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冯文炳(废名)1901年11月9日生于湖北黄梅县城。黄梅在鄂东，地处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的地方，是交通要道。这里山灵水秀，风景优美，民风纯朴善良。黄梅也是佛教圣地，有五祖寺、四祖寺等著名庙宇，老百姓信佛的很多，妇女为求子许愿，请菩萨保佑，便去庙里烧香磕头。记得小时母亲常带我到庙里去，后来读父亲的作品，才知道他小时也有同样的经历，尤其五祖寺，给他的印象太深了。黄梅的环境和民风，都对父亲以后的思想和创作影响很大。
父亲的祖父是“篾匠”（制作竹器的手工艺工人），在县城篾匠街自编自卖簸箕、箩筐之类。由于勤俭持家，有一定的积蓄，建了房，买了地。我的祖父念过几年书，能读能写。到了他这—代就不做“篾匠”了，在劝学所干事，而且每年都有少量田租收入。父亲兄弟三人，他是老二。6岁进私塾读书，同年得了一种重病(现在医学的名字叫“淋巴结核”)，让他非常痛苦，好了之后脖子上还留下疤痕。祖父本来不让父亲读书，让他当店员学习经商，因为家里一直在供父亲的哥哥读书，再供二儿子供不起。父亲吵闹着非要上学，祖父没有办法，于1913年送他进黄梅八角亭高小，1916年升入武昌启黄中学，1917年进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后在武昌一小学当教员，同时准备功课考大学。在校期间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看《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读胡适的《尝试集》和周作人的《小河》，从此对文学感兴趣，很想将来能当一名文学家。此时他的思想挺激进的，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陈谭秋有过密切的交往，陈对父亲很赏识，让他办过进步刊物。这是解放后父亲和我闲谈时提起的。同时他和董必武老也熟识，解放初还去拜访过。
也就在这一年，父亲结了婚，是由家里说合的。我的父母原本是亲戚，母亲岳瑞仁家在黄梅城效岳家湾，那也是我奶奶家所在的地方。我的奶奶和外祖父是姐弟，所以她既是我母亲的婆婆，也是我母亲的姑母。父母一生感情很好，后来父亲写《桥》，里面的史家庄就是以岳家湾为背景，诸如坝、大枫树都实有其物。至于小林所在的城里，也是以黄梅县城为蓝本，城南的城墙、城外的小河，是我小时候常玩的地方。
1922年父亲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英国文学系读书。同时从事创作，写诗和小说。1927年7月2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所院校合并成所谓“京师大学校”，遭到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反对，父亲也因此退学，以示抗议。于是他就在西山附近的农村租房隐居，先是在四棵槐树、北营等地方，后搬到正黄旗村(即今肖家河一带)长居，居室自取名“常出屋斋”，并请沈尹默先生题字。他在这里读书、创作，生活极为艰苦，经常没有吃的。这一段经历后来促使他写成了《莫须有先生传》。
1928年11月北伐军攻入北平，恢复原校制，父亲复学。1929年毕业，留校任教。这一年我的姐姐止慈出生。“止慈”这个名字是一直到抗战期间才取定的，是从“为人父，止于慈”这句话来的。因为父亲觉得他对小孩子管教得太严厉，有提醒自己注意的用心。其实父亲虽然对我们姐弟要求很严格，但在内心里是非常疼爱的，真正可以说是“慈”。
1934年上半年母亲带着姐姐来到北平，家住北河沿一个四合院里。院中有枣树，房东是旗人，为人友善。1935年阴历七月初二我出生，全家欢喜。熊十力先生当时和我父亲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经常一起讨论学问，我的出生也让他很高兴，送来六块“袁大头”表示庆贺。我在北京过完周岁生日，母亲就带着姐姐和我回黄梅老家了。
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又缠小脚，谈吐、打扮都很土(父亲是从来不计较这些，一直对母亲很好)，而父亲同事、朋友的夫人文化水平很高，虽然他们挺喜欢母亲，觉得她热情善良，但母亲和他们交往时总有自卑感，很不自在。再加上对北方的气候不习惯，开支也大。所以她觉得既然已生了儿子，任务完成了，还是回去的好。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常给我讲起她在北京的这段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父亲是讲师，不能随校前往，因此失业。交不起房租，便住到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喇嘛庙之所以接纳父亲，是因为庙里有位和尚是湖北人，他是父亲在武昌读书时的好朋友。抗战胜利父亲回北大后，曾到雍和宫去找过那位和尚，庙里的师父告诉他说那位和尚早己圆寂了，是吃了一个萝卜后圆寂的。父亲后来常跟我提及此事，说：“真奇怪，吃了一个萝卜人就死了”。解放后父亲上谏，受到董必武老的接见。董老知道父亲与和尚是好朋友，就问及下落，说那是我们的人。父亲这才知道和尚的经历很不简单，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由武昌跑到北平雍和宫当了和尚。
由于父亲在北平生活艰难，他又是很顾家的人，担心妈妈和我们在黄梅今后的生活，另外我的祖母也过世几个月了，于是在1937年初冬，他离开沦陷的北平回到黄梅，全家又—次团聚了。
1938年春夏之交，我已快3岁，有了一些记忆。记得那时从上海、江苏、安徽一带逃难经过黄梅的人很多，熙熙攘攘，满街都是人。哪知过了几个月，我们也要逃难了。
1938年8月，日军入侵黄梅县城。被占领前我们跑到离城不足十里的苗竹林，那里有一大片松林，有一座尼姑庵深藏在林里，庵也就成了我们的家了。又由于此地离县城太近不安全，未住多久又往城北的乡下跑，辗转好几次。跑反（黄梅俚语：逃跑）已成了城里人习以为常的事了，每家都这样。乡下的农民也跑反，但和城里人不一样，他们一听说日军扫荡来了，就赶着猪、牵着牛跑；日军一走，又回来喂他们的牲口，种他们的田。
1939年秋天，撤至北方山区的当地国民政府办起三所小学，父亲被安排到东北方的金寨小学当教师。家就搬到离金家寨很近的龙惜桥旁边的一幢农舍里，是借本家冯顺的房子，这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家了。屋旁有一棵大枫树，夏天坐在树荫下乘凉。屋前有一条小溪，流水清澈见底，可洗米、洗菜。有时姐姐洗肉，不防从石缝里钻出黄鳝来狠狠叼走一块，吓她一跳。那年我也上小学，玩得十分开心。日军偶尔也到这一带扫荡。有一次我在门口玩，听到不远处枪声、炮声大作，因为太近又太突然，各家各户的人顾不得拿东西都朝着五祖寺方向的山里跑。慌乱中我也不回家，拼命跟着人跑，因为跑得太快，鞋掉了，拣起来光着脚跑。这些事距今已几十年了，可当时跑反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40年春，黄梅五祖寺办起了初级中学，父亲改到中学任教，教英语。全家又搬到五祖寺，住在观音堂的二楼。由于我还不能上中学，就在家里由父亲教我小学课程。
五祖寺这地方可真不错，我对寺庙、菩萨不怎么在意，却喜欢上这里的竹林、菜园、庙会。五祖寺后山有大片大片的竹林，竹子又粗、又高、又绿。这和以往在平原上屋前屋后见到的竹子不一样，那只是小小的毛竹罢了。晚饭后父亲常带我去竹林散步，走着走着他就吟起诗来，我也听不懂，只顾自己在那里玩，找最高、最粗的竹子。一到冬天或春天，就看地上有无鼓包裂缝的地方，因为那是竹笋快破土了。五祖寺的和尚很多，为了自用，种了一大片菜园，有专门种菜、管菜的和尚。一到收获季节，满园菜架上挂着绿的、青的、红的、紫的各色蔬菜，有辣椒、茄子、南瓜、葫芦等，真讨人喜欢。一见到园门开了，我们小孩子就蜂拥着进去帮和尚摘菜，和尚很和善，给每个孩子一大包辣椒，兜着高兴地跑回去给妈妈：“妈妈，妈妈，和尚给的，和尚给的。”五祖寺每月十五有庙会，烧香拜佛的人很多，十分热闹。路边地摊上卖菩萨像、木鱼、喇叭的很多，小孩子们站在摊边都舍不得离开。若有哪个小朋友买了一个，都围过去抢着你吹一下，他吹一下，大家都过瘾尽兴了，才回家。
在五祖寺住了二年，算是比较长久了。后来日军不让我方办学，就炮轰五祖寺，学校停办。我们又跑反了，跑到五祖寺山脚下一个叫“水磨冲”的小山村落户，住在一家人的牛棚里，地下潮湿，满屋牛粪味。当时生活极为困难，母亲为每顿饭发愁，挨家挨户向人家借米，上顿不接下顿，有时只吃个半饱。父亲就在这里开始写《阿赖耶识论》。
抗战后父亲创作《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写的是我们在黄梅避难的经历，里面所说的事情可以说基本上是完全真实的，地名全是真的，人名除了把父母的名字替换成莫须有先生和莫须有先生太太以外，也全是真的，连我们姐弟的名字都没改。这部小说写到他在水磨冲动手写《阿赖耶识论》，就因为抗战胜利，未再写下去。
“水磨冲”有一条河，是五祖寺山上的山水冲出来的一条大沟，村落的名字大概就这么来的。河中堆满了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石头，河上没有桥，走石头就可以过去。旱季河里见不到水，只是石头，但又能听到水的流淌声，原来清澈的水是在石头下面潺潺流动着。往上游走，也能找到石头少和水深的地方，便可取水或洗衣服了。村人无地，靠卖柴、卖竹子、制竹器为生。有家农户能加工算盘珠子。一间小屋，放着一台机器，所谓机器，是将大小不等的几个木轮用绳索联接起来，由一块脚踏板作传动，原料是一根尺把长的小圆木。踩动脚踏板，轮子转动起来，固定在轮轴上的木料也转起来，人用手拿着刀切削。大人不跟我说话，只专注地车他的珠子，我也不打搅他，抬着头聚精会神地看那飞快转动的木料不断变化着形状。几分钟一个珠子就加工好了，用刀一割，掉在地上的萝筐里。我是头次见到算盘珠子原来这么快、这么容易就加工出来，越看越有意思，越是舍不得离开。也有没加工好的废珠子，就捡回来，把小口袋都装满了。看着那又圆又光又亮的木珠子，觉得比什么都宝贵。
后来县中学又在深山里的北山寺、南山寺建校，我跟父亲到了南山寺，姐姐随大伯父及他的儿子、我的堂兄冯健男住在北山寺，大伯父是校长、冯健男是教师、姐姐是学生。妈妈则搬到离县城十里的冯家祠堂，那是我们的家，爸爸只是在外面打工罢了。在南山寺还是父亲教我念书。我小时特别贪玩，对读书一直不专心。而父亲对我期望很高，因此管教特别严，只是恨铁不成钢。见到我未完成作业，毛笔字写得歪歪斜斜，或作文做得不好，就很生气，冷不防一巴掌就打在脸上，眼睛直冒金花。我也只老实几天，贪玩的本性一直难改。真是说不清当时父亲操了多少心，我挨了多少打骂。记得有一次在冯家祠堂，父亲安排我在屋里读书写字。父亲一小时后来检查，见不到人，便屋前屋后地到处找。好不容易找到池塘那儿，见我在岸边和几个小朋友钓鱼，立刻把我拖到家里没完没了地打。这下可把妈妈吓坏了，说你别再打了，就这么一个儿子打坏了怎么办?硬是把我抢了过来。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有一年春天，我在南山寺的竹林里挖竹笋，抱了五六棵回来偷偷地塞到床底下，准备晾干了带回去给妈妈——妈妈是很喜欢吃笋干的。第二天，父亲发现了，问我从哪里弄来的，我说在山上挖的，父亲的脸马上就阴沉下来，把我吓坏了，以为这次又要挨一顿痛打。说也怪，这次他没有打我，只是狠狠地骂了我一顿；骂完把和尚请来，向他道歉，说孩子不懂事，挖了庙里的竹笋，很对不起，并请和尚把竹笋拿走。和尚无论如何也不接，只说小孩子都喜欢笋子，竹林很大，挖几棵不碍事，只是今后不要挖了，要保护好竹林。见到父亲满脸歉意，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从此再也不敢偷竹笋了。
每到寒暑假，父亲就牵着我的手带我从南山寺下山回家。这时我特别高兴，因为又要见到妈妈了。下山走的是石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然后再走横山大道。所谓“大道”，也不过是只有三四米宽的土路罢了。这是由黄梅到安徽的惟一信道，路上行人很多。有山里人挑柴到平原集镇卖的，也有从安徽贩布匹、日用品回黄梅的商人。从南山寺到冯家祠堂有四十余里路，和父亲边走边歇，也不觉得累。从早上出发，下午四点来钟就可到家了。大约是在1944年，父亲和中学校长的办学思路不一致，便不愿在县中学教书了，辞职回家在冯家祠堂办了一个学馆，也有不少学生来上课。
父亲在抗战期间的8年都在农村，对农民很有感情，经常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对教育、对政府、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父亲对农民经受的苦难深感同情，也对中国的前途十分忧虑。逢年过节还常留乡亲吃饭，和他们处得很好。村民们亲切地叫父亲“冯二先生”，常到家来找父亲、母亲聊天。冯家祠堂的村子并不都姓冯，是冯、洪两姓合村，冯姓人少，但要富一些；洪姓人多，但要穷一些，冯、洪村民的房子是分开建的，中间有一条小道隔开。有一年干旱，为水的事两姓闹矛盾，后来洪姓的族中老者开了口，说我们是信得过“冯二先生”的，只要“冯二先生”说一句话，我们就听。父亲不得不出面了，他先在两姓村民中了解情况，然后又和他们一块商议，最后妥善处理了水的争端，两姓村民都很高兴。
父亲每天下午二三点钟有打坐的习惯，在床上盘腿而坐，上身直立，目前视，双手放在腿上。我经常偷看他打坐的样子，好像体内有气在流动，从嘴里呼出来，一般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左右。他是何时何人教他打坐的，我不知道。他从不吃斋念佛，也不到庙里烧香磕头。他每天打坐，完全是修身养性，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父亲大喜，连连说“老百姓早就说日本佬要败！”于是我们又迁回县城的家中。战后父亲在家乡住了一年多，为了生计，他在县城与岳家湾中途的鸡鸣寺招徒教书，我则进入黄梅县小学四年级就读。1946年，北大回迁北平复校，父亲想回北大，经俞平伯、杨振声、朱光潜三位先生向校长胡适、文学院长汤用彤二位先生做工作，这件事很快办成了。
1946年初秋，父亲和他的侄子冯健男(当年考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一起，从九江乘船到南京，由南京坐飞机到了北平(当时火车不通)。途经南京时，父亲托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叶公超先生帮忙，到老虎监狱看望了他的老师周作人先生。
到了北平，父亲住在北大西语系教授袁家骅先生家里，当时袁夫人在美国留学，袁先生带着两个女儿。父亲和袁先生是很好的朋友，记得解放后我每次从长春到北京，父亲都让我捎东西去看望袁先生，那时北大已迁到西郊，袁先生住在承泽园。
在袁先生家住了一阵，学校把父亲安排到沙滩校园内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后面的一排房子里，与熊十力、游国恩、阴法鲁先生成了邻居，住在一起的还有北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一位教授，经济系的一位讲师，可惜名字已记不起来了。父亲当时在北大开的课是：写作实习、陶渊明、李商隐作品以及《诗经》和外国文学名著选读等。
1947年我在黄梅县小学5年级读书的时候患了手疾，手背红肿化脓，一直治不好，人也变得面黄肌瘦。母亲很着急，写信告诉父亲。当年暑假父亲就回家了，带我到北京治病，住进了北大医院，确诊为骨结核，每天注射链霉素。我一个人住在医院里，心情很不好，特别寂寞，总是愁眉苦脸。每天晚上父亲来看我，有时我就哭，父亲很难过，也哭了。注射了几个月的链霉素，还不见好，大夫要动手术，把手锯掉，换上假手。我和父亲都不同意，没办法就请中医治。经人介绍找到西单外报子胡同一位五十多岁姓段的中医，据说骨科很有名。经过段大夫两年多时间的医治，我的病终于好了，爸爸和我都很高兴。生病期间，我小学毕业上了孔德中学(今北京27中)，是边念书边治病的。孔德中学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分别是沈尹默、钱玄同二位先生的公子。
抗战后大学教员的生活很清苦，物价每天都在上涨，钱根本不经用。父亲每月的工资，也只能买4袋兵船牌面粉。我治病要花很多钱，家里生活极困难。父亲每天除了教课、备课外，还得买菜做饭洗衣服，很是劳累。但父亲还是常带我到东安市场书摊上买书，有时也给我买吃的、用的。琉璃厂也是常去的地方，小书店一家连一家，老板都穿深灰色长马褂，因为常来是熟客，一见到我们就很客气地说：“先生请里面坐，里面坐”。
我来北京的头一年，最熟悉的就是熊十力先生。当时熊先生单身一人住在北大，雇了一个男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他让父亲和我在他那儿搭伙。我们经常吃的是西红柿炖羊肉、炖猪蹄、大白菜，主食是米饭。他们二位吃饭时还讨论问题，声音很大。他们都对国民党政府不满，骂蒋介石混蛋，官僚腐化，民不聊生，为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父亲还请熊十力先生给我祖父写了墓志铭，但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用上，这篇墓志铭一直保存至今。1948年熊十力先生搬去上海，学校把熊先生的房子安排给了父亲，于是姐姐由武昌来到北平，在孔德中学上高中。第二年姐姐考上南开大学，去天津上学了。
解放前，北大教师朋友间经常互相拜访，我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尤其是晚饭后。谈话内容主要是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意见，当然还会涉及对时局的看法。
客人来了也没什么特殊招待，清茶一杯而己。我印象最深的是俞平伯先生。在我眼里，俞先生个子不高，戴一副大近视眼镜，而且总是满身的粉笔灰，夹着一包书，大概每次都是刚下课就来了。俞先生从来没跟我说过话，因为他总是头也不抬地快步直往父亲的书房走去，像是憋了一肚子话要赶去说，周围有什么人他一概没看到。父亲在屋里看书，本来是静悄悄的，他一进去可就热闹了。父亲因小时生过病，说话有点沙哑，俞先生的嗓子稍显尖锐，两人声音一高一低，时说时笑，就像小孩子在一块玩似的。在外屋听来，虽然不知道谈什么，还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和父亲经常来往的还有朱光潜、游国恩、杨晦、袁家骅、徐祖正、杨振声这些老朋友。沈从文先生也常来聊天，有时他生病，还让他夫人代他来看看。冯至先生来得不多，但我知道父亲常去他那儿。外校的林庚先生及他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也常来，林老先生和父亲讨论的都是哲学问题。哲学家中还有贺麟先生我见得比较多。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则常到熊十力先生那里去，因父亲经常在那里，也就一起讨论了。另外父亲年轻一辈的朋友来得比较多的有卞之琳、常风、张十行、袁可嘉等先生，常先生主要是来约稿，卞先生大概是和父亲谈诗歌吧。在父亲的朋友中，我只见过袁可嘉、阴法鲁和卞之琳三位先生穿西装，其他都是长袍。
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和父亲是黄梅老乡，他是小池口人，两人的关系很好。汤先生经常来我家，那是个特别好的老头，白发，五六十岁，见面总要问我的病情和学习情况。父亲也到胡适校长那里去。我见到胡先生则是在校长办公室所在的院子。一天上午，我从家里出来，经过那个院子，突然看到校长来了。他个子不高，头发平正乌黑，穿一身漂亮的青色长袍，手上还拿着一个大大的、黄黄的橙子，不紧不慢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当时觉得他真是太有派头了。这是我头一次见到胡校长，仅这一次。
除了胡校长外，父亲朋友中我觉得长得特别潇洒的是林庚先生，他老穿一件淡青色的长袍，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林先生那时很活跃，经常组织文学家聚会。有一次是在萃华楼，父亲去了，回来跟我们说，林先生一见到他，就开起玩笑，大声喊：“大菩萨来了!大菩萨来了!”父亲是用黄梅话跟我们学的，把“大”读成“代”，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到了解放后，大家就基本上不串门和聚会了。
解放前夕北大人心惶惶，课也停了，大多数人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那时，朱光潜先生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那时我虽然还是个孩子，也能感觉到气氛异样，就躲在外屋偷听。朱先生问父亲走不走，父亲说你走我也走，但过几天又听说不走了。我们就在北大静等时局转变。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万众欢腾。北大的教师们是在平静中度过这一天的。父亲开始读毛主席著作，最早读的是《新民主主义论》。读后，欢喜赞叹之情溢于言表。父亲是真诚的。新中国成立，赶跑了帝国主义，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中国今后大有希望!希望中国有一个好的政府，这是他们这一批爱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多年的愿望。
1951年10月，父亲和北大师生一道到江西万安县潞田乡参加土地改革，他又深受震动。抗战期间，父亲在故乡黄梅农村生活了八年，对农民深重的苦难是了解的，是深表同情的，但苦于找不到解救他们的办法。现在中国共产党把亿万农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那种高兴的心情，叫父亲怎能不感动呢?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从江西回来后，父亲特别高兴，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北大中文系党组织。父亲是容易动感情的人，激情一上来，说做就做，从不多加考虑，他这种性格从未改过。但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父亲是个“道”不离嘴、思想古怪、独往独行、从不合群的人，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我敢说，如果当时对教师进行“进步”、“中间”、“落后”分类排队的话，父亲一定是排在“落后”这栏里。因此这份入党申请书是不会有下文的，以后他也再未写过入党申请书。
学习毛主席著作，看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父亲的心灵深处确实受到震憾，他热爱上了新中国。在这种激情鼓舞下，他写了几万字的《一个中国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扉页书“献给中国共产党”。这里面有他读《新民主主义论》的心得体会及思想变化，确实是父亲当时“欢喜的话”，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在“五四”运动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西文化对他影响极深，尤其中国的儒家、佛教思想，他一直视为真谛。所以他又怕这些传统哲学思想被新社会遗弃，便在“欢喜的话”中以较多的篇幅谈论孔孟之道及佛学，并提出自己的认识和建议。父亲当时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有喜悦，也有忧虑。喜的是觉得新社会好，愿意接受思想改造，为人民工作；忧的是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如果废弃了，那就太可惜了。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上级把北大中文系的杨振声、刘禹昌、赵西陆和我的父亲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对他们来说，这是未曾料到的。他们对北大都有感情，因而感到不快和不安。父亲听北大有关领导人说，东北人大需要加强师资力量，调他们去是有作为的。因此他又感到安慰和兴奋。1952年9月中旬，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坐火车来到了长春。我家和杨振声先生家同在东大附近朝阳胡同一栋日式洋房里，杨先生住楼上，我们住楼下。
1953年初，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西郊破土动工，学校组织师生去参加劳动，父亲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劳动。那时正值春天雨季，又是挖土方，父亲每天回来，从头到脚，满身都是泥，像个泥猴儿似的。劳动了半个月，他的右眼突然看不见东西，便请假到医院诊治，经长春市医院一位眼科主任确诊为视网膜脱离。几个月的诊治不见好，医院建议到北京同仁医院手术。这年秋天他一人去北京医治，手术后效果也不好，右眼基本失明。后来父亲不想治了，觉得花费的时间太多，便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
当时党的政策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断加强学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学校里，这更是老教师的首要任务。父亲开始渐渐认为，过去自己是逃避现实的，成了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落伍者，为此他深感内疚，觉得更要多加学习立新功。他看的书很多，古今中外都有，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如艾青、田间、李季、公刘的诗，《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荷花淀》等当代小说；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高尔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的小说；俄国及苏联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中国古典哲学及文学方面的书父亲则是一直在看，从未放弃，如孔子、孟子、庄子的著作，六朝文及晚唐诗，屈原、陶潜、杜甫、李白、白居易的诗等等，还有游国恩、林庚、钱钟书、苏雪林等人研究古典文学方面著作。父亲还把毛主席及鲁迅的著作通读了一遍，有些重点篇章还看了几遍，而且作了笔记。父亲当时在学校讲鲁迅、杜甫作品及美学等课程，讲议写了一遍又一遍，一本又一本，几乎都能成书。他看书写字不能低头伏案，只能把书或稿纸放在特制的木架上，昂着头用一只眼睛看书或写字，非常吃力。
父亲的成果并不为人理解和重视，他写的《跟青年谈鲁迅》一书，交给学校教务处审阅，长期得不到回音。有一次他到学校开会，发现他写的书被放在房子墙角的地下，上面布满了灰尘，他伤心地拣了回来。为此事父亲很生气，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同志，并把书稿寄给了他。父亲一直相信党能主持公道。不久父亲收到乔木同志的回信，说《跟青年谈鲁迅》是一本好书，已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了，并安慰他说，一个人要得到社会的理解总是很难的。胡乔木同志并请新华社长春分社的记者经常到家来看望父亲，了解他的学习、教课情况及要求。为此，父亲多年一直很感激胡乔木同志，也增进了他对党的感情。
《跟青年谈鲁迅》出版后不久，有一天父亲收到周作人先生的来信。周先生读到了父亲这本书，不知道是父亲赠送的还是他自己买的。父亲读了信后，只说了一句：“周先生觉得我写得不对。”好几天没怎么说话，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在东北期间，父亲还是受到一些领导干部的重视的。那时关心父亲的人有校长匡亚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文革中被打倒，说他是“三家村”的人)、系主任陶然(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文革”中遭迫害自杀)。匡校长有时到家里来和父亲聊天，还问过我的学习情况。宋部长在我读书的中学做过报告，见过一面。他们对父亲是了解的，认为这个人虽然有很古怪的旧思想，但为人真诚耿直，学习教课都很努力，热爱新社会。虽然发了一些牢骚，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在反右中，父亲未被划成“右”派。周扬同志也关心父亲。那是1962年夏天，他来学校视察工作，和老教师开座谈会，见参加会议的名单中没有父亲的名字，便问校方“冯先生为何没来?”学校急忙派人来家找父亲。当时父亲的哥哥冯力生及侄子冯健男来长春看望他(自从1946年父亲来北大后，兄弟二人未见过面)，他们到南湖散步去了。父亲回来后，母亲说周扬来了，学校找你。父亲到宾馆看望了周扬同志，宋振庭部长也在那里。后来学校要给父亲配秘书，说是周扬同志安排的，父亲没要。那次座谈会学校为什么先未让父亲参加，我认为是校方因为父亲很直且好提意见，说话不分场合，想起来就说，怕父亲在会上“乱放炮”，给学校惹麻烦吧。
其实，父亲在东北的工作、教课并不顺利，一直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写文章批判的有，组织大小会批判的也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讲杜甫《兵车行》时，说杜甫真了不起，那么早就写兵，其意义和现在毛主席提倡文学创作要写“工农兵”的“兵”是一样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周围师生的批判，说他是反毛泽东思想。在“拔白旗”运动中，父亲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说他的文艺思想完全是胡风的那一套等等。其实，父亲和胡风从不相识，其著作一本也未看过。有一次学校开他的批判会，他一大早就去了。按时开会、按时上课，从不迟到，这是父亲的习惯。会开了三个小时，他一言未发，坐在那里听。后来气急了，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一片慌乱，怕出事，批判会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晚年在东北是寂寞的，只是我当时感觉不到。在北京的时候父亲有很多朋友，而在长春他根本没人可以交流。杨振声先生一个人住我家楼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跟我打克朗棋，有时我要做功课，他还下楼找我，说功课一会儿再做，想来他也是很寂寞的。50年代中杨先生去世后不久，我们家搬到了太平路一号的一幢日式小洋房，原来是物理学家朱光亚先生住的，这时候他调到北京去了。
196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离开了父母。1963年春天，父亲在省政协开会，突然小便带血，他告诉一起开会的一位老大夫，大夫让他赶快去医院检查。后诊断为膀胱癌，立即动手术。手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快，精神很好，但要定期做化疗。1965年在长春医院又动了一次手术。此后他再未教课，在家里看书，修改讲稿，边工作，边治病。
1966年春天，他把他修改好的《鲁迅研究》、《杜诗讲稿》、《美学讲义》、《毛主席语言是汉语的规范》等讲稿交给了派驻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的工宣队。这说明父亲对国家、对毛主席还是那样真诚、信任；另外也说明他完全是个闭门读书的人，一点社会经验和洞察力都没有，天真得像个孩子。
父亲因病已有四年未曾教课，其间他也很少去学校，大部分学生都不认识他，因此在“文革”中未拉出去批斗，但在住处的门上还是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条幅。常有学生来向他要钱，用于买笔、纸张等写大字报。后来住处被数学系一位年青教师及一名校工强行占住了几间屋，这样三家住在一起。父亲和母亲只有两间小屋，父亲重病在身，对他的休养很不利。
1966年5月，他的病又犯了，写信来要到北京治病。当时学校已乱，再无人管他的病了。父亲坐火车在北京南站下车，我从这头走上天桥，看到父亲从那头走上天桥。当时“文化大革命”来北京串联的人很多，密密麻麻的都是人。父亲挤在人群中慢慢地朝我走来，我赶紧迎了上去，牵着他的手慢慢上台阶。当时我正在虎坊桥旅馆开会，就把他安排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在协和医院动手术时，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胃里，无法再治了。姐姐从天津赶来，送他回了长春。
1967年8月底，接到母亲发来的父亲病危的电报，我立即乘飞机回家(因当时东北四平、长春武斗很厉害，火车不通，只得改乘飞机了)。到家后，见父亲躺在床上，面黄肌瘦，腹部已化脓、溃烂。1967年9月4日中午l时多，父亲去世。我把父亲病逝的消息报告给学校，学校没人管。我和我的中学同学张鹤松(当时是吉大法律系的学生)雇了一个地排车，把父亲放在车上，车夫推着，我和鹤松在后面跟着，送父亲到十余里外的东郊火葬场火化。沿路都是武斗者的关卡，得经几道检查才到达。
父亲热爱他的故乡，遗愿把他和母亲的骨灰安葬在湖北黄梅县，我工作一直很忙，总抽不出空。后来我也退休了，在姐姐的一再催促下，1994年清明节我在二哥(堂兄)、二嫂及乡亲们的帮助下，总算把父母安葬在黄梅县后山铺，离他教过书的冯家祠堂不远。我想父母会安息的！名家谈往往事追忆(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五辑，本文作者冯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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