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回眸

2014-09-15 21: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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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11年3月28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城市独劳，父亲免费就读于唐山铁道学堂，毕业后在铁路上工作，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四五岁时上家庭私塾，后转入教会办的女小和女中读书，14岁时考入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简称“女大”)文理学院预科，1931年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大学时期，我基于爱国热忱，参加了各次学生运动。当时自己还是一个少女，思想上懵懵懂懂，只知道那是爱国行动，便每次随同学们去游行示威、摇旗呐喊。记得常去的地方是天安门，有时也到铁狮子胡同。我的大哥和大姐也都是大学生，他们全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大哥曾被关进牢房，他出狱那天，家人牵着我上街看过迎接他们出狱的学生游行队伍。那支队伍威武雄壮，各学校的横幅、旗帜、标语牌等十分醒目。在队伍中我看到了大哥，他很瘦，也很疲倦。

    有一次，我在游行队伍中看到有人举着一个用鲜血写成的标语牌，标语牌边挂着写血书时咬断的小手指。大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等口号响彻云霄。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我们急忙回到宿舍(当时“女大”文理学院没有宿舍，学生借住在女师大宿舍)。这时刘和珍、杨德群二烈士的尸体已被抬进学校礼堂。我很害怕，只敢隔着窗户看。在为她们洗换衣服时，我看到她们中有一位背上的枪眼里还有血，另一位则是口里有血。我惊栗悲伤，复仇的火焰激烈燃烧在心房。以后几天，在石附马大街女师大宿舍的楼前楼后和走廊等处，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挽联条幅。
有一次，我随游行队伍到达天安门时，突然在路边的人群中看到了我的父母亲——他们是坐火车从丰台来看游行的。他们也认出了我，对我的行动未加阻拦。对此，我十分自豪。因为我父亲虽然是在英国人主办的铁道学堂毕业，他的上级又全是英国人，但父亲生性耿直、刚直不阿，在英国人面前总保持着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我的舅父当时年轻气盛，有一次骑自行车进了交民巷(租界)，据说是违反了租界的“律条”——他们不准中国人骑车进交民巷。我舅父不服气：“中国地方为什么不准中国人骑车，反而外国人却可以?”结果他被外国人吊打成重伤而死。他死后，一双小儿女由我们家抚养成人。当时我们住的胡同里就有一个洋兵俱乐部，我常看到洋兵任意殴打车夫，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记忆，根植下了爱国观念和自强思想。
我大学毕业后，为了寻求救国之道，便设法去法国留学(我之所以选择到法国留学，是因为听说周恩来等人曾在那里留过学)。

    到法国后，我在巴黎大学统计学院注册上学。当时社会上重男轻女之风很盛，父母认为女儿能大学毕业就不错了，没有必要再去留学。因而我在留学期间，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能吃一顿饭就不错了，经常啃点面包馒头充饥。即便这样，我对穿着打扮也很注意，为的是不在洋人面前给中国人丢脸。因为我在巴黎的大街上看到有的旅馆和饭店的门前挂着“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居然把所有的东方文化统统归在日本的名下；而介绍中国时，则只是女子的小脚、鸦片烟和人力车。他们认为中国妇女必定是麻子脸、小脚、驼背弯腰的……那些外国人看到我不同于他们的想象时，就说：“你绝不可能是中国人。”每遇这类情况，我总是郑重向他们声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弱国无外交，我们这些“身在异邦为异客”的人，对此感受更深。

    1936年我回国后，好不容易通过关系才在内政部统计司谋了一份差事。抗战开始后，我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从南京逃难辗转到了四川。这期间我一直在家呆着，直到1941年才经同学介绍到内迁的东北大学任教。9年后转到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后又转到西安西北大学。我在东北大学期间的粉笔生涯是相当艰苦的，因为物价飞涨，而夫妻二人又只能拿一份米贴，为了生存我们常典当东西。还有更气人的事，就是我们应聘时，虽然两人的资格、经历完全一样，但结果相差很远：他是教授，我是讲师。我不服气，找校方说理，但他们的回答是：“你是女子，怕别人眼红，只有等慢慢升吧!”当时男女不能同工同酬，不甘心又有什么用?

    1946年，我在西北大学任教，对当局的不满越来越甚。在讲课时免不了流露，常抨击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颇得同学好评。与此同时，我发现不少知识妇女甘当附庸，整天沉醉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连子女和家务都不管。于是我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姊妹们应该觉醒了》的小文章，呼吁知识妇女早日觉醒，投身正当的事业当中；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她们争取自身解放，自强不息，为妇女争光，为国家、为民族争气。

    1949年春天，我应湖南大学之聘到了长沙。系里给我安排了三门课，其中两门是我没有教过的新课，尤其是《商用数学》更是别人都不愿担任的，工作十分辛苦。
在湖南大学，我首先结识了校长李达和进步教授伍意浓。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斗争。我丈夫比我觉悟早，他1948年在西北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习班，还救过不少被国民党迫害的学生。我却迟钝一些，是通过事实的教育才清醒过来的。武汉解放后，长沙的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最后的覆亡命运，连篇累牍地诬蔑中伤共产党。我想，长沙解放后，共产党一定要辟谣的。但事实却是，共产党解放长沙后，对那些无耻烂言竟淡然处之，把精力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上面。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我十分钦佩。

    解放后，我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渐深刻，认为共产党执政，不是一般地改朝换代，而是划时代的革命。这首先反映在她所领导的军队上面。因为从我记事以来，就一直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兵就是匪”，“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因而我们遇到兵，就一定要逃避的，可是共产党的军队——人民解放军纪律之严明、态度之和蔼、表现之崇高，却是我从来不能想象的。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人民群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使我深受教育，感觉到共产党的军队，真正符合“人民解放军”的名称。

    其次，是从我们党的民族政策上。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五十多个民族对中国的历史发展都做出了贡献。但千百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大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长期存在，各民族间形成了种种隔阂，产生了不少民族矛盾。少数民族经常处于受歧视、被压迫的境地，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生活十分贫困。更有甚者，有些少数民族被视为异类。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制度，使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的主人。为此，我倍感欣慰，确信中国共产党能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能把人类的先进思想、主张、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地去付诸实施。他们敢于倒转乾坤，大胆地废除人吃人的剥削制度，把劳动人民从社会底层翻过身来作国家的主人。他们反对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坚持正义、热爱祖国，以身作则，不怕辱骂、不怕谣言、不怕诽谤、不怕牺牲，坦荡荡地勇往直前。他们这般的凌云壮志和博大胸怀，这般的革命气魄和胆略，我深为折服，感谢上苍，中国得救了。

    1952年，我加入民革。1956年民革中央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被推选为代表并在大会上发言。我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的心情，同时也倾诉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在这次会上，我被选为民革中央候补委员，以后转为民革中央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代表和湖北省政协委员。兼任过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湖北省政协四、五、六、七届常委等职。

    20世纪60年代，我曾荣幸地参加过有毛主席、周总理出席的国宴，还上过天安门观礼台观礼。 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过程中，我始终以对党忠诚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心竭力。数十年来，我总以不辱使命、不负期望与重托的责任感来督促自己。因而不论是在我荣升受奖，还是在挨整受罪，我的国家观念、民族感情等都从未抹煞；我对党的爱戴和拥护从未改变。

    从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一直到现在，在教学方面，我作为教研室主任，曾组织带头撰写教材约数百万字；1980年主编出版了《统计学原理》(1983年再版)。我曾当选为中国统计学会及湖北省统计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兼副会长。那时，我已是古稀之年。不少人认为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统计思想、统计理论和统计工作，更没有统计学，现行的统计学全是从国外“进口”，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我认为，我国很早就有统计工作，其中包含有统计思想和统计理论，只是没有很好地条理化、系统化，使其成为一门学科罢了。于是我下决心要写一本《中国统计史略》，其目的就是要填补我国统计学科中统计史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希望读者能知我中华、爱我中华，不要崇洋媚外。我的撰写计划得到了统计学会的赞许与支持。

    在一次国务院召集的会议上，我向学会会长、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汇报了这个计划，立即得到经济学家(也是老统计学家)孙冶方同志的赞同。不久，孙给我写信，给予鼓励和支持。这使我倍感亲切和激励。于是我开始了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集资料，整理撰写的工作。那些日子，我早上带干粮进图书馆，午间也不休息，直到下午闭馆才离开——北京图书馆以及京、鄂各大学的图书馆，我都常去。就这样，我用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统计史略》一书的撰写，此书于1990年正式出版发行。此后，我得到了不少的荣誉和奖励，并于1992年获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1992年国家开展希望工程时，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希望工程呐喊》的小文章，呼吁社会上的仁人志士为失学儿童慷慨解囊。我自己也开始尽微薄之力，每年捐助两三个小女孩的学费。现在，我已经在湖北省的贫困地区资助20多个失学女童读完了小学。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90年，90年沧桑一言难尽。从清朝末年到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时代，历史的巨轮将它们抛向了身后。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民主。因此，我衷心地拥护党的领导，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七辑，本文作者刘叔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