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

2014-09-15 21: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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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于江汉平原的天门县，明末清初时文风很盛，相传“五里三状元，隔巷两尚书，对河一祭酒”。这些文人，大多出生于天门东乡的干驿。至于西乡，虽然纵横数十里，人口几十万，却都是白屋(一个庠生也没有)，其潘姓巨族，乃倡议改修宗祠，并在青山寺旁修建一文笔峰塔，以招风水西上。或许受此影响，光绪初年，竟出了一名庠生（潘登弟）。潘姓大受鼓舞，地方也从而仿效，因此蒙馆和私塾逐渐增多。而西乡附近的潜江、京山一带的农村受其影响，也大办起蒙馆和私塾来。于是，江汉平原上兴办蒙馆私塾之风盛行，至清末民初而不衰。

    所谓蒙馆、私塾都为旧时农村私人所办学堂，只不过前者为儿童初入学（农村称之为“发蒙”）之地，后者学生学历稍高一些而已。二者规模均不大，一般只有先生（教师）1名，学生在20人以下。当时江汉平原上，一般大一点的村子都有蒙馆，而私塾则好几个村子才有一所。

    天门、潜江、京山等江汉平原上的蒙馆和私塾，一般是头一年9月上学，次年9月重阳节前放学，叫一学年。满了一年，学生可以另从别的先生；中途退学，则受限制，否则要受处罚。如光绪年间天门县杨场沈家湾之沈七相公受邹家岛口富户邹良士延聘为家庭塾师，开学之日，邹盛宴招待沈，陪客皆属地方士绅。席间，邹向沈谦称：“对不起先生，没有好菜。”沈答曰：“每天如此即可。”这本是沈玩笑之语，但邹却误认为是沈提出的膳食条件，遂不敢再提请沈之事。沈大怒，乃告之于天门县衙门，控邹“侮辱斯文，违犯教规”。堂谕代判，科罚邹学田100亩，并勒令将堂谕刊碑，竖于杨场至观音湖大沟桥头，以示惩戒，而励学风。

    蒙馆和私塾的组成大同而小异，均从“约学”开始，即塾师请人帮助联系（邀约）学生到其蒙馆和私塾读书。每年9月下旬田事完了就开始“约学”、授课，即所谓“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入学仪式也简单，只须行一下拜师礼即可。记得我靠舌耕糊口的外祖父邹善楚，每年9月约学后，从他读书的就出香钱10文，购买香纸蜡烛爆竹，傍晚到塾内向“大成至圣孔子先生师神位”前举行跪拜礼，并在神位面前给他叩首，就算上了学。开学时，学生们自备桌凳、书籍。学生各人读各人的书，新生一律从《三字经》读起，余则或“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或“五经”（《易》、《书》、《诗》、《礼》、《春秋》），进度参差不齐。因此，一室之内，先生拥臬比，学生朝师席，环拱分坐，没有班次，只有大学生和小学生的区别(书读的多的叫大学生，少的叫小学生)， 成绩最好的学生叫学长。学长并无其他特权，只是在“官书”（指用红纸写明给老师学俸数额、学生姓名、次第等的贴子）上列第一名，学钱最多。不过先生因事不在，学长可以代馆。

    蒙馆和私塾除约学外，还有包馆，即由学东将先生聘请到自己家中或宗祠内教学，以一年为限。其间放年学、清明、端阳、七月半、重阳五次假。学钱按假期分别交纳。包馆不纳俸米、菜钱，但端阳和年关两次节礼仍照送。教包馆的老师，可以带几名学生，叫做搭馆。搭馆生最多不得超过三名。搭馆生的学钱，属于老师的外水。还有的先生，由于学问比较渊博、声望大，亦有自远方来从其受业者。如天门岳口举人龚廷容等因教学有方，遐迩驰名，不少富户子弟争往从其学习。他们入学时，不须像蒙馆的学童要集体举行跪拜礼。其中部分学童，到塾之时即以礼品、钱帛馈送先生，名曰“赘敬”。礼品、钱帛不拘多少，但必须用红柬写明“赘敬”两字（此类钱帛，不计入学钱数内）。还应说明的是，因这类子弟多未成年，且来自远方，其所需桌凳床铺等，或为先生从外所借，或为先生自备。他们的假期也少两个（清明、七月半不放假）。那时私塾也有等级，先生的地位愈高，则从者家庭愈富，先生的学俸愈多。

    还有些富户，为讨好先生，提前把一年的学俸预支给先生，如我所知道的塾师邹炳林（进士），就是这样发财而成为大户的。

    1924年我失学后想教蒙馆。人们不相信我这初生小犊能教好私塾，因而村里没有人帮忙约学，包馆更是无从谈起。我乃想入非非，遂利用循道会福音教会的名义，树起私立博爱小学的旗帜，于当年9月张贴广告招生。讲明第一年不收学费，只收代教会所教《圣经》一课的书钱(《圣经》由教会发下，不须我出钱购买)。这样才来了十几个学生。一年后，循道会教友张业宽对我颇为赏识，将我接到京山永隆河五甲湾教包馆。从此，我开始了教私塾的生涯。

二

    蒙馆课程清末蒙馆的课程主要是经书，如《三字经》、“四书”、“五经”。其次是习字，其他如“上大人，孔乙己……可知礼”等红影本的内容，也是初入塾的蒙童必读必写的东西。读熟了，才换影本。什么“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伦先父子，八卦定君臣”、“王子去求仙，丹诚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白日莫间过，青春不再来；窗前勤苦读，写上衣锦回”，以及“少小须勤学，文章可主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均是清末蒙馆儿童必读之物，且须读得滚瓜烂熟。

    民国初年，蒙馆的课程有了改变，但仍以“五经”为主要课程，适当地配以国文(初级8册，高级4册)、修身等两门课。民国5年左右改读国语、自然常识、历史、地理等课。蒙馆的学生，多为贫苦子弟，农闲时上学，农忙时就回家帮大人做农活。这样时读时辍，一年只能读几个月的书，以致一本简单的《三字经》也要读一年，有的反应慢的学生，甚至要读两三年；“四书”则读的时间更长，因而蒙馆内能读完“五经”的确如凤毛麟角。

    那时，书店为适应农村儿童阅读，刊刻了许多通俗读物，如《千字文》和简单的历史、地理书籍。这时蒙馆的课程也像杂货店一样，听客之所为。学东要求教什么，先生就教什么，以致“四书”、“五经”降为了次要课程。个别富户为了让子女打好古文基础，专聘先生以训诂书《尔雅》为启蒙教育的主要课程。学完了《尔雅》，再读“四书”、“五经”。

    私塾课程私塾的课程，无论是清末或民初，都以经、史为必修课，配合习字、吟诗、浏览子集（指阅读诸子百家文章及词赋等）。总之，都是为国学打基础。有的先生还教学生写讼状，这亦须另纳学费。我的塾师汤友勋，为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倾向革命，袁世凯窃国后回乡教书。他教的课程比较一般私塾要多，但主要还是经、史、策、论等，而数学、英语、地理、体操等课，如学生愿意向他请教，他也不吝教诲。至于诗、词、字、画等，先生如有这方面的造诣，也会教给学生，如沈学周先生左腕直书，苍劲独出一格，我们从他读书时，他就常教我们写字。

三

    一般蒙馆的先生多沉默寡言，十分严肃。教学时，终日坐塾内，像城隍庙内的菩萨；出塾外散步时，斯斯文文，一望便知其为教书先生，学生畏之如鼠见猫。我7岁时师从外祖父读书，到民国元年他去世时，前后近四年，除背书时和我讲几句话外，其他什么也不谈。那时教师的作派，大概如此，有人讽之为“假斯文”。

    私塾的教师，对待学生比较温和，有的甚至还庇护学生，对学生偷村民物件，乱搞男女关系等，都充耳不闻。若受害人追究，他反而给人戴上“扰乱学校，侮辱斯文”的大帽子，并予处罚。如沈七相公在我们村教私塾时，一潘姓农民的小牛跑在私塾内被学生宰杀分食后，为防人追查，乃将牛皮折垫师座之下。潘姓农民果然请求入塾内寻找，但因不敢翻寻师座而无结果，后被罚酒两席赔礼。

四

    清末蒙馆的教学 清末儿童发蒙的年龄，不像民国以后要求7岁才行，一般6岁左右即可。迷信的家庭孩子上学时还要算流年。如果当年流年不利，则提早或退后一年入学。我是7岁入学的，我的幺舅邹士模6岁未满就入了学，这都是我的外祖父请人算了流年的原因。蒙童课业，首先是读和背书。每天早课读3篇生书，晚课读2篇生书，早晚各背诵一次。次晨将前日所读5篇生书总背。每月上、中、下旬的三、八两日，背诵5日内所读的生书，叫背总书。一本书读完了，须背完整本后，始能换读新书。换了新书，对于旧读的书，每日温习两次，每本温习2至3页。四五年后，“五经”读完了，连“四书”共计30余本，每本还要分别温习二至三次。因此读书背书，是学生很重的负担。温书的时间，完全依赖晚上，不然，早晨入塾，先生叫背接门书时背不出来，就得挨打，乃至关学(不放回去吃饭叫关学)。有的先生还使用抽背的办法，即从文章中间抽出一句话或一段话，让学生接着往下面接背，则更叫人头疼。

    其次是认字。起初是指认，即认写在红影本上的24个一寸见方的大字，等把这些字读熟认熟了，再换新影本。认得几百个字了，就开始在书上写字认（写字是有一定的日期或一定格式与一定字数的），即每逢三、八日背了总书，先生在书页上端用红笔写四个生字给蒙童认，如果全认熟了，先生就用红笔在每个字旁加一红圈以示表扬；如果四个字全不认识，就要受处罚：第一次处罚尚轻，先生用竹片打几下手心，若连续几次全部不认识，就要严加处惩，用长板子打屁股了；如果只认得半数（2字），再看学生平时勤懒情形区别对待。而对那些平时不用功而又不是愚笨的学生，哪怕有一个字不认识也要受罚（有时先生还会命其跪在地下去找生字的出处，直到认识为止）。总之，认字这一关，先生是不容许学生轻松过去的。蒙童读了两三年书，认字相当多了，先生就不再在书上写字给学生认了。背总书以后，先生挑几个字叫学生默写。那时蒙馆设备简陋，教室之中既没有黑板，学生也没有石板石笔，只是用右手的食指在师席桌上写划；如有错误，叫你再划，但不再加以斥责。

    第三是习文。先习红影本，主要是教蒙童学写笔划顺序，如“一、二、三、四……十、百、千”等，自上及下，由左及右。初入塾的儿童，不知下笔的顺序，先生就叫年龄较大的儿童捉着他们的手，照红影本依样划葫芦，等儿童能够独立写红影本了，才让他自己照红影本写。如是者数月，乃换黑影本，用素纸套上影本写。这样二三年后，乃学习临帖或临碑，始习平腕，继习悬腕。习字时间，一般在早晚读书的中间，约半小时；到了下午背诵书前，呈送写字本。先生用红笔评阅，对写得好的加以红圈，坏的予以批评。大字写会了，再学习小楷。习小楷要规规矩矩，不能一笔苟且。但至民国元年以后，写字就马虎些了。

    民初蒙馆的教学。其间读、认、写三者和清末差不多，只是先生的威严不及以前，对待学生的体罚比较缓和些了。

    民国4年讨袁军兴，地方日渐混乱，富户子弟读书，有一定背景的到先生私塾里去了；而蒙馆的学童，皆农家子弟，因只以识字为其读书目的，故仍就本村中蒙馆读书。这时期的蒙馆教学，不像清末有一定的方式方法，能循序渐进，而是什么都教。有的学东要其子弟读《三字经》、“四书”、“五经”，一切仿古；有的学东则要求教国文、修身，一切维新；有的以古为主，搭读点国文新书；有的既不读古，亦不谈今，他们从实用出发，干脆读些“石、斗、升、合、曲、盐、柴、米、风车、扁担”等日常生活用字。先生的教法，不能从主观出发了，一切听客之所为。其中也有共同之处，就是认字。儿童认字的多少，体现先生教学成绩的好坏。

    1923年我在家中设馆教蒙童，教学内容上，我注重提高识字的数量和质量。每个学生每日上生书五篇，温书两次，与传统习惯无异。中午习字，也与旧习相同，只是废弃背诵总书一项，增加识字。每天下午让学生背生书时，用红笔将本日所读的生字用楷书写在生书上面页端给学生认。每周在黑板上面写些同音异形字，并用这些生字写成影本。这样，学童既写了大、中楷字，又认了字，而且懂得字义，读准字音。学生认字多了，就教他们填空造句，这在当时来说还算是先进的。

    私熟的教学大约分讲、读、看、写、作五项。
    首先谈“讲”。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后，私塾的教学仍袭旧制。学生要读完了“四书”、“五经”才开始听讲，名曰“开讲”。每逢月之二、七日(初二、初七、十二、十七、廿二、廿七)下午，集体听先生讲经书。有的从《论语》讲起，有的从《孟子》讲起，也有从《大学》、《中庸》讲起的。初次讲书，逐字逐句，而讲解经书，对于“之、乎、也、者、矣、焉、哉”等文言虚字，能够彻底讲清楚实不容易，只能教你心领神会。1917年邹炳林先生应邀到汤友勋先生私塾，给我们讲《论语·学而》，原文只有“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三句话，可邹却费了很大功夫。先讲字义、字音，什么“学之为言效也”、“习，鸟敖飞也”、“朋，同类也”，然后讲注疏，什么“程子曰、尹氏曰、朱子曰”等。引前贤讲义，再加他的体会，实在繁琐难记。讲到三个“乎”字时，也只是摇头晃脑，充分体现其所谓神味。不同的三种内容，不同三种语句，为什么都以“乎”收尾，我们实在弄不明白，只好囫囤吞枣，亦步亦趋罢了。

    集体讲全书以外，每5日还讲一篇古文或现代文。讲解的方式和讲全书的情形不大相同。先生先将文章抑扬顿挫、有腔有板地朗读一遍，然后讲解词汇，并用红笔圈点全文：豆号用点，句号用圈，好句用双圈，妙句打连圈，精华处既打连圈又打连点。文中分段处打三点，并用各种记号分大、小段。

    传授文法以外，先生还教授诗词的格律。我从学的三位老师都能吟诗，尤以沈学周先生的诗格律严谨。沈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年幼读书时（光绪初年）诗文并重。每逢三、八总课日，要做一篇八股文和一首四贴诗。癸卯年（1908年）后，私塾先生对学生的总课只重教文学而不重诗词。我读书时，先生教诗词更属例外，但学生如果要求读诗，先生也不拒绝教；至于教填词则是更少了。学诗更像学文一样，先生一般教学生读《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学生读熟几百首诗后，先生才教你怎样写。读诗的时间，一般在每天晚课以后（作为搭课）。读诗不同于读文章，侧重在于“吟”，即大声朗诵并从中体会意境且掌握其写作方法。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但我们读而不作。因此到了年老，我还是不会吟诗。

    其次谈“读”。私塾学生读的书种类要多些，经、史、子、集都要读点，因此，先生教读的方法比蒙馆教读的方法有区别：蒙童读书着重背诵和识字，而成人则着重讲解，背诵属于次要；蒙童读书每天上5次课，成人读书每天上1次课；遇到长的文章，一天读不熟，还可以第二天接着读。读的腔调，也各有不同：温书则连续咿唔，新课则有腔有调；读诗歌则声调俱重。时间安排上是早读文晚吟诗，读熟为止。初次学读文章，先生选择篇幅尚短的课文，并有腔有调地示范读给学生，如是者一二年，学生便能独立朗诵文章了。先生教读文章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选择教材，即在各种文集中挑选他们认为精粹的文章交学生抄录朗读。如是又一二年，等学生能自主选择文章读了，先生便只在旁监督而已。但对于小说，如《水浒》、《红楼梦》等，先生则认为是诲盗诲谣的书，不准学生在塾内阅读。等到学生能够看书了，教读与背诵才予免去。我15岁左右开始看《纲鉴》，读诵一关才算通过了。

    再次谈“看”。学生初次学习看书，要用墨笔圈点句读。那时的古书，没有标点符号，加以文理深奥，一些词句佶屈聱牙，以致初学者难度很大。圈点不易，读懂更难，因而进度很慢，且讹谬亦多。先生帮助学生改错、释义，每日大约两次。学生遇有疑难问题，可以持书去问先生。不过问时，学生要鹄立师席之侧，静听先生解释，一点也不能反驳。有时先生为了减少麻烦，就叫学生互相讨论，疑不能解者，然后再去问先生；还有一些先生常让成绩好的学生替成绩差的解释。开始看书时，还要搭读温书或文章；时间久了，温的书文可以不读，但所看书中好的文章，仍然要读熟，如《史记》中的传记、《纲鉴》中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及历代的《纲鉴?总论》等，先生都要我们读熟成诵，理由是“熟读深思只自知”。意思是：读熟了书，然后引用典故就可以自如，作文时少翻寻之苦。至于看书的页数多少，随学生的能力而定，能力强的学生，一天可能看三四十页书，次者十数页，笨拙的几页书而已。为了防止学生偷懒，先生会从学生所看的书中挑问几项，因此学生看书，一定要默而识之，不然将会挨罚。

    第四谈“写”。大点的学生写字、写读书心得笔记、写文章时，先生都给予辅导并在旁监督。写大、小字时，先学楷书，尤其小楷要工整。清末，学生写小楷要一笔不苟，如果错落了一点一划，就要重复再写。进入民国后，学生写字的规矩相对松些，但有的老先生要求学生写小楷还是很严格，一勾一点都要按照规格，不能潦草塞责。写大字的时间，一般在午饭后休息时，每人自写数十字，临帖临碑，学生自由选择。写的字纸，学生自己收藏，亦不像蒙馆的学生，在下午背书前持呈先生评阅，但先生常将学生写得好的字拿出来叫他人观摩，以资鼓励。至今我仍记得少时同学袁沛卿，12岁时书法就颇佳，常受先生的表扬。

    最后谈“作”。作文乃私塾的必修之课，而且为重要的一课。先生教学生作文有一定程序，开笔三五句叫“起讲”，由“起讲”而“破题”、而“承”、而“转”、而“合”(即旧文法“起、承、转、合”)，渐渐扩大篇幅，充实内容。经过两三年的锻炼，学生能写出五六百字的文章，就算成了篇。文章成了篇，不等于文章做通顺了，文章通顺了，也不等于文章做好了。先生时常以“文无止境”来勉励学生。旧文法的“起、承、转、合”有一定的规律，也有一定的词汇限制，学生很难展开思路。如“今夫”、“天下”、“且夫”等则用之于文始，“夫”、“然”等用在承上起下处，“然而”、“虽然”等用在转折处……一篇文章，只有开始用“今夫……”格式才算合格。记得我读私塾时的同学徐昌海，一次不注意用“虽然”二字作为文章的开头，先生见了十分生气，乃在作文上面批字讽刺曰：“虽然起头，自我作古”。我1913年开始学作文，到1915年还只能写100多字的文章。1915年夏，沈凤阶先生由五峰县视学卸职回家，代其父沈学周先生教我们现代作文方法，我的思路才得以展开。

    过去的老师修改学生的文章，每月三、八日（初三、十三、廿平、初八、十八、廿八）共计6次。如果学生过多导致文章多（二十几篇就算多的），就会有积压现象；再者，若老师非饱学之士，完成这项任务也不轻松。不但修改难，就是写批语也不易。

    因此相沿成习，有了些固定的内容：好的文章批“清顺”、“晓畅”、“颇有见地”、“炉火纯青”；很好的文章批“钱潮苏海，一泻千里”这类的评语，获之千难万难。至于写得不好的文章，则批“瑕瑜互见”、“瑜不掩瑕”、“欠通”、“狗屁”之类词句，至于为什么差，先生也不给学生解释。对于改作文，我所见的先生们，大约有以下几种主张：一为主张少改多圈，能就一字就少改一字。二为主张换通篇，文章文字既不通畅，又没有中心的思想，就几个字没有必要；遇到这类文章，不如干脆通篇换。杨大杰先生经常给学生换通篇，尤其是策论之文，十有五六改通篇。其实杨先生换的通篇，亦常有高山滚鼓之音，因此有人讥其“愚而好自用”。三为主张改课文，要如医生看病下药，如文理不通，可以为修改疏通，就原有的架子，装上新的词汇；如思路滞塞，就原文改正之外，另在尾上设法补辍一段。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兴趣，又比换通篇另起炉灶少费气力。沈凤阶先生喜用此法，我从中获益不浅。

五

    清末蒙馆的学习和生活是机械的，从早到晚，除了回家吃饭以外，学生坐在教室之内，尹唔咕哔，诵读之声，不绝于耳。先生的桌上摆放的也都是长板子、短板子、戒尺。因此，学童深感学习的痛苦，逃避学习是很普遍的。时有家长将学童送到塾中向先生求情：“今天饶恕他一次，不打”。我是最怕打屁股的，所以读书不敢偷懒，亦不敢顽皮。就这样也还是“大杖虽少受、小杖常损身”。有一次，我因背诵失利，外祖父用戒尺敲了我的脑壳，弄得皮破血流；加上我的身体素质本来就弱，以后竟患疟疾三年之久。这个时期的学习生活对我说来，有似人间地狱。

    旧社会的蒙馆、私塾都十分尊重孔子，每年阴历二月初三文昌梓童帝君生日和阴历八月廿五孔子生日那天，都要举行纪念盛会。这天，先生邀家长到蒙馆、塾内，醵资设宴，酒后议学钱多寡，名曰“议关”。学东有钱的，当时给先生的一季学费，名曰“押关钱”。这两天学生则放假，并可得先生发的点心。蒙馆、私塾里的集体活动，一年就只有这两次。学生的课外活动，一般只是在晚书读毕以后唱唱歌，其歌词为“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民国元年，歌词改了一次，民国4年又改为：“孙中山，大度量，临时总统甘心让；袁世凯，真狂妄，得了总统又称皇……”歌词浅显，幼童唱之颇感兴趣。其课外活动多在傍晚夕阳西下之际，散步野外，指点江山，其乐也融融，可是农民则讥这些学生悠闲自在，像大户人家喂的耍马，沽名而已。

    同学习生活有关的事件还有一些，这里也一并记录如下：
    讨学钱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如前述一个学年放五次假。每次放假前几天，先生再三叮咛“快放假了，回去给家长说，把这季的学钱俸米菜钱拿来，几时收齐了，几时就放假。”学生们都希望早日放假，因此回家向父母拼命要求将学俸提前缴清。

    凑游学费用那时江汉平原汉水为患，水患一旦发生，各处的蒙馆私塾一律停课。贫寒的先生馆散了以后，生活困难，只有散之四方靠游学为生。1901年到1919年间汉水北岸侥幸没有溃堤，而南岸潜江、沔阳一带却未能幸免，以致我们幼年读书时常有游学的人来，他们一来，先生就吩咐我们凑份子，你出一文，我出两文，凑上十几文给予游学者。

    搞封建迷信活动旧时医药既不发达，人民又多贫困，遇了疾病发生，则乞灵于不可知之的神明。私塾先生为了应付环境，也要学划符驱鬼、做文向玉皇求情等。我七八岁时患疟疾，外祖父就经常用包字一个，在上面划些黑墨后，烧了给我吃，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有乡人发热，则被说是动了太岁头上的土，亦请先师做一道文在挖土处焚烧，奏请玉皇饶恕过失（也有侥幸而愈的）。因此，我们当学生的还须向先生学习划五雷勒令符以驱疟鬼，划九龙下海符以治骨喉头等迷信的东西。此外，还学算八字、择喜期吉日、写喜联、请帖等，虽非列入学习正科，但是为了应酬，也不能少学。（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朱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