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少南和他创办的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

2014-09-15 21: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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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1928年创办于汉口)是旧中国武汉唯一一家以照片发稿的通讯社，社长是我父亲舒少南(1905～1976年)。

    舒少南原籍浙江绍兴。其父曾为清末鄂省抚院师爷，晚年兴趣转向工商贸易，为求发展，举家从绍兴迁来武汉，定居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至胭脂路一段)。舒少南早年曾担任盐业、棉花业职员，后通过其叔祖父舒志观(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关系进入央行从事金融业务，直至解放。在此期间，他一直以摄影为副业。

一

    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创办初期，社址位于汉口泰宁里。在这个里弄里，有万克哉主办的《新快报》，还住着画家兼《扫荡报》摄影记者邹碧痕，为通讯社获得新闻信息提供了方便。里弄外是泰宁街，与江汉路交汇处，即华界内唯一的一座新闻大厦(《武汉日报》驻此办公)。

    摄影社开办初期，由舒少南一人担任社长、记者、编辑、勤杂，也无办公室，办公地点就设在他的家中。大门口有一块一米高的蓝底白字的直式搪瓷招牌，堂屋作为接待室，墙上挂有一块一米多高的黑边白底相框，是舒少南所拍摄的有关武汉政治、经济、文化、体育、风景、工业建设等方面的照片，并以此作广告。社里仅有一部黑方匣的照相机(后来才购到当时最先进的“绿来佛莱克斯”照相机)，无摄影冲洗设备，约好在启新照相馆随到、随冲、随印(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停业)。摄影社这样简陋，主要是舒少南本人在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当职员，并不以摄影为主业的缘故。抗日战争胜利后，社址设在天津路，后迁鄱阳里，这时摄影社招牌改为横式红底白字，上边中文社名、下边英文社名(Wuhan News Phtography Agency)。

二

    舒少南最喜爱拍摄山水风景、体育运动之类照片。当然，为适应各报对新闻照片的需要，也拍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照片。他30岁左右的时候，只身赴襄阳古隆中拍摄风景，向国人宣传，影响较大。80年代末期《良友》画报重新影印该画报时，还曾在订书单上刊出他所拍古隆中的一组照片……

    一次舒少南到后湖拍摄风景时，忽然看见静悄悄的湖面上有一艘渔船，渔翁手抱一双竹杆，坐在船尾，船头系有一鱼篓。两只渔鹰正将所捕之鱼放入篓中，场景极富诗意。舒少南迅速摄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1931年汉口大水，洪水将汉口淹没一个多月之久。舒少南和启新照相馆老板过志毅乘小木划在市内摄取灾民苦难情景，船行至新市场窄街小巷时无法前进，他们立即下船淌水沿途拍摄，后来，这些照片均在本市报刊和上海的画报上发表。1933年武汉又一次受洪水侵袭，洪水已超越了警戒线。舒少南赶到江边，将一水标标杆涨水数码拍下，即在《良友》画报头版刊出，并配以文字：“洪水又来了，苦命的中国!我们为灾民呼吁，请息内争，以御水灾，因为我们相信，事前防患工作，胜过事后发行赈灾彩票。”其忧国忧民思想，可见一斑。

    30年代前后，武汉体育运动火爆。除举办第一届华中区运动会、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外，1933年在武昌公共体育场还举行了足球赛，这些运动会精彩镜头均被舒少南一一摄下。他每次去拍照，总是把我带去，将我安置在球门后边，也让我学拍体育运动照片，他则满场跑动拍摄足球比赛的精彩镜头。

    从1931年开始，武汉年年举办武汉篮球循环赛，舒少南拍下了许多照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在汉口青年会(今黄兴路口)灯光球场，经常举行篮球比赛，他把我安顿在篮下看球，自己去抢拍照片。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舒少南以全部精力投入宣传抗战、拥护抗战的洪流中，他拿起照相机，拍摄下一幅幅反映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照片。从香港购回的大包胶卷(每包约百盒)，不几日就用完了，只好又去香港再进。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武汉人民自动上街游行，其中有少数流浪到武汉的东北老乡，唱着《松花江上》以表对家乡的怀念和对侵略者的愤恨；晚上许多高楼大厦四周用灯泡围住亮起来，十分壮观，舒少南都抢拍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照片。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军经常派飞机来汉轰炸，许多无辜平民被炸死炸伤，舒少南冒着生命危险，出入在轰炸现场，拍下了被炸断手脚的尸体和变成废墟的房屋照片，刊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反响。1937年1至8月，我国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军在武汉上空并肩与日机作战，打下了许多日机，其中以二、四、五、八月的空战最为激烈。舒少南用镜头作武器，拍下了许多空战场面，发表在报上，更加鼓舞了武汉人民抗日斗志。另外，像反映武汉市民踊跃捐资捐物，给前方将士缝衣补袜，友好人士麟地亘、绿川英子作反战宣传等新闻照片，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1938年10月23日，武汉沦陷在即，央行奉命撤退至重庆，舒少南亦随央行乘“大达”轮(该轮解放时起义，以后改走珠江至湛江海域，其姊妹船为“大豫”轮)去重庆。到了重庆，舒少南仍继续采访拍照，但由于日机大轰炸，家中被炸，因此停止了摄影活动。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随央行返汉，并在汉口天津路居住，才又恢复了摄影社活动。此时摄影社初具规模，仍由舒少南任社长，刘埋臣任编辑，我虽在读书，也不时参加摄影活动，担任了一部分摄影任务。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疯狂反共，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46年底，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被美军强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武汉也于1947年初，由十几所大专院校发起，在武昌、汉口两地游行示威，舒少南拍下了许多动人镜头。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枪杀了三名学生，舒少南将惨案照片寄往国外，引起了世界震惊。1948年7月震惊全国的景明大楼美军强暴案，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关注，要求惩办肇事者。一天，各报记者云集湖北省新闻处，该处主任魏绍征虽然介绍了有关重大嫌疑犯菲律宾鼓手塞纳芬杰罗尼诺(Serafin Geroninc)及其妻张月明、舞女砚秋、熊杰、利莎以及茶房头陈玉麟等都在被审讯之列的情况，但却回避了真正祸首早已于8月逃离汉口的事实。对此，舒少南十分愤怒，用愤激的摄影语言记录了这段屈辱的历史。

    此外，摄影社还拍摄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如华新水泥厂动工兴建、汉冶萍公司历史介绍水上飞机、童军大检阅、杨永泰被暗杀、武汉轮渡跳板断裂、武汉人民挤兑金圆券、李宗仁当选总统过汉等。1949年由龚啸岚导演的《记者春秋》在汉上演，引起社会极大关注，舒少南在发表这组照片时配有一条标语：“记者是打不死的、报馆是打不垮的、言论是打不哑的”，很醒目。摄影社还先后拍有蒋介石、程潜、何成氵睿、张学良、李宗仁、张群、张治中、吴国桢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在武汉活动的照片。1949年春节，汉口忽然传言，说是共军已进城，长期受蒙蔽的群众不明真相，纷纷外逃，以致市面顿时混乱，满街都是东逃西窜的人，车站码头到处是待运的机件、行李等，这组照片反映了人民群众受国民党共产共妻反动宣传欺骗而引发的惊慌。1949年2月和3月，舒少南以极大热情，宣传报道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华中各省市人民和平促进会的各项活动，呼唤和平，渴求和平，制止内战，并在本市及上海《联合画报》整版刊出。1949年3月，驻防武汉的国民党白崇禧部为了掩饰虚弱，不惜巨资组织了一个“武汉记者战地访问团”，到河南、湖北最前线采访，殊不知记者如实报道了战地情况。舒少南也以《战火烧焦豫南》为题，在武汉报刊和上海《联合画报》刊发了驻马店、应城前线难民和被击倒的房屋照片，戳空了白崇禧的谎言。1949年5月15日夜间，国民党开始轰炸武汉轮船和码头，一直炸了一个通宵，早上天亮后，我提着照相机赶往码头，看到那里轮船已炸斜在水中。这时满街行人等待解放军进城，我拍下了一组反映历史巨变的珍贵镜头。

    武汉解放半个多月后，武汉市军管会来了两位同志，递给我一份通告，通告说：“本处为了解武汉市各通讯社之实际情况，兹决定所有之通讯社(不论解放后是否仍继续发稿)，均须将民国37年度全年及38年迄5月为止，所发之新闻通讯稿件检出全份，即日送本处审查。”落款为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并指定将稿件寄江汉路璇宫饭店该部新闻处。我当即从柜内将本社所摄全部底片、画报交来人带走，完成了摄影社的历史使命。)（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三辑，本文作者舒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