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袁” 故 里 觅 踪

2014-09-15 21: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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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长江荆江南岸的湖北公安县，地广土肥，河湖交错，晚明著名文学革新派——“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时称“三袁”)就出生于此。
   
    作为晚明文坛反复古运动领袖的三袁兄弟，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代表的“公安派”，又是体现一个时代先进的文学流派。
   
    正值草长莺飞之际，我怀着对先贤的景仰之情，在“公安派文学”专家、《三袁传》作者李寿和兄的陪同下，前往三袁故里考察了一番。

“三 袁” 其 人 其 文

    在寿和兄的寓所，我听他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一番“三袁”的生平及事迹。“三袁”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们在文学理论上的创见和革新，这些已为文学界所公认。
   
    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长期统治文坛。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说什么文自西汉、诗自盛唐以下，都无足观。甚至发展到“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的地步。其流弊则是剽窃蹈袭成风，毫无生气。面对这一倒退逆流，以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代表的嘉靖间“唐宋派”，以及稍后的徐文长等进步作家，都曾揭露过文坛上的严重弊端，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但是，这些人或因带上浓厚的道学家色彩，或因理论不够系统，终未能动摇“七子”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到了明万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土壤里开始孕育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叛离封建正统、反对假道学的思想逐渐形成潮流。“三袁”正是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继承了同时代年岁较长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童心说”，创造了“性灵说”，向“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及其作品猛烈开火。在与“七子”的较量中，三兄弟紧密配合：长于论文的宗道，在《论文》(上下)中系统地阐述了散文发展的历史以及改革的必然趋势，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拟的复古倒退；善于论诗的宏道，在《叙小修诗》中首次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成为“三袁”文学革新的旗帜。在《叙竹林集》、《雪涛阁集序》及大量的信札中，他反复论述诗文改革，抨击“七子”的错误主张；中道的文学主张不仅基本上与两个哥哥相同，还纠正了长兄宏道某些矫枉过正之处，这些主张集中反映在他的《宋元诗序》，《中郎先生全集序》等文章中。
   
    在这场论战中，除三兄弟外，以“三袁”为核心，还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步文学流派——“公安派”，而袁宏道则被公认为是这个流派的主帅。

    由于“公安派”的影响，“学者多舍王(世贞)、李(攀龙)而从之，目为‘公安体’”。后“七子”首领之一的王世贞，到了晚年，文风也开始转变。至此，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的局面，终为以“三袁”为核心的“公安派”所冲破。
   
    在积极倡导文学革新的同时，“三袁”还写了不少忧国忧民、清新流畅的诗文，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山水游记。三兄弟几乎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了许多文物胜迹。他们对风光景物，既独具慧眼，又能妙笔生花，行文自然流畅，别具风格。如宗道的《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宏道的《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飞来峰》、《满井游记》，中道的《西山十记》等，均为山水游记的精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三袁”的散文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袁宏道的作品，“文字清新活泼，思想敏捷锐利，充满生活的情趣”，被列为中国“十大散文家”之列。寿和兄一番深入浅出的介绍，使我大长见识，也进一步增加了对三位先贤的仰慕之情。

 柳 浪 湖 遗 址

    公安县城阝斗湖堤西南郊为袁宏道归隐公安时的住处。寿和兄告诉我，公元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宏道弃官还乡后，在此买得洼地300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还建造柳浪馆，有楼、台、亭、榭，湖中植菱栽藕，喂养游鱼。宏道在此荟集文人雅士，读书吟诗，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
   
    后代骚人墨客常慕名来此赋诗抒怀，如清代文人侯家光的《柳浪怀古》诗就形象地描述出柳浪湖的变迁：“柳浪湖上柳如烟，柳浪湖下浪接天。……岂知浩渺烟波里，当年会此住袁公。……伯修小修(宗道、中道之字)擅文词，中郎(宏道)更是开天平。……三百年来景物非，人去亭空水四围。……东风吹浪碧参差，画栋雕粱成萧索。惟有三更湖上月，曾照先生贮诗瓢。”柳浪湖因宏道的声名和本身的风光，以“柳浪含烟”列入“公安八景”。
   
    沧桑巨变，400多年后的今天，柳浪湖的柳林和亭台楼榭已无处寻觅。听说，当地有识之士呼吁拟在此处重建“柳浪书院”，但愿早成事实。

“袁 中 郎 故 里” 碑

     经过几百年的动乱，有关“三袁”的遗物多已散失，“袁中郎故里”碑系寥寥仅存者之一。此碑高200公分，宽55公分，厚20公分。碑正中镌刻着“袁中郎故里”5个庄重、古朴的大字，右上刻有“嘉庆元年十月重立”，左下是“前明万历乙卯秋九月荆郡立”。“乙卯”即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袁宏道逝世5周年。据袁中道《游居柿录》乙卯年记事：中秋前某日，“郡太守吴公立一石碑于中郎宅前，曰‘袁中郎故里，苏云浦书’”。苏云浦，即江陵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的苏惟霖。云浦与宏道交往甚深，宏道殁后，云浦择宏道次子岳年为婿，又聘宏道长女为侄媳。

    这块古碑一直被里人视为珍宝，先立于柳浪馆袁宏道故居前，后移至古城隍庙侧。到了20世纪80年代，此碑重立于阝斗湖堤油江河东岸常青树丛中。没有几年，油江河旁埋下水道，此碑在迁移中竟被一些人折成两截后扔在县文化局院内的角落里。县一中校长谢为政某日偶见此残碑，一番扼腕后即与几位教师将这块重达千斤的残碑运至该校花园里。花园的花匠告诉我：谢校长非常珍惜这块石碑，计划在校内修建“三袁”纪念馆，将此碑重立于馆内。可敬的谢校长!

《袁 公 圹 志》

    在县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有一件出自400年前的珍品——《明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袁公圹志》。寿和兄介绍，这是本县1989年文物普查时在宗道(伯修)、中道(小修)并葬墓地附近一块庄稼地里发现的。
   
    《圹志》分两块，砖刻，各70公分见方，厚约3公分。一块刻题目，一块为正文，约有千字。读大部分清晰可辨的文字可知：《圹志》立于“万历壬寅十月朔”(即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十月初一日)，主持人为黄辉。
    “黄辉何许人也?”我问寿和兄。
    “黄辉，字平倩，号慎轩，‘公安派’作家之一，万历十七年进士，与宗道同为翰林院侍讲，也是其挚友之—。中道在《石浦先生传》中曾说：‘先生(宗道)与同学友黄公辉交若兄弟。先生死，黄公哭之悲恸。’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宗道在北京卒后，丧事全由黄辉主持。”
   
    黄辉在《圹志》中说：“伯子(宗道)逝时，值二弟归里，独余在，经其纪事。”可见黄与宗道交谊之深。
    黄为何题主《圹志》，《圹志》说得十分清楚：“及余西归到玉泉后，值伯□期，仲(宏道)来谓余曰：‘弟妇初春梦伯如束装者，谓大人曰：‘若黄平倩不至，儿不行。’大人泣谓太史去此不远，仲可往请。以今事验。’”
   
   中道在《游居柿录》卷之五中有一段记述正好与黄之说相互印证：“壬寅八月中，将谋归伯修之榇于先垅，中郎忽梦见伯修归见大人云：‘儿非黄慎轩来送我，必不行。’觉而谓余曰：‘予夜梦如此，但慎轩方侍东宫讲读，那得至此?’不数日，得平倩请告消息，又不一月，而慎轩至玉泉，以字来，去葬期仅十余日，中郎迎之玉泉归，其题主墓志，皆属慎轩。”
    “《圹志》的发现，有何意义呢?”我继续求教寿和兄。
    “《圹志》成于公安，宏道、中道兄弟当过目，是十分可信的。其内容包罗宗道‘官阅世系’，十分丰富，至少解决了四大疑难：一是新增了宗道的‘字’。以往，我们仅知宗道系名，字伯修，号石浦，一号玉蟠，而《圹志》却告诉我们：‘名宗道，字伯修，一字无修’；二是弄清了宗道的卒期。过去我们对宗道的卒期一直停留在‘庚子秋’、‘庚子九月’两说上，《圹志》却记载：‘(宗道)庚子升右春坊右庶子兼官同。以是年九月入直遇寒，遂病泻。庚子十一月初四日卒于卯。’

    据此，可以断定：宗道系‘庚子(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十一月初四卒’；三是澄清了三袁之母的卒年。对母亲龚太孺人的卒年，三袁兄弟的叙述自相矛盾。宗道在《祭龚鸿胪吉亭母舅文》说：‘当不肖兄弟哭吾母时，宗道年十五，二弟才七岁，三弟五岁。’中道在《祭李母呙太孺人文》中称：‘不肖年六岁失慈母。’而《中郎先生行状》中却说：‘(宏道)8岁，龚太孺人即逝。’三说不一，令人困惑。现在，《圹志》澄清了这一问题：‘(宗道)年十三入乡校……母龚氏……先生入乡校之二年而卒。’这就是说：龚氏卒时，宗道14岁，宏道6岁，中道4岁，时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四是发现了宗道两个儿子的名字。过去我们仅知宗道有两子一女，长子名曾，次子名登。《圹志》载：‘(宗道)子二，长曰应泰，次子应徽……’。据此，可推定：应泰、应徽是二子的名，曾、登是二子的字或号了。”

桂花台

    在寿和兄陪同下，我们驱车出阝斗湖堤后，在坦荡的沙(市)澧(县)公路上向西南行驶30多公里，又沿乡村泥泞小道步行半个多小时，便到达孟溪镇孟溪村(旧名长安里长安村)。
   
     起伏的岗地上有一座高约5米、宽约6米的土台，相传三袁的祖父大化为观赏景致和夏日纳凉，特在后花园筑此土台，并于台边栽一桂花树，因名桂花台。三袁兄弟均出生于此。后来因宏道、中道在吏部任过郎中(民间称“天官”)，乡人有“一母三进士，南北两天官”之说，桂花台也因名“天官府”。台右塘堰称“摆堰”，相传三袁之母龚氏田间归来，每在此洗脚，故名。又传龚氏洗脚时，常将镰刀顺手放在堰旁一小土包上，土包因名“放镰台”。
   
    桂花台东南不远绿荫丛中有一小土丘，称荷叶山，曾建有“荷叶山房”，为三袁少时读书处。土丘下是一片水草繁茂的淤泥塘(旧称乌泥湖)。由此西去二三里，旧有一大古刹曰义堂寺，如今寺虽毁而寺前形如巨伞、数里外可见的古银杏尚存。东去二三里，有一可南通沅水、湘水，北经虎渡河入长江的小溪——孟家溪。当年三袁兄弟经常沿此溪舟行外游，足迹遍全国。当时大思想家李贽在湖北麻城讲学，他们专程前去拜谒，接受了李贽的“童心说”，并将其发展为“性灵说”。
   
    三袁成人后，潜心文学，寄情山水，在文坛上兴起“性灵文学”。他们虽名播天下，仍念念不忘生育自己的桂花台，各自写过不少诗文来描绘“山之苍苍，水之晶晶，树之森森，自少至长，习而安之”，“树如邓林，田同好畴，塘中既富菱茨，湖上复饶鱼虾”，“梦中每至此”的故土。
   
    公元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和1624年(天启四年)，袁宗道和袁中道在北京、南京相继病逝，其灵柩先后还乡，合葬在荷叶山南，并于崇祯年间同得“御赐祭葬”。
   
    “怎么没有墓碑呢?”我好奇地问。“有的，20世纪60年代初，这里还有一块明崇祯七年所立、镌有‘东阁大学士万历丙辰状元嘉善钱士升题，春坊庶子万历丙戌会元、吏部郎中万历丙辰进士袁公宗道、中道之墓’的丈来高的墓碑，碑上有庑殿顶式‘碑帽’。可惜这些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现在的土冢和水泥墓碑，是1987年为应付‘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召开而临时垒立的。”寿和兄告诉我。
   
    1987年至今又是十几年，当年的水泥碑斑驳陆离，碑上漆写的文字也已模糊难辨，还有农民收割后的庄稼秸杆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二袁墓顶上，墓旁竟还有他人的坟墓。此景此情，我突然想起了袁小修《过伯修墓》中的诗句：“茅草尔再生，下有锦绣人”。眼前这水泥铸糙碑、荒草掩土冢中长眠的“锦绣人”，可是开一代文学新风、彪炳于中国文学史册的文学巨擘呀!

从 白 鹤 山 到 “官 船”

    从桂花台下来，再向南行驶30多公里，便是公安县与松滋市和湖南澧县交界的章庄铺。自章庄铺下车，沿乡间小径向北步行约1小时，有一块低种水稻高植棉的小土丘，寿和兄告诉我：“这里旧名白鹤山，今名肖家咀，为章庄铺镇所辖。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中郎在沙市病逝，第二年移柩入乡，1612年(万历四十年)十二月初葬于此。离此不远曾有一座名刹——法华寺。”
   
    这就是一代文学巨擘的长眠之处。时值初夏，稻绿麦黄，碧水逶迤，百啭千啼，远远近近，一派盎然生机。中郎老公公，您真有远见，选中了这样一块幽凉静寂、远离尘世的风水宝地。整整390年了，您老人家是在吟咏“立志出新机，自冶自陶铸”的诗句，还是在构思“诗以趣为主”的鉴赏标准呢?

    几位正忙于农活的农民兄弟，见我们在此指指划划，丢下手中的农具，围过来与我们攀谈。
    20世纪中叶的“革命风暴”刮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肖家咀这样偏僻的水乡，身殁300多年的文豪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树木砍光，墓地平为庄稼地。“墓碑还在吗?”我迫不及待地问。“墓碑先被人搬到一条小水沟当过路桥，前不久又被几位信佛的人拉到玉虚阁去了!”“我们快去看看吧!”
   
    玉虚阁座落在章庄铺北约1公里的土丘上，是处旧地名称白湖里，原有一玉虚阁，后庙毁而地名以此名沿袭。现在的建筑为善男信女们募捐重建。庙旁有两座各长约20多米、宽约6米、高约10米，上盖琉璃瓦，飞檐翘角的仿船形建筑。盖绿色琉璃瓦的称“佛船”，内祀观音菩萨等。我们走进盖黄色琉璃瓦的“官船”，“船头”神龛上供奉着“三袁”泥塑像，香烟缭绕，看来香客不少。当地百姓说：“三位‘天官’都是清官，把他们供奉在‘官船’里，会保佑大家平安。”
   
    在“官船”的“船舱”，也就是“船”正中，我们终于见到了自白鹤山移此的袁中郎墓碑。这块高约1．5米、宽约0．5米、厚约0．2米的石碑，虽无破损，但经多年人踩畜踏，已字迹模糊。我和寿和兄几番辨认，才弄清以下文字：“明吏部验封司郎中袁公宏道，敕□封□□□□□李氏，天□□□□年立”。寿和兄认定：此碑当系中郎与妻李氏的合葬墓碑，立碑时间应是明天启年间(1612—1627)。
   
    在墓碑后面还有一块刚镌刻完、正欲树立的《功德碑》，碑上有如下文字：
    勤正为民学渊功著的清官；
    神宗礼佛爱国崇教之居士。有口皆碑。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刻就，十六日发现原始古墓碑，十七日(章庄铺)镇领导来核实，十九日(荆州)市(公安)县文化局领导会同考古工作者、新闻记者、三袁研究会成员现场采访，市县电视报导。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佛教戒德师僧演正墓(募)捐修，建墓亭历时一年凌(竣)工，发现者覃德明撰稿捐刻。
    (以上碑文原无标点，括号中文字为笔者所加)。
   
    寿和兄告诉我，碑文中的“三袁研究会成员”就是他，他参加了那次现场采访。
至此，中郎墓碑自白鹤山移此过程，基本明了。

抹 不 掉 的 丰 碑

    我们自“官殿”“上岸”，由原路返城。公路两旁，纵横交错的河湖沟渠旁绿树成荫，田野广阔无边。就是这块“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的灵钟孕育了三袁的“性灵”。尽管无情的岁月毁灭了柳浪馆、桂花台、白鹤山等许多有形的建筑，但刻在人民心中的丰碑是抹不掉的。那玉虚阁上的“官船”，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民不会忘记他。
   
    “三袁”兄弟的躯体早已灰飞烟灭，但他们所倡导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却影响了几百年。晚明至清代的文学大家钟惺、谭元春、张岱、钱谦益、金圣叹、李渔、王夫之、朱彝尊、袁枚等，与“三袁”所领导的文学改革运动，均有一脉相承之处。近代宣称“寻觅童心”的龚自珍，声明“称心而言”的冯桂芬，主张“自抒胸臆”的王韬，倡言“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提出“文学改良”的梁启超等，也直接、间接地受到“公安派”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再度掀起“三袁热”：“三袁”文集竞相出版，评价“三袁”思想及作品的文字不断见诸报刊；鲁迅、周作人、胡适、郁达夫、林语堂、阿英、刘大杰等一批大家先后加入这股“热潮”中，以为“三袁”“出口气”。
   
    作为中华文化精华的“公安派文学”，早在明末即东渡日本，那是一位叫陈元贝斌的明遗民将《袁中郎集》携带而去的。不久，一位叫元政的日本僧人读到《袁中郎集》，大为倾倒，他将与陈元贝斌仿“公安派”风格酬唱的诗文结集出版。这本《元元唱和集》，即为日本第一本以汉文印刷、仿“公安派”风格的著作。由于陈、元二人的倡导和传播，正处于“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中有不少人“皆慕中郎风”，他们以袁中郎为精神领袖，以“公安派”理论为武器，积极开展反复古运动。还有，日本花道界因受袁中郎的艺术专著《瓶史》的影响，竟由此产生了一个流派——“宏道派”。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至1989年，有13位日本学者在日本书报刊上发表了24篇有关“公安派”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中，以和歌山大学教授松下忠的作品最有代表性。松下忠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明代文学与日本江户时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于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有关袁中郎“性灵说”研究的精辟论文，颇受学界好评。
   
    “三袁”逝世后不久，其作品传至黄海彼岸的朝鲜国。许筠、南公辙、金昌协、洪慎猷、南克宽、朴趾源等多位朝鲜国古代作家、学者的著作中，均先后涉及“三袁”的文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后几位学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清乾隆年代，其时“三袁”著作因“有偏谬语“，而被朝廷“抽毁”。据韩国学者介绍：在18世纪李朝政府图书馆“奎章阁”的藏书目录中，也列有《袁中郎全集》和《珂雪斋集选》。
   
    20世纪80年代，韩国学界“研究中国‘公安派’热”再次兴起，如外国语大学校、忠南大学校、高丽大学校就有5位学者以“公安派文学”为博士、硕士论文选题。中韩两国未建交前，韩国学者不能直接到中国大陆求学，只能到台湾。两国建交后，韩国学者可自由来中国学习、交流，“公安派”热随之进一步升温。
   
    韩国“公安派”学者中，以外国语大学的南德铉最有代表性，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中国清代学者金圣叹，而金又恰是步袁宏道后尘的。南由金圣叹而对袁宏道产生兴趣，以后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其论文即以“公安派”为题。1994年11月，南慕名专程赴公安拜访《三袁传》作者李寿和。经寿和兄悉心指导，南于次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公安派文学理论研究——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南也由此与寿和兄、公安及荆州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尔后他或单独、或率学生数次来公安、荆州访问。笔者曾两次在寒舍接待了这位友好使者和他的学生。南后来以韩文出版的《三国文化探访》一书，不少资料抄自笔者“人境庐”书斋。
    据了解，韩国目前有3位博士、7位硕士正以“公安派”为题撰写论文。
   
    “公安派”还乘风破浪到达大洋彼岸的美国，据知：1974年至1988年，先后有洪铭水、周质平等4位美籍华人学者用英文撰写了6篇以“公安派”为题的博士、硕士论文。寿和兄曾于2000年6月应邀赴韩国釜山大学讲授“公安派”文学，“公安派”文学成了名符其实的“国际学”。
   
    20世纪70年代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学界不约而同地兴起研究“公安派”热潮。
   
    首先是在海峡彼岸的台湾。据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至1992年，政治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高雄大学及台湾师范大学等校的8位学者所撰写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均为“公安派文学”。并先后出版了《袁中郎之文学思想》(杨德本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版)、《袁中郎学记》(韦仲公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袁中郎研究》(袁乃玲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袁中郎文学研究》(田素兰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袁中郎尺牍》(广文书局，1989年版)等书。还再版了《袁中郎全集》(四十卷、伟文图书公司出版)、《袁中郎全集》(襟霞阁精校本、清流出版社出版)、《白苏斋类集》(袁宏道著，伟文图书公司出版)、《珂雪斋近集》(袁宏道著，伟文图书公司出版)、《珂雪斋前集》(袁中道著，伟文图书公司出版)、《袁石公遗事录》(袁照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等。

    遗憾的是：海峡两岸的“公安派”学者还从未在一起交流过。以上所列台湾学者的论文和专著，均由韩国中转而来。作为公安派研究会理事长的寿和兄多次与我谈到：非常希望能在“三袁”故里举行“海峡两岸‘公安派文学’研讨会”。笔者作为“公安派文学”爱好者之一，也翘首企盼这一天的到来!
   
    大陆的“公安派研究热”，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了16部“三袁”文集和研究“三袁”的专著，各级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二是成立和召开了“两会”。
   
    出生于桂花台附近的寿和兄，多年致力于“三袁”研究，成就卓著。他联络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几位专家、学者，于1987年5月成立了“湖北公安派文学研究会”。接着在三袁故里召开了为期3天、来自18省市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会后又出版了《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第一辑。媒体评论“两会”和《三袁研究》“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在世尘喧嚣的今天，竟有一批人潜心于古贤的研究，他们大约是想从“三袁”的文章中寻求心灵的慰藉，获取创新的胆魄，开辟新的视野吧!闻人聚焦杨献珍在山西（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刘作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