沔阳反“五风”经验推向全国

2014-09-15 21:46:24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1960年秋冬至1961年春，全国农村开展的反“五风”运动，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纠“左”举措。这次运动是在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大力推广沔阳县(今仙桃市)反“五风”经验后，在全国农村普遍展开的。沔阳县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典型和推动作用。

    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我们党内“左”的错误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在农村，出现了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生产上盲目追求高指标的浮夸风、干部强迫命令风、生产上瞎指挥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作风(毛泽东将之归纳为“五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水平本来就不高的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全国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损害。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从1958年起就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纠正，但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导致纠“左”收效甚微。到1960年，“五风”愈演愈烈，加上当时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国家遇到空前困难，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忧心重重。

    这时，中共湖北省委针对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0年8月28日，制定了《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派遣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到沔阳县试点，贯彻落实省委的十项措施。王延春到沔阳了解情况后，决定在问题反映最多、生产破坏最严重、但生产潜力最大的通海口公社开展试点工作。

    通海口公社是沔阳县最大的一个公社。1958年上半年开始，“五风”现象在这个公社表现十分突出：

    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各级都平调生产队的人、财、物。上自县、公社，下至管理区、生产大队，都到生产队搞一平二调。据统计，截止1960年8月，县直4个单位、公社25个直属企业，都平调过生产队财物。平调的范围大到土地、粮食、房屋，小到镰刀、锯子、夜壶，什么都调。如公社要搞“木轨化”(用木料做轨道搞运输)，就要社员献木料；搞“五有化”，就拆社员的房子盖猪圈，猪圈没有猪，就拉社员的猪；搞“车子化”就砍社员的树。总之是人白调，物白拿，饭白吃。仅1960年，全公社乱调劳力30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8万件，耕牛84头，木材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万件。

    浮夸风的突出表现是虚报粮食产量，卖“过头”粮。如沙岭生产队，1959年粮食总产59万斤，全队需口粮60万斤，需种子5万斤，本来还有6万斤的缺口需国家供应，但是公社为了向县呈报粮食增产，反而要这个生产队卖粮18.5万斤，后来，这个生产队的口粮、种子不够，又得找国家补购。像这种“挑柴卖了买柴烧”的现象，在其他生产队也比较普遍，因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严重缺粮就抢夺社员的小杂粮甚至蔬菜。群众对此怨声载道。

    生产上的瞎指挥风严重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干部害怕把权力交到下面，自己无事干，或者担心天下大乱，因而采取统一指挥生产。指挥靠打电话，公社统一排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一件事干完没有，都得去干新的活。这样就形成在同一块田里，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了秧，有半截是光板。群众称这种领导方法叫“一刀切”、“一窝风”。有时公社一天得开几次电话会：晚上欲下雨，电话会上布置明天插秧；清早起来，天却晴了，紧急电话会又布置选晒种子；社员丢下秧苗，来到场上，却又接到第三次调动命令：“种子晒干了，应该去除草灭茬”。对此，群众称之为“孙猴子”。有时活干完了，新的命令还没下来，社员催干部，干部说：“别催，待我去打电话问问”。有时候电话失灵，一等老半天。此外，还有“一夜化”，即一夜搞一个运动；“一样化”，即不分具体时节和水利土质条件，把田地和农作物搞成一种规格，造成种子、苗子播了又耕，耕了又播；“一拉平”，即土地一拉平，把全公社土地大调整，完全打乱生产队的基础，造成生产不便利。粮食资金一拉平，搞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等作法。

    强迫命令风主要表现是干部对不同意见者和不服从调动者动辄喝斥，甚至捆绑、吊打，使干群关系严重对立。

    干部特殊化作风则表现为多拿多要、多吃多占、少干活多记工分等。
    上述现象严重挫伤了这个公社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浪费。全公社各个管理区和绝大多数生产队的生产连年下降，收入连年减少，与1957、1958年比，总收入、粮食总产、社员收入一般都减少20%至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有的富队变成穷队。据统计，全公社的粮食单产1958年为352斤，1959年为312斤，1960年预计只有297斤。棉花单产1958年皮棉64斤，1959年60斤，1960年预计只有40斤。油料总产量1958年11万担，1959年7.8万担，1960年只有6.9万担。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促使省地县三级下定决心，解决问题。

    1960年9月上旬，王延春和沔阳县委书记处书记姜作强带领省地县工作队400多人，进驻通海口公社。工作队深入基层，逐条宣传省委“十项措施”，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并把问题梳成辫子，对照“十项措施”，逐一加以解决，立竿见影。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五风”现象基本煞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9月18日，王延春向省委书面报告在沔阳县试点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为五点：领导决心大。把领导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向群众进行宣传，让他们打消顾虑，敢于揭露矛盾；采用“两头挤”的方法。一边放手发动群众搞检举揭发，一边由领导带领群众去讨帐，追回被平调的钱物；把政策兑现搞到底。对检举揭发的问题坚决兑现，使群众感到上级在真抓实干；明确划清界限。划清国家与集体、大集体和小集体、集体与个人的多种经济关系和各自的利益，从根本上杜绝共产风和生产扭在一起。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生产，用边整边改的实际效果，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省委主要领导王任重、张体学看了王延春的报告，认为沔阳的试点经验很好，应予以推广。9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到湖北视察，省委领导向李先念汇报了沔阳的做法，并面呈王延春的报告，得到李先念的肯定。李先念回京后，向毛泽东同志专题汇报湖北沔阳的情况，并转呈了王延春的报告。

    毛泽东十分重视来自基层的经验，认为沔阳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找到了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10月10日，毛泽东将沔阳的材料批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指示说：“湖北沔阳‘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一件，福建闽候县……；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李富春经与有关同志几次讨论，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报送毛泽东。10月12日，毛泽东亲自审批了这份文件。为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毛泽东特地在“中共中央文件”红头的左下角，加上了“重要文件”四个字。这种格式，在党的公文史上极其少有。

    为了让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直接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解中央的意图和决心，中央将这份文件发到了生产队一级：“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参照通海口公社……整顿办法，首先派遣负责的、得力的工作组到几个问题多的公社，进行切实的工作。”中央文件下发后，各省、市、区党委立即深入农村办点，取得经验，召开各种动员会，认真部署反“五风”运动。自此，反“五风”运动由点到面在全国展开，农村中的极“左”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全国反“五风”运动普遍展开之时，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落实湖北省委十项措施的工作已接近尾声。过去各级组织平调生产队的财物都物归原主，群众心情舒畅，干劲倍增，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公社发生了十大变化：一是冬播面积比上年扩大。二是季节比上年提早近半月。三是田地种植搞得好，发挥了土地的潜力。四是田间管理比过去抓得早。五是种子留得足，留得好。六是群众有了积极性，树立了当家作主的思想。七是小队有了“七权”，干部不瞎指挥生产。八是干部群众一条心。九是水利任务小，可以利用农闲多积肥。十是归还了自留地，蔬菜种得多，生活有保障。

    11月上旬，湖北省委为了贯彻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沔阳县委书记马杰介绍了该县贯彻落实政策的经验，以及通海口公社贯彻落实政策后的十大变化。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认为沔阳的经验很好，以个人名义将沔阳的经验材料呈送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阅后，于11月15日以中央名义，亲自起草了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指示，即《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再次转发了沔阳的经验。《指示》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它四风的纠正”。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五风”这个词。

    到1961年，全国农村愈演愈烈的“五风”现象基本被煞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恢复。这一年，沔阳县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61年农业总产值11360万元，比1960年的10599万元增长7.2%，粮食总产量达53787万斤，比1960年的45275万斤增长18.7%。到1962年，全国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改变了农业生产连续下滑的状况，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沔阳县反“五风”的经验与作法，为毛泽东和中央下决心纠正全国农村中“左”的错误提供了决策依据，对指导全国的反“五风”运动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与推动作用。(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六辑，本文作者陆华珍、戴水生、陈少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