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护林石碑

2014-09-15 21: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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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林石碑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信息的载体，是后人在林学、植物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森林产生的原因，林史信息以及林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湖北省内二十余县均为国家天然林保护区域，现存的古代护林石碑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

湖北的护林石碑

    湖北省境内现存有十余通护林石碑，按类型可分为官方型护林石碑和民间型护林石碑两类。
    1、“永镇地方”青石碑《宣恩县林业志》，王宝崎主编，湖北省宣恩县林业局内部资料
    清朝时期，1824年在木册里(今李家河区)冉大河乡老司沟凉桥北侧的石岩边上，由宣恩县正堂立“永镇地方”青石碑一块，长3.5尺，宽2尺，厚5寸，碑上有石帽盖檐，正宋体字，阴文记载：“清道光四年特授湖北施南府宣恩正堂立此碑，要求‘里甲’栽蓄桐树茶树以资生活，遍野所禁树林，如有盗砍窃伐者，罚以碑价”。这就是宣恩县有文字记载的一块保护森林资源较完好的石碑。1974年宣恩县林业局罗月祥和李家河区林业站站长敬铭武发现此碑。1984年8月县林业局拨款重新修饰并安置定位，由冉大河乡政府保护。

    2、柱刻制护林碑《宣恩县林业志》，王宝崎主编，湖北省宣恩县林业局内部资料
1886年(光绪十二年仲春)，由山民向国忠、向逢春两人在万寨区芋荷坪石板桥的自然石(石炭岩)柱刻制护林碑，内容：“伐人树木，情理两亏，罚落演戏，酒席随宜，各管其业，超占莫为，后有行者，任(仍)照前规。”
    3、柳州城、黄泥塘石碑《恩施市林业志》，齐书清主编，恩施市林业局内部资料
光绪三十年(1904年)，恩施县境内柳州城，黄泥塘等立一石碑载：……四面环山，皆宜植树：……土地肥沃，宜兴桐、木(乌柏)……
    4、勒石永禁石碑同③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十三日，知县府批准立案以保护山林而靖盗风，给石匠派役，刻立山林禁令石碑，恩施天桥、黄泥塘、高拱桥、向家村、小龙谭、柳州城、南门、熊家岩、董家店等十余处，均立有《勒石永禁》。
    《勒石永禁》其主要内容：府县批准立案，一律严禁外合及勒石永禁为此示仰阖邑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偿再有违犯禁令偷伐树木者，准告该团约地邻事主，协力扭送来县，随时严予惩治，以保林业而靖盗风，尔居民人等，亦各就近联络，守望而助，毋窝藏、毋循隐、毋宽纵、毋推诿，使条枚不遭贼，长养各遂生机，数年之后，同享美利，本署县有厚望焉，毋速特示。
    5、安陆山林永禁石碑《湖北古树名木》，胡知定主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2
    安陆市雷公乡大安村有一块石碑，上刻“山林永禁”四个大字，规定了保护树木的五条办法，时间在清代嘉庆三年。
    6、南漳古槐石碑《湖北古树名木》，胡知定主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2
南漳县长坪镇山西村海拔775米的山坳里，有一株出名的“镶碑古槐”，树高25米，胸径157厘米，冠径21米，在树干3米处镶嵌石碑一块，碑高40厘米，宽33厘米，已嵌入木质部5厘米。碑文记载：“始祖朝唐公，山西洪桐县籍也，明季间迁南漳西乡百十里，因山西迁来，故名其地曰山西，老籍有大槐树，亦植槐于宅前焉，今历年已二三百年，树颇近古，商诸合族，勒之贞珉，以存世世，俾根梗茂盛，枝叶蓬勃，不得柯修砍伐，是为志”。从碑文看，其镶碑目的是为了保护古树，镶碑日期是清光绪十七年，由此推之，这株槐树至今已经历了400多个春秋了。
    7、神农架红坪“严禁山林”石碑《神农架志》，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者，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2
    红坪的护林石碑立于红坪西沟天门洞口的老岩石上，石碑约1米见方，上镌“严禁山林”四个大字，落款为清同治元年(1862年)，距今有100多年了。
    8、神农架刘享寨“严禁石木”石碑同⑦
    刘享寨南麓一个名叫新大路垭的峰峦石壁上，石碑长83厘米，宽55厘米，刻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镌“严禁石木”四个大字。
    以上两块石碑是神农架古代保护山林的“石碑双璧”。

湖北护林石碑产生的原因

    湖北护林石碑基本上出现在明清时期，这些碑都纳入了各地县志的记载中，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等历史背景。
    1、护林石碑表明人类已认识到森林的巨大环境保护作用
    护林石碑是人类为维护自生的基本生存条件——整个生态系统而立的一个法规。因为人类依靠森林生态系统的供养与庇护才得以生存和繁衍，经过无数次的教训终于使人们认识到了森林巨大的环境保护作用。
    2、森林遭受破坏的史信过程
    远古时代的湖北境内，均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我们的祖先就栖息在这原始森林里。据考古发现，距今60——70万年的湖北境内长江及汉水流域一带，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为了生存，人们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而焚烧森林以捕获野兽是当时的一种主要方式。这些活动对原始植被有较大的破坏作用。当时由于树木繁茂，而人口又少，故人们把森林看作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为了扩大耕地，就对森林随意焚毁和砍伐，以利于开拓。
    春秋战国时期，林木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战争的频繁，且多施行火攻，使不少森林焚于战火。《史记》中载：“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统治阶级的大兴土木也消耗了大量木材。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繁殖，城镇的兴起又进一步加剧了对木材的需求，森林的砍伐势不可挡。冶金业与制陶业的发展导致森林的进一步破坏。西汉时，由于多年的战争和灾荒，人口大量逃亡和流散，造成大片田地荒芜，移民屯垦政策使森林植被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至唐宋时，湖北境内遗留下来的天然森林已较前大为减少，由于唐代实行均田制，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但部分山林被垦为农耕地，使森林又受到一定程度的摧残。宋代毁林开荒的现象仍未停止，当时只注重保护经济林，而对毁林辟田，却缺乏约束力，造成各地毁林垦荒的现象特别严重。而广大的江汉平原，则因“旷土大辟，农事大兴”，而成为苍茫万顷的阡陌农田了。尔后又历经唐、宋、元等朝代不断地开采，加上战争的摧残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农田面积的增加一方面通过毁林开荒，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湖泊和滩涂大规模围垦。到明清时期，湖北天然林面积已明显减少，由于经常歉收，农民大量迁入山区，当时移入鄂西北山区的农民，前后共达二百万人以上。移民的结果造成大肆垦辟山林，使当地森林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加之其他地方也因火林辟田，从而加速了森林的变迁。除此之外，战争的频繁，并常用火攻，同样使森林遭受较大的破坏。如太平天国时，石达开往南郊(今恩施市)视察，见“南山有一峰如屏障，恶木阴翳，虎狼踞之……乃将炸药放置妥贴，予登碑遥望，已睹浓烟四冒，忽霹雳一声，天崩地裂，树木拔根飞舞”。又如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因镇压农民起义，鄂西北房县、竹山等县的仙家坪、石板洞、大马口“夜烧林炬，光照十里以外”。（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二辑，本文作者胡秀云　胡永弘　霍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