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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节自励的王芳荃教授

2014-09-15 21: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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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9月中旬,报纸上发布消息,称始建于1909年的北方交通大学,恢复了其早期使用过的北京交通大学校名。这所在中国近代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学,其前身为清政府邮传部创办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及北京邮电学校,是当年为了维护中国铁路路权而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回顾该校历史,令人们不由想起了在该校历史上曾经两度在危难关头为学校的生存而殚精竭虑辛勤奔走、勉力支撑,且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王芳荃教授。

    王芳荃教授自1903年开始献身于教育事业,是我国近现代重点大学清华初建之时首批遴选出来的教授之一。早在抗战之前,他的生平小传就被收录进了当年由中国图书大辞典馆编辑出版的《民国名人图鉴》。他毕生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余上沅、梁实秋、熊佛西等一批现代文化名人,都曾在这位恩师的教诲下受业读书。

    2003年,是王芳荃教授投身于教育事业的100周年。正是在这一年的“教师节”前夕,王芳荃教授的哲嗣、我国当代学贯中西的杰出学者王元化先生不辞耄耋高龄,从已经封存的档案中检出父亲于93岁时亲笔书写的《我之祖及我一生要事回忆略记》手稿,转示给笔者。正是从这份从未印行过的真迹中,我们才得以有缘接触到了这位世纪老人那平凡而又伟大、且不乏传奇色彩的一生。

    清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王芳荃出生于湖北沙市的一个清寒的贫民家庭里。他家祖籍江西,祖上于顺治年间“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时迁来湖北。到他出生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从记事起,王芳荃就在家里帮父母料理营生,他每天提着一个小藤篮子,装上一些瓜子、花生、米子糖,到附近的学堂门口去卖,一天跑下来,挣得十来个铜钱交给母亲贴补家用。他的父亲幼年时因病吃错了药,由聋致哑,成年后就在沙市码头上做了一个搬运工。然而,家境的困厄,生活的拮据,并没有泯灭其天资秉赋,已为聋哑人的父亲却是心灵手巧,偶得闲暇即画画、写字,有时候还会用将那黄灿灿、软绵绵的柚子皮反复揉捏加工,定型晾干制作成六面香炉、供盆和果盒。父亲的画作简洁传神,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樵夫担着一担枯柴回家,给儿时的王芳荃带来很大的欢乐。

    王芳荃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是地方上划龙船、耍龙灯的一把好手。荆楚大地,河汊纵横,自古以来就有在端午节这天划龙船以祭祀先贤屈原的传统。父亲听聪闭塞,当桨手难以辨听号子,但是当掌艄人却是一把高手;他耍起龙灯来,总是担任着舞绣球的重要角色,在他的引领下,龙灯队的小伙子们把一条金龙舞得上下蟠旋,腾跃翻飞,常常引来围观群众的一片喝采。

    不过,当王芳荃到了该上学的时候,父亲却困卧病榻,辗转床侧了。有一次,一个驻防旗人在码头上欺负工友,父亲打抱不平,被巡防营的兵丁打伤,再加上年老力衰,从此就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

    王芳荃自幼在学堂门口提篮子,卖小吃,引起了校长桂美鹏的注意。这所学堂是江汉平原上第一所采用西方分班制教学的新式学校,一向由教会资助。身兼基督教圣公会鄂西片区华人牧师职司的桂美鹏十分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少年,他见王芳荃只是在校外旁听,学到的知识还强过了一些在校就读的富家子弟,心中暗自称奇,于是就免费让他进校读书识字。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桂美鹏亲自送年方12岁的王芳荃去宜昌,到由美国牧师柯霖时(H.C.Collins)主持的英文学堂去念书。

    为了让王芳荃免去后顾之忧,桂校长还在圣公会基督教堂的后面清理出一间小屋,将他家年过半百的父母接来居住,并让他的母亲在教堂做一点杂事,每月另付5元钱的工薪以维持生活。这一家人十分感激桂校长的热心帮助,王芳荃在学习上更是发愤努力。5年后,他作为圣公会宜昌教区的尖子学生,被选送到上海圣约翰学院就读。

    1897年12月28日晚上,王芳荃在一位邻居叔叔的护送下,来到江边候船。那时,沙市港刚刚开埠,轮船码头尚在修建中,从宜昌下来的英商太古公司直航的客班船,只能碇泊江心,而旅客登船却只能靠小木船转送。当小船靠近客轮时,由于风大浪急,小船的船头撞上了客轮的舷梯,船身一晃荡,汹涌的江水倾刻间就灌进了船的篷舱。那位邻居叔叔见势不妙,赶紧抓住舷梯,攀上了客轮,而坐在小船上的王芳荃正待出舱,可是还没等他钻出船篷,便猝不及防地随船堕入江中。

    幸而时值冬天,王芳荃靠棉衣的浮力冒出水面,虽然一时还不至下沉,可一向不谙水性的他此刻却也无法自救。瞬息之间,他眼看着灯光通明的客轮离得愈来愈远,而黑黝黝的江面上却只见江水扑面而来,在这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的紧要关头,自幼养成的沉稳习性,在险境中给他带来了一线生机:他屏住呼吸浮沉于江中,瞅空子换一口气,忽然,发现有条白色的快船从上游疾驶而来,船上四人摇桨、一人掌舵,迅疾如飞,他当下便高声喊叫。那条救生船也发现了浮在江中的这团黑影,赶紧伸过一条长篙……王芳荃得救了!江心遇险,绝路逢生,给这位刚刚17岁的青年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上岸后才知道,这一趟随波逐流,他在江水中竟向东漂了十七八里。

    柯霖时牧师原先希望王芳荃学医,而王芳荃觉得自己缺乏行医人的冷静与细致,未能照办。赴沪之后,圣约翰学院的卜舫济(F.L.Hawks.Pon)院长希望他主攻神学,可他自幼见过人间那么多的不平事,特别是荆州那些专横拔扈、为所欲为的驻防旗人在地方上为害一方,无所忌惮,面对这种险恶世道,又怎能告诉贫苦百姓上帝在哪里?他左思右想,最后还是立志攻读教育学。在他看来,唯有开启民智、启迪后人,推翻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就这样,王芳荃进入圣约翰学院学习教育学。

    圣约翰学院的学制为预科四年,正科三年,学校的教学管理十分苛严,凡是当年功课不及格者,将处以留级重读的处分,而当留级后再度考不及格,就要开除。王芳荃在预科四班(最低班次)读了半年,经教师举荐,他提前升入三班。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他很快就在班上以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而崭露头角。对于那些豪门望族的公子少爷而言,这个来自内地的贫寒学生唯一值得夸耀的本钱,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异成绩。每一学期的物理、地质、天文、化学考试,他始终都能考第一名。教师中有人透露,学校自开办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成绩卓异的学生。

    王芳荃升入正科学习。其时家庭生计日益艰难,他那远在故乡的父母都已年近花甲,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完成学业,他通过院长卜舫济的批准,一面在校内为预科低班学生做助教,一面去学校的图书馆做兼职管理员,以此挣得一份菲薄的工薪,来苦苦撑持自己的学业。他仅用了六年时间,于1903年修完了该校七年学制的全部课程,顺利地从圣约翰学院毕业。

    毕业前夕,刚好学校举行全校学生英语演讲竞赛,在选拔赛中,王芳荃力挫群雄,斩关夺隘,最后进入前四名。决赛开始了,他抽签抽到第四名演讲。那一天,学院礼堂里学生齐聚,主席台上坐满了观礼的嘉宾及校方董事会成员,轮到王芳荃演讲的时候,他健步走上台去,慷慨陈辞,以一篇《我应该怎样服务于我的国家》(What Shall I Do For My Country)的演讲词,博得全场掌声。通过由全校学生共同推选的裁判员裁决,王芳荃以说理充分、论据翔实、逻辑严密、情感充沛而独占鳌头。竞赛结束后,校方为他颁发了一枚黄金锻制的小牌,上还刻有他的英文名字:F·C·Wang。

    1903年,王芳荃从圣约翰学院毕业,从此便开始了他持执终生的教师生涯。
    起初,他先后在湖北宜昌、江苏如皋等地教了两年书,于1906年回到故乡沙市结婚。新娘子桂月华是他幼年恩师桂美鹏的大女儿,她娴静温柔,知书达理,由于天资聪颖,更兼幼承庭训,悉心向学,因而对于中国古典诗词有着较深的造诣。

    结婚之后,王芳荃即受聘于日本东京志成学校教英文,他携妻子同赴东瀛。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结束,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趾高气昂,同时其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亦日益气焰嚣张,许多青年学生都视中国人为劣等种族。志成学校的学生都是日本人,王芳荃在这所学校工作期间,潜心从事英文教学,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不卑不亢、洁身自重的节操气度,从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大多数日本学生的尊重与爱戴。

    1910年,王芳荃回国,任教于武昌文华大学。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严饬各地将领调集人马,在冯国璋的督率下气势汹汹地杀向汉口。10月17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设坛祭告始祖黄帝,行誓师礼,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夏(夏口即汉口)保卫战就此打响。其时,黎元洪特聘一名教会医院的外籍医师麦克威廉(Mcwillie)参与军政府工作,一则协助与各国驻汉领事馆交涉商洽对外事务,二则组织红十字会开展战场救护行动。

    为了便于工作,麦克威廉医师特聘王芳荃作为他的随行翻译。10月27日,清军以三个混成协(旅)的兵力,猛攻汉口;江面上赶来助战的水师炮舰,也以猛烈的炮火朝革命军阵地狂轰滥炸。战至31日,革命军反攻失利,节节败退,阵地上一度伤亡惨重,血流遍野。在(汉)阳夏(夏口即汉口)保卫战的紧要关头,王芳荃和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一道,穿梭于大街小巷的炮火硝烟之中,抬运伤兵、救护饱受战火蹂躏的平民百姓,一连十数日不下火线。鉴于他在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特颁他一枚勋章,以志嘉奖。

    1912年1月,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麦克威廉有心向王宠惠举荐王芳荃去搞外交。王芳荃听说这一消息后,当即婉言谢绝了医生的好意,他表示此生唯愿做一名普通教师,而无意于涉足官场。这时,由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所开办的清华学堂已经开始招生了,经有关方面的推荐、遴选,王芳荃作为首批录用的教职人员,奉调到北京在该校任英文教师。1913年,学校派他前往美国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1915年,王芳荃回国,继续在清华任教。1928年,国民政府派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王芳荃为抵制国民党搞的“政训”教育,愤而辞职,远走关外任教于东北大学。其后,国难旋踵而至,战祸连年,随着东北大片国土沦陷,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王芳荃随即入关重返北平,临时应聘到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路管理学院当英文讲师,翌年即正式改聘为专任教授。

    交通大学北平铁路管理学院始建于1909年9月,向以培养工业、交通运输高级技术、管理人才而享誉国内外。然而由于该校办学之初资匮师乏,许多教师都是来校兼课的铁路局管理人员,故使得学校缺乏一个稳定的教学班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强占北平,原由北宁铁路局一个副局长兼任的院长早已抽身远遁,来校兼课的教工风流星散。作为专任教授的王芳荃义无反顾地带着一部分学生搭乘海轮南下到上海,来找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黎照寰商洽,打算到该校借读。未几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迁武汉,而又有一部分学生沿京广铁路南下,齐聚汉口,组成校友会驰电上海,敦请王芳荃前往主持复院开课事务。时值国难当头,面对着莘莘学子的殷勤呼唤,他不得不抛妻别子,将家眷留在上海,又带着抵沪学生辗转奔波,避开战场,绕道江北天生港迂回龙窝口,搭乘英商太古公司的客轮,溯江西上抵达汉口。

    当时,战事紧迫,人心浮动,在汉口办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惶惶然手足无措,王芳荃等往返五次递交呈文申请复院开课,历时三月竟无人理睬。1938年3月,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当王芳荃得知随同其莅任的教育部次长顾毓秀就是他在清华执教时的学生时,于是便亲自去找顾商议复校开学之事。通过这一层师生关系,顾毓秀为他这种坚守教职、共赴国难的精神深深打动,几经折冲樽俎,终于争取到了北平铁院复学开课的批文,但当局仅同意该校与迁至湘潭的唐山工程学院合并,在湖南湘乡的杨家滩复课。

    合并后的新校以茅以升为院长,北平铁路管理学院暂改称为该院管理系,王芳荃即被茅院长委任为管理系主任,主持系内一切事务。此时正值兵荒马乱,生计维艰,王芳荃勉力支撑数月,一经熬过了那段最为困苦的日子,在杨家滩安顿下来之后,他当即函请原校的前任负责人胡立猷教授来湘,并向其交卸了系主任之职。

    随着日军大举进攻华中,武汉沦陷,长沙危急,在战火弥漫的南国大地上,学校的教职员工奔波于湘、桂、黔公路上达数月之久,终于在1938年底迁移到贵州中部小县平越(现名福泉),于次年3月复课开学。1944年独山失守,日军前锋距平越不过90华里,王芳荃等奉命另觅校址。他和同伴三人餐风露宿,日夜疾行,最后在四川渝蓉线上的璧山县找到一处地方,于是学校再度迁至璧山丁家坳……抗战八年,正是由于王芳荃带领学校骨干教师颠扑奔走,才使这唯一的一所全面培养铁路管理专门人才的学校得以保全。

    抗战结束后,学校复迁北平,王芳荃教授继续回校任教,并曾一度出任训导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抽空潜心用英文翻译出了儒家经典《孟子》和陆机的《文赋》。可是时隔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全国内战,他来不及料理这两部书的出版事宜,便和全校师生一道,投入到向国民党空军追索被占校舍的斗争中去。1948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后,原院长徐佩琨见解放军已攻克天津,先行弃校出走,接着,学院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以及部分高级职员皆纷纷南下。为保护学校财产,迎接解放军进城,学院老师、学生、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挥下,决议成立院务维持委员会,公推王芳荃教授为主任委员,领衔主持校内一切事宜,并组织教职员工巡逻护校,直至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原北平铁路管理学院经政务院定名为北方交通大学,毛泽东主席任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校长,并于1951年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期间,曾一度荣任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王芳荃教授将他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为新中国培养铁路管理人才的教学工作之中。1958年,王教授已年近耄耋之期,他见学校各项事业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一批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教学骨干也都已担当起了各自的责任,便向校方提出申请,要求退休。上级领导见他两次在危难关头承担救亡重任,挽救了学院,遂授以“研究教授”的殊荣准予退休,原职原薪待遇不变。

    1960年11月10日,王芳荃教授在平静安宁中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他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其间久历战乱,饱受颠扑,尽管当年那些圣约翰学院的同学中做官的做官、出国的出国,而他却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祖国,更不曾离开过三尺讲台……回首往事,他了无遗憾,遂作《自挽诗》两首以述心迹:“此屋寄居数十年,如今屋漏不流连,光阴荏苒蜉游梦,岁月逍遥胜鹤仙”。“流光催促毫无情,我把此躯休炳丁,好是精神同日月,悠游自在永安宁。”

    1975年2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七,王芳荃教授偶感风寒,在亲人的陪护下到医院看病。当时,由于“四人帮”一伙正在社会上鼓动人们搞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大批判运动,医院里秩序混乱,致使王芳荃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幸逝世,享年95岁。他在清华教过的学生、上海著名的建筑学家陈植主持了恩师王芳荃的追悼仪式,出席吊唁的人除了亲属,大多是他的那些均已两鬓染霜的学生们。

    这位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心血的老教师,就这样走完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陈礼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