去，我们也控制不了局面。”他们还告诉我，听了我的讲话，许多青年想回连队去，但是不敢走。上青联有‘打狗队’，谁不听他们的，就要吃苦头，轻则围攻，谩骂，重则要到你家里烧鸡窝，割纱窗，往身上浇开水，等等。

    通过同这几位青年的交谈，使我更加坚信，绝大多数青年是按政策办事的。只要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局面就会好转。

    每天上午的大会还在继续开。每天下午，我到连队各家串门，同青年们聊天，同时认准了上青联头头们开会的地方。我准备直接到上青联总部，面对面地做几个头头的工作。

    有一天半夜，我出去上厕所，然后按预守计划飞快地向一间亮灯的屋子走去。我同几位看守我的青年已经很熟了，他们看得出我是要到上青联头头们开会的地方，所以也心照不宣，并没有执意阻拦我。

    我轻轻推门进去，屋里烟雾迷漫，灯光昏暗。几个头头都在场，正在争吵什么。我站在那里，没说话，过了一会才有人发现了我：“啊！啊！这不是刘局长吗？你怎么来了。”他们有点紧张，不知所措。我说：“听说他们每天开会开得很辛苦，我来看看你们。怎么？你们也不让我坐坐？”杨杨、李林起身让我坐下。那天晚上，我利用难得的机会，确实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几位头头着想，说了一些贴心的话。我说：“自从你们把我围在这里，你们就不太平了。时间越长，你们越被动。其实，你们的目的达到了。你们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惊动了国务院领导，把调查组从北京请来了。你们的错误在于，不应该把我作为人质扣在这里，当然，把我扣在这里也有好处，等于开了几天的千人大会，听我讲话的有几千人次吧？使更多的青年直接了解了中央的政策。但是，你们该收场了。你们再不放我，估计用不了几天，你们就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劝你们争取主动，体面收场吧。当然，你们不收，也没什么了不起。我早说了，我一定奉陪到底。只是那些青年们没几个跟你们胡闹了，我估计你们再维持三五天都很难了。”我发现，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没人插话，没有起哄。为了缓和当时的气氛，我不断地同他们开玩笑，逗得他们直乐。我说：“不打不成交啊!我们成朋友了。我以后到上海看你们去，欢迎你们到北京来找我。”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我这次的夜访。

七

    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攻势，出现了转机。我趁势在7月1日召开了一次纪念党的生日座谈会。

    在7月1日上午的大会上，我最后说：“今天是共产党的生日，我有机会同这么多青年人一起纪念党的生日，也是难得。听说你们当中有几位共产党员，一直不愿意暴露身份。不要紧。我今天下午在指导员家召开纪念党的生日的座谈会，不论是不是共产党员，都欢迎大家参加。”

    我原来估计不一定有人来参加这种座谈会。实在没人来，我就同林指导员谈心，他是共产党员，还是党支部书记。

    开始确实没人来。来了几位，也是远远地站在那里观望，我主动请他们进屋，于是，人越来越多。没地方坐了，大家就站着，有些青年还站在外边听。我先请他们发言，他们很踊跃，七嘴八舌，讲了许多意见、疑虑和希望，我也不断插话，气氛很活跃。我最后说：“这个座谈会开得很有意义，对我来说，可能会终生难忘的。我们要用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就是要相信党中央对知识青年是非常关心的，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兑现的，相信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兵团各级党组织一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好青年们的各种实际问题的。”会散了，还有几位青年不走，我一一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作了解答。

    7月2日吃过晚饭，我又发起一场攻势。
    晚饭后，我趁着散步的机会，急步向连队北边的麦田里走去。那几天有人说：“早解决问题，早割麦子；晚解决问题，晚割麦子；不解决问题，不割麦子。”这叫什么话!那天，我确实是想看看麦子成熟的情况，总不能眼看着大片的麦子烂在地里。几位看守我的青年，以为我要跑，很紧张。他们一个劲儿地劝我回去吧，不安全，都快要急哭了。我说：“有你们几个大汉保护我，我很安全。”我同他们开玩笑说：“咱们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我这么一说，他们更是吓得不得了，但又不好意思动手，因为他们同我处出感情了。

    正在紧张的时候，李林来了。我想，一定是有人跑回去向他报告了。只见李林大步跑来，满头大汗，还摔了一跤，把衬衣都摔破了。

    我继续向麦田走去。李林跑上来，在我耳朵边悄悄说了一句话：“我们听你的话，明天就撤了。”我已估计到他们快要撤了。其实，我对他们早撤晚撤并不在意。我对李林说：“你想我会跑吗?我跑到戈壁滩上喂狼去呀!”我又说：“该割麦子了，不能再拖了。”李林又悄悄地对我说：“我们回连队割麦子去。”他显然是怕明天撤离的消息提前走漏出去，他们被动。

    我同他们一起到麦田看了看，有说有笑，回到了连队。
    听说他们要撤，我反而对这些青年人有点依依不舍了。那天晚上，我迟迟不能人睡，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又想到了许多事，特别想到，还得开个大会，还有许多话要讲给青年们听。

    7月3日上午，我在11连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大约只剩二三百人了，他们已无心听我讲话，因为他们的头头们都撤了。

    我还是郑重其事地讲了几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有四个问题。一是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能再闹了，要坚守工作岗位，有意见、有困难，通过组织提出来。二是各团场、各连队对参与上访和到12团、14团参加那几天行动的青年同志，不要作为问题去追究。三是各级干部既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能简单生硬，又不能撒手不管，要以理服人。四是各级干部都要关心职工的疾苦，认真解决生产、生活、工资福利等各种实际问题。

    我于7月3日下午离开11连。外单位的青年全都走了。我离开时，11连的大人、小孩、老人几乎都出来送行了。因为我在被围的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到青年们的家里、宿舍去串门，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有感情了。在送行的人群中，我看到许多青年眼泪汪汪，一再叮嘱我不能忘记他们，要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情况。我看着那些比我小不了几岁的青年人，看着那些老人和孩子们，看着依依不舍、殷勤相告的林指导员夫妇，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挥泪告别了11连。

    贾大勤同志率领的小组，也按计划完成了任务。我们两个小组相约于7月初回到了乌鲁木齐。

八

    调查组回到乌鲁木齐后，进一步作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协助自治区农垦总局起草了《关于解决新疆国营农场若干问题的请示》，上报自治区党委。这期间，调查组还协助自治区农垦总局继续做了一些上访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到8月底，兵团各团场的局势趋向稳定。

    调查组于8月29日回到北京，在新疆历时3个半月。
    调查组向农垦部党组(国家农垦总局已撤销)如实汇报了新疆兵团上海青年的情况和他们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并报告了国务院。

    以后事态的发展，又出现几起几落。
    1980年初，中央组成了由新疆自治区司马义·艾买提主席和上海市委严佑民副书记率领的中央工作团，赴阿克苏地区调查研究，两区市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共商稳定新疆大局、做好上海青年工作的大计。农垦部派我参与了中央工作团的工作。

    说老实话，我是一直同情那些上海青年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奢望。他们只希望回上海，即使自己回不去，也希望把孩子的户口转到上海，能在上海上学。

    这批上海青年，在上世纪60年代初，响应祖国的召唤，挺身而出，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当时，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16岁。他们经过了近20年的艰苦的磨练，把自己最为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事业，他们不愧为一代英雄的青年。以后由于身体、家庭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提出了回上海的要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新疆兵团的大批上海青年，按照新疆、上海两区市商定的政策，陆续回到了上海。(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刘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