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由余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了最后的18年。他一生奋斗，为兴办工商事业历尽艰辛。发展规模虽不算大，但从为谋生计到萌发民族思想到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宣传、贯彻执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他走过的道路，是典型的有觉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更值得纪念的是，他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还十分热心社会福利事业。他不是在功成名就之后，而是在刚刚向成功之路起步之时，就着手实施为社会谋福利的宏愿。他深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深知教育对振兴国家的重要性，所以特别重视孤苦儿童的福利事业。他所创办的汉口孤儿院、南京孤儿院和秋潭助学金，培育了大量有用之才。
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工商业者
陈经由余家庭贫苦，父兄均以织缎为生。晚清末年，手工织缎竞争不过机织的布疋绸缎，织缎业日益衰落。陈经由余出生时，正是家境最困难的时候。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1898年到一家米店当学徒。
1901年，经同乡提携，陈经由余只身到汉口当店员，寻求谋生之道。1905年，同乡马棣臣出面集资，开设义顺成鞋帽百货店，陈经由余由股东资助入股，被聘为经理。
汉口是九省通衢，各方汇集，商业之间竞争异常激烈。他在事业上成功不是偶然的。他办事重信誉。他创办的事业不多，规模不大，但信用卓著，得到汉口各方面的信任。他的另一特点是特别重视质量。在义顺成鞋帽百货店时代，他从自制布鞋入手，创造名牌产品，精选用料，式样标新。汉昌皂烛厂生产的肥皂，他亲自规定配料标准，即使在经营最困难的时期，也从不许降低标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高潮和抵制日货运动，这一切触发了他的民族意识，感到自己对民族的责任。他毅然甘冒损失，将义顺成百货店改为国货店，不再经销进口货。他还认为，要救国光靠经商不行，还得办工业，而且要搞现代工业。他逐步将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他从上海订购一套制造肥皂的设备，从德国订购一套从肥皂废液中提纯甘油的设备，重金聘请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工作，准备将作坊式的汉昌皂烛厂改造为机械化、现代化的制皂工厂。与此同时，他投资搞桐油出口事业，因此又创建了义顺泰桐油行。
1933年，他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
1937年抗战爆发前，制造肥皂设备已建成开工，从德国订购的甘油设备尚未到货。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他毅然将义顺成国货店和义顺泰桐油行关闭。汉昌肥皂厂部分设备迁到重庆，1940年被日机炸毁，部分设备拆存于汉口英租界仓库，也于1944年毁于飞机轰炸。甘油设备于1939年运抵上海。高纯度的甘油是制造炸药的原料，日寇当然不会放过，通过日商来谈判，要求合作，陈经由余严词拒绝，最后还是被日军劫去。至此，所有事业全部停顿，损失十分巨大。
1940年，陈经由余以文化、经济团体代表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员。1941年，在重庆参加参政会会议后，返回上海租界住地。9月被日军宪兵队和汪伪特务逮捕，扣押一个多月。在押期间，日伪威胁利诱，要求合作，陈经由余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敌伪无奈，勒索一笔巨款后释出。
1943年，陈经由余以六旬高龄，独自一人，通过敌人封锁线，跋涉数千里返渝。见上下竞发国难财，义愤之余，对国家前途感到渺茫，在重庆独自隐居。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陈经由余为之鼓舞，偕长子元直、次子隆恕东归复业。他对元直说：“抗战胜利了，和平建国有望，我要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
1946年4月，汉昌肥皂厂、义顺成百货店和义顺泰桐油行复业。全部复业资本，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共仅法币4亿元，折合战前币值9万余元，仅及1938年汉昌一家资本额30万元的三分之一，可见战时损失之惨重。
11月汉昌投入机械化生产。其后内战深入，市场萎缩，通货膨胀，物价腾涨，企业资金周转十分困难。直至1949年，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总崩溃，民族工商业已奄奄一息，不少厂店倒闭，汉昌也濒临绝境。陈元直回忆当时情况说：“武汉再迟些时解放，等待他的只有破产的一条路。”
荡荡胸怀的慈善家、教育家
陈经由余不仅是有成就的工商业者，而且创办不少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举其较大者有：
1912年，创办秋潭助学金，资助优秀贫寒学生上中学，直至大学。
1914年，创办南京北城送诊所。
1924年与至友杨叔平合力创办南京适道小学，奖助贫寒优秀子弟。1932年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寺小学。
1931年武汉遭受特大水灾，他担任湖北省水灾急赈救济会副会长。大水过后，发起创办汉口孤儿院。
1932年，发起创办汉口江苏小学，自任校长。
1934年，与杨叔平合力建成南京孤儿院。
历经战乱，资料丧失，但仅就近年搜集到的，也可约略窥见陈之为人。
关于南京北城送诊所的创办经过，南京伊斯兰教协会杨为仁同志发掘出可贵资料，摘录于下：
1914年，南京疫疠蔓延，贫苦民众求医无力，呼吁无门。当时旅居汉口的南京回族工商界人士陈经由余先生等得悉此情，对故乡疾苦关怀更切，及时募筹款项，拟在南京开办施诊给药所，以救一时之急。在南京回教联合会的支持下，于这年夏创立了南京北城临时送诊施药所。于1914年6月20日开诊，9月20日结束。以后又继续办了几年。后扩大组织，取消“临时”二字，更名为金陵北城送诊所，每年送诊近16000号。1932年改为常年送诊，一年共送诊70000号。
当时，陈经由余年仅34岁，经营事业刚刚起步，就对下层民众的疾苦十分关心，这大概与他出身贫苦有关。
1915年，他参观汉口一所慈善育婴堂以后，发宏愿要将家财首先用在穷苦孩子身上。同年，他捐银一万两，又得到股东们的同意，从义顺成赢利中拿出银一千两，设立“预悯堂”专户存放。以后每年存入。到1931年已有存款六万元左右。这是他以后兴办儿童福利事业的经济基础。
他在江宁县附近陆续购置田产近600亩，所得收益均存入“预悯堂”帐户。南京孤儿院成立后，“预悯堂”存款和田产全部捐给南京孤儿院基金会，作为孤儿院经费来源。
1931年，湖北省大水，汉口市内水深数尺，人民财产受到很大损失。他的工厂商店自然也受损失。但他略作安排后，毅然出任湖北省水灾急赈救济会副会长，拿出大部分时间从事救济工作。水灾过后，又担任湖北省水灾善后救济会副会长，竭尽心力。这是他第一次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作，从而在汉口工商界树立了声望。
武汉大水退后，大部分灾民返回家乡，但也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流落街头，不仅生活无着落，而且失去受教育的机会。陈经由余率先倡议成立一个永久性机构，收容这批孤儿。这个倡议得到汉口工商界名流贺衡夫、黄文植、苏汰余等人赞同，募集捐款十万元，成立汉口孤儿院，陈经由余任院长。他认为要让孤儿受教育，要学习一些技术，以便成人后能自立于社会。聘请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校的李嘉禾先生为院务主任，负责孤儿的教育。
1937年，日机轰炸武汉。孤儿中在武汉有亲友的疏散了一部分，其余无法疏散的约一百五十余人，转到万县儿童教养院。
抗战胜利后，汉口孤儿院在原址恢复，陈经由余仍担任院长，另设校长一职，聘请对儿童教育事业有经验的朱涵珠担任。陈经由余进一步看到，办孤儿院不仅仅给孤儿以谋生自立的机会，更重要的要从中培育人才。孤儿院只办小学。孤儿从小学毕业后，如能考取中学，则从秋潭助学金中补助，直到大学毕业。
武汉解放以后，汉口孤儿院继续开办，直到1955年由武汉市民政局接办。二十余年中，学生逾千人，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陈经由余总觉得为哺育自己成人的父母之乡报效太少，他曾发宏愿要将大部分家财用于家乡穷苦孩子身上。1931年，“预悯堂”已有存款六万余元，还有几百亩田地的收入，他认为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但还要访寻一位志同道合的同事来实现他的宏愿。
杨叔平先生是陈经由余的至友，又是同民族、同乡、同事，对陈经由余的志愿坚决支持。他不仅捐出巨款作为筹办费，而且表示愿放弃自己一切事业，到故乡筹办一所慈幼机构。1931年，他们两人到江苏、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参观考察，归来后，决定在南京创办一所养教结合、培育人才的慈幼机构，取名南京孤儿院。
他们两人均幼年失学，对办教育均不在行，但是他们向教育专家请教，争取专家的同情与支持。生活教育的倡导者陶行知先生所办的晓庄师范，与南京孤儿院紧邻，杨叔平经常去求教。陶先生还在人力上给予支援，介绍教师去任教。李清悚先生也是当时有见解的著名教育家，任南京市立一中校长。他参加院董事会任董事，经常给予具体指导。他们还聘请教育内行参加孤儿院的教育工作，一方面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另一方面严格要求，要求教职员有热爱孤儿的心怀。强调师生一体，亲如家人。重在身教，陶冶品德。
经过十几年的细致准备工作，经济方面、人员方面、外援方面都建立了一定基础。所以从1932年6月开始购地建房，1934年6月全部落成。至此，陈经由余完成他生平最大夙愿。
南京孤儿院和汉口孤儿院的成长壮大，陈经由余倾注了毕生心力。这两个孤儿院的学生，陈也视如自己的子弟。每年中秋，从汉口定制月饼运到南京，使孤儿在佳节晚会时共享大家庭团圆的温暖。院生毕业后，院方介绍工作；考取中学、大学，资助深造；以后生活、工作有困难，乃至政治上受迫害，无不随时帮助。如南京孤儿院院生孙道章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大学停发公费，陈经由余即去信：“只要你懂得真正做人，行得正，做得对，即使取消公费，我也接济你完成学业。”孙后被通缉，杨叔平又通过院董和院友多方掩护，使之脱险去沪。陈经由余也即去信和汇款，叫孙到武汉找他。后孙在抗美援朝中立功，特将喜报寄给老院长。后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驻印尼等国分社记者。诸如此类例证还很多。
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千百万孑遗难民的颠沛流离，使他大为震动。他看到民族的苦难，一方面为他的企业和宁、汉孤儿院做好善后工作；另一方面，他投身到难民救济工作中去。他以汉口总商会会长和江苏旅汉同乡会会长的身份，成立江苏难民救济委员会。当时汉口总商会会同各省旅汉同乡会组成难民救济委员会，以江苏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其下设八个收容所。正值冬季，难民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来到武汉，衣食俱缺，收容所供给食宿，酌发衣被。在此期间，陈经由余几乎倾注全部精力，上午进行社会筹款活动，下午在救济委员会办公或巡视收容所。收容所至1938年6月结束，流动人口逾万人。
当时他还担任了汉口各界抗敌后援会副会长。
走上社会主义大道
1948年秋，陈经由余正在彷徨无主之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送去《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件。他仔细阅读，对党的政策逐步有所了解。
1948年，汉口孤儿院教师、地下党员林允中被捕，陈经由余通过上层渠道积极营救。听孤儿院校长朱涵珠说需要金条现洋贿赎，他一口答应：“我向会计打个招呼，凭你的条子去拿，要多少拿多少，无须我签字。”后营救无效，林终牺牲。
武汉解放前夕，一些工商界上层人士去沪或去港。他函复友人：“这是国共之间的战争，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须去港。”他对人说：“别人要走，我决不走。”
此时地下党由赵忍安与他联系。他和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各界上层人士，组织了武汉和平促进会，后演变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和武汉市治安委员会，他任该会财务组长，会同副组长华煜卿、赵厚甫等筹款，向未撤退军警致送“酬劳费”，以换取他们不破坏市政设施和工厂。在维持国民党军队已撤退，解放军还未进城时的交替阶段时的治安及准备迎接解放等工作中，作出了贡献。
武汉地下党工作委员会书记曾忄享在回忆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时说：“李书城、陈经由余、朱裕璧等社会知名人士曾为掩护我们出过很大力，甚至担了不少风险，他们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
武汉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经由余委以重托。1949年9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了《共同纲领》的制定，还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工商联主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南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一至三届中央委员、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一至三届代表和常委、全国政协一至四届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民建武汉市委员会副主委、湖北省工商联主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等职。
他任武汉市副市长后，曾对杨叔平说：“这样的厚遇，真是出乎意料。”他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这时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主要是主持市工商联的工作。
武汉刚解放，陈经由余即亲率访问团去沪，动员工商界上层人士回汉主持企业。继之协助政府稳定市场，平抑物价。以后一方面组织工商界学习《共同纲领》和政策法令，鼓励他们在服从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改革经营方针和管理制度，积极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另一方面，也向政府反映工商界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等各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此外，在动员工商界投入各项运动、完成税收、推销公债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1953年，国家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陈经由余1955年担任湖北省工商联主委。省、市工商联为配合政府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汉昌厂解放后得到政府扶持，能生产肥皂、甘油和牙膏，年年盈利。他深感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发展，于是于1954年申请公私合营，但未批准。他“想不通”，说个人资本“过去总以为是自己克勤克俭挣来的，解放后才弄懂原来是剥削来的。这笔钱拿在手里，真是如坐针毡，早交出一天，早安心一天。”1955年，政府批准汉昌厂公私合营，后改建为“武汉化工原料厂”，生产多种现代化工原料，远销国内外。解放前他“实业救国”，发展化工的愿望，解放后才实现，他十分欣慰。对于个人资产的定息，他考虑影响，头三年不得不领，但领后专户存银行不用。以后干脆不领。1957年他将股票等等全部献出，未被接受。1966年再次献给国家，终于如愿。
1967年5月29日，陈经由余因肺癌不治去世，终年87岁，葬于扁担山公墓。1988年3月，迁葬于武昌九峰山回民公墓。（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一辑，本文作者喻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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