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支持副总统李宗仁与中共和谈，逼迫蒋介石下野。他在武昌的湖北省参议会里开会，号召湖北各界以民意立场通电请蒋介石引退。通电由副议长艾毓英宣读，我也举手投了赞成一票。此后，我还邀请在武汉的北师大同学，电贺和谈代表我们的校长李云亭(蒸)博士马到成功。当时国民党的党政人员，莫不希望李代总统能挽回局势，但在蒋介石的幕后把持下，和谈终成泡影，战事渐渐迫近武汉外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惊惶失措，省主席张笃伦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应变计划。白祟禧为了扩充桂系势力，决定把控制在第九补给区司令朱鼎卿手里的军用物资夺到自己手里，遂以迫使张笃伦辞职、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给朱鼎卿作为交换条件。
朱鼎卿接受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命后，依靠他的堂兄朱怀冰，把张笃伦的应变计划改为《湖北省八项施政要点》。在朱怀冰的策划下，决定：第一，内定省政府主席办公厅的主要人员，以备万不得巳时轻装简从，做好流亡的打算；第二，设立鄂西、鄂北、鄂南三个省政府行署，并以鄂西行署为主，派朱怀冰以省府委员身份兼鄂西行署主任，准备走抗战时期的老路。5月初，武汉临接近解放，工人学生护厂护校运动蜂起，大街上扭起了欢庆武汉即将解放的秧歌。我连日来接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宣传品和信件，要我“坚守岗位，保护档案，将功折罪”，而国民党湖北高干会也转达国民党中央电令，要我先到桂林，然后经广州到台湾，但不准带家眷。当时我已继田介堂为教育厅主任秘书，公私交困，走既不愿，留又不能，在徘徊无计中，只得走第三条路，即随省府到鄂西，静观时变，再定行止。
1949年5月11日，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已仓猝由汉口迁到武昌长春观。斯时，湖北元老孔庚同耿伯钊前去为白祟禧送行。耿是前去窥测白的行动方向的，而孔则昏瞶糊涂地问白“几时回来”。朱鼎卿在白去后才敢假道长沙跑到鄂西。我同王介庵在满街腰鼓声中，从武昌平湖门登上美国赠送的201登陆艇，带着省府指定西迁人员及眷属和一连卫兵，并拖带了一驳子炮弹沿江西上巴东，然后再从巴东去恩施。到沙市时，武汉已解放两三天了，上岸即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新华社电讯“湖北省政府残匪已向鄂西逃窜”字样。船上眷属因系仓惶出走，很多不能举火。王介庵乃急电恩施向朱鼎卿请示，当即回电派我向沙市四区专署筹借4000元大洋救急。当时沙市经过宋希濂部的搜刮后，几家银行已是罗掘俱穷了。四区专员龚襄平陪我向几家银行进行交涉，始勉强凑足1000元。
5月18日，登陆艇靠了巴东，我和王介庵分别住在湖北省银行办事处及合作社。在那里，我们共商去重庆南岸教书事。夜里，忽接朱怀冰几次电话，要我们速去恩施，说朱鼎卿马上从重庆来，要恢复省府建制。到了恩施以后，省府随来的老干部不多，我们只得把省政府的破摊子在鄂西行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此时我哥哥王延烈以省参议会秘书长身份代理省参议会议长（何成濬）自香港回到恩施。他的到来，使省参议会得以恢复。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西迁到恩施以后，金元券几乎成了废纸，员工的待遇改发银元，但为数极少，我每月也只领到40元(原底薪十分之—)。省教育厅除要为鄂西、鄂北、鄂南等未解放地区学校支付经费外，西迁时带来的一、二临中，及其他自动西来编成新省立一中的学生也全部系公费待遇，极难支应。厅长王介庵托故请假到重庆去了，我循例以主任秘书代理厅长职务一个多月，始经广州阎锡山的行政院派朱英培以省府委员兼代厅长，因教育部不同意致未真除，我则被调为省政府设计委员。正庆得所，但朱怀冰深知朱英培声望不符，要朱鼎卿收回成命强留我协助朱英培。“乱世功名不值钱”，我也只图得过且过，苟延残喘而已。
9月中旬，朱鼎卿改组了湖北军管区及保安司令部，成立了湖北省绥靖总司令部并自兼司令，由李朝君任参谋长。武汉解放以后，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领国民党第十四、二十两个兵团，占领了湖北大部分尚未解放的地区，并设立了若干个绥靖分区，将辖区内的民政、粮政、财政、地方及行政人员的任免权统统抓在手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所派的县长几乎不能过问，因此宋与朱鼎卿的关系十分恶化。朱鼎卿为了不与宋希濂接触，乃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利川，省政府实际上由朱怀冰代为主持。为了把宋希濂的势力排除在鄂西之外，朱鼎卿授意朱怀冰召集我和王胜泌、汪民桢、张家驹等几个人草拟计划，准备在恩施、利川交界处的铜鼓包构筑驻点工事。此时宋希濂的第二军陈克非部已陆续经过恩施向湘西开拔，而宋本人及司令部亦已移驻恩施。朱怀冰要改善宋、朱两人的关系，乃授意宋部和省府两方的高级干部贺觉非、欧阳正宅、杨松如、叶凝碧、汪民桢、刘焌和我几个人组织联谊会，在宋、朱两部之间起了调和作用。宋的母亲逝世，朱鼎卿还曾前往代为主祭。
10月中旬，鄂西情况渐紧，但朱鼎卿并未死心，跑到重庆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要求成立第三兵团，祝给了他两个军（暂八军、暂九军）的番号，并预发了两个月的维持费（共大洋20万元）。第三兵团成立后，湖北省绥靖公署取销。为了充实第三兵团实力，朱鼎卿便把他的军政干部学校的学生及新成立的第一中学学生中的一部分，选编了一个教导团，派朱英培为团长。编余的一千余学生，则令我率领向四川万县龙驹坝集中，途中被利川汪家营乡长牟鸿图勾结四川土匪把我和学生抢劫一空，并杀死女生一人。
11月以后，朱鼎卿认为省府机构已无存在的必要，乃缩小编制为省主席办公厅，分为六组，派我为第六组组长。我未到职，实际上已无公可办，也无处办公。我的哥哥王延烈也带着一大群省参议员和几个湖北籍的立法委员如张文和等，随朱鼎卿逃到了万县。
到了万县以后，朱鼎卿的三兵团司令部驻在城外沙河子，部下还有3万余人。何去何从，他举棋不定。民政厅长彭旷高揣测朱鼎卿的意图，要我找我的哥哥王延烈，邀集省参议员及湖北籍的立法委员要求朱鼎卿起义。朱同意起义，但又说还有些具体问题待明日答复。岂知次日凌晨省参议员们到沙河子时，朱的司令部已人去楼空了。省参议员们大骂朱鼎卿不讲信用。朱鼎卿带了几箱现洋和几箱卡宾枪拟从梁山逃走，不料在那里遇见了解放军。此后，朱即在梁山起义。湖北省未随朱再逃的人员，几乎全部变成了行商和摊贩。我一家6口因资财散尽，只得靠在万县的湖北同乡帮助，在街头贩卖纸烟。我的哥哥王延烈曾在武汉参加和平解放运动及发动朱鼎卿起义均未成功，他此时对我叹息说：“万料不到我们今天竟成了人民的罪人。”
万县解放后的第三天，共产党的政工人员进了城。那时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我家里来查询我的情况。一天我正在卖烟时，我的朋友朱国栋找到了我。我在任国民党宜昌县党部书记长时，朱任国民党当阳县党部书记长。这个时候见到老朋友，我感到分外亲切。朱国栋告诉我，说他是共产党西南办事处的干部，现奉命到万县接收。他向我交待了党的政策，指示了出路，还要我写了一份《坦白书》，并代我送到万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去了。此后我们还见过多次面，朱要我协助他动员留在万县的湖北省参议员、中央立法委员等主动交待问题。万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军代表李满潮要我召集从湖北带来的一千余学生，成立一个湖北临时中学，派我同前湖北利川师范校长李家诲及前湖北省一中校长何钦明为校务委员，在万县沙河子前金陵中学旧址编级上课。我所在万县水井沟的居民段，并派我担任高级学习组组长。1950年岁末，湖北临中复员交给湖北沙市市后，又派我担任万县新民中学高中的班主任，直到1951年3月18日，万县公安局派居民段高段长通知我到局谈话，这才结束了我临时教书的生涯。
在万县公安局中，我只在我原来《坦白书》中的交待上补充了一些零星问题。当时国家正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湖北省公安机关要万县押送我们回原籍交待历史问题。临行时，万县公安局赵股长对我说：“解放时你的态度很好，我们已向湖北省介绍过你的情况。希望你回去后好好改造，争取立功。”他态度十分诚恳，我从中看到了希望。
1951年4月初，我们几个人由万县经利川到恩施，因为要沿途查询解放时我们经过这些地方的问题，便不得不在利川、恩施公安局有些耽搁。我们到达位于武汉的湖北省公安局看守所时，已是1951年的“五一”节后了。那时政府公布了“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16个字的宽大政策，解救了一大批历史反革命罪犯。
湖北省公安局看守所及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都是工农出身的南下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虽然有限，但政策理论水平都比较高，工作中以理服人，且态度和霭可亲，很令我们这些被改造者感动。记得省一监监狱长陈国良一次集合全监犯人讲话时说：“我们要改造的是你们的思想，而不是要消灭你们的肉体。我们要把监狱办成学校！我们和你们现在是敌人，将来会变成朋友，甚至能变为同路人!”他的训词，消除了大家的抵触、悲观情绪。
看守所是拘留问题尚未做结论罪犯的地方。当时还在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先后进来的大多是我往日认识和熟识的朋友。但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看守所严禁我们接近交谈，只有在每日早晚“放风”时，彼此才都知道平安。但我们都害怕自己还有交待未清的问题被人揭发出来后得到从严处理，因此这里面的人都常常自动地反省。我在省公安厅的三个月当中，也补充了不少的枝节问题。不久，我被调到省第一监狱等候判决。
1951年7月，我被判决了。罪名是“领导反革命学生组织，作反革命宣传鼓吹”。所说“领导反革命学生组织”是指我组织领导过“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作反革命宣传鼓吹”是指我担任过国民党党报《武汉日报》和《华中日报》的社论委员，并在《武汉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内战》的强调“安内攘外”的反动专论。这两项罪名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判决书还说我解放后逃匿四川、拒不交待，从而加重处罚，判了我15年徒刑。在我被判决的第二天，一监涂干事将判决书连同两本书一道交给了我，两本书分别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涂干事并对我说：“你现在的改造任务，主要是看书，要认真地读，要写心得笔记呈核。”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放我到巷子里做清洁——这是一项政治待遇。不久又把我调到监狱内钮扣厂做贝壳扣子，这是我出生40年来，第一次参加的有益劳动。
我被投入一监狱改造以后，除在“按体施劳”的紧张劳动以外，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思考自己的问题，做心得笔记。晚间集体学习时，如实交待自己思想。这个艰苦的过程，逐渐由带强迫性的阶段，提高到自觉的阶段。于是对家庭的怀念，对前途的预料等问题，都从学习和生产劳动中，逐渐找出了答案。1956年以后，劳改人员的待遇有了提高：每月可得到少许的零用钱；随着节令的变更，监狱还按时发给衣被鞋袜等日用必需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还有超额奖金；高空作业和高温作业的还隔日发给一次保健费等。
省一监为了加速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改造，决定对他们进行扫盲教育。这项任务，一监交由我担任。我不但要每天教给这些人国际罗马字拼音，且还要自编课本（由陈国良监狱长审核）供犯人学习。记得我编的课本当中有一课课文是“葱韭大蒜，鸡鱼鸭肉；一日三餐，营养充足!”监狱长说我还有资产阶级享乐思想，这一课要不得，要改过来。除此以外，几期学习班都是按照我编的课本上课的。几年后我回到一监写材料的时候，知道那些以前的文盲劳改人员，通过在狱中扫盲后，大多都能动手写墙报稿了。
这期间，省一监狱大力开展了文娱活动，将投入一监劳改的戏剧演员组织起来每周演出，引得许多机关干部前来观看。每到星期六的晚上，监狱的每个角落里都喜气洋洋。
为了树立积极靠拢政府的典型，省一监于1957年成立了积极分子委员会，我就是其中一个。在武汉长江大桥铁路桥铺轨时，监狱专门组织我们前往参观，听取工程人员介绍修桥的缘起与钻探架柱的艰难经过。这使我联想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长石瑛在其任内，曾筹集巨款拟建此桥，后以人去政息、资金被挪用迄未底成的事来。新旧对比，我们深感新中国的伟大。
为了加速对犯人的改造，省一监规定，凡已经作了结论的犯人，每月可定期与家人见面一次。见面前必须理发、更衣，不准“囚首垢面”，管理干部要向犯人家属介绍犯人改造情况，要求家属协作做犯人的改造工作。此举使犯人家属放下心来，同时也使犯人更加靠拢政府。
1952年以后，我在省一监的改造任务，较一般的人为重。既要完成生产任务，还要经常接受外调干部的查询。有时上夜班后连白天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于是我病了，下血不止。监狱长点名要我“保外就医”，而那时我在武汉没有家，只得留在监狱卫生所治疗。其间，管教干部取消了我的夜班，减轻了我的生产定额，并为我配了一幅老光镜。但我不为病因，每一个查询问题到来，我必加深回忆，实事求是地向查询干部提供查询线索，使他们满意而去。
1957年，湖北省公安厅为了摸清湖北旧党团组织和社会阶层的情况，调我和原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原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田粮处长刘鸣皋、原国民党内政部河南省调查统计处处长胡涛、原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刘庄如，以及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梁上贤等6个人，集中到省公安厅执行处，分门别类地写有关材料。除我们以外，还有原国民党军统局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炎福及原国民党第三兵团中将兵团司令张淦及其部下李本一（军长）等。我们6个人，半年时间共写了4大本材料。省公安厅对我们的表现十分满意，同年我得到了减刑的奖励。
（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王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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