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政府作用保障传统制造业一线职工工资正常增长

2014-09-15 0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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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湖北省委员会

    近年来，政府比较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制造业重视不够。据调查，我省传统制造企业经济效益普遍较差，有近三成企业出现严重亏损，盈利企业中超过半数利润下滑，生产经营十分艰难，严重影响了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致使企业一线职工工资普遍较低。一是实际工资低。一线职工工资在2000元以下的占73%。通常，一线职工工资结构以计件工资为主，基础工资低。职工为获得更多收入，主要靠加班。若减去加班工资，以及高温、井下、有毒有害等津贴和福利待遇之后，有7%的企业职工实际所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26%的职工仅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二是一线工人工资远低于平均水平。目前，全省在岗平均工资为32050元/年，而企业一线职工人均工资仅为21540元/年。三是与企业内部管理层差距较大，与中层管理人员差距在2—4倍的为51%；同时与垄断行业之间的差距更大。四是一线职工工资增长缓慢。2009年以来工资增幅为10%以下的职工占31%，增幅10%—20%的占45%，增幅超20%的仅占24%，表明3年来多数职工工资增长缓慢。
    职工工资增长既受企业分配制度的影响，更受生产经营状况的制约。由于传统制造业多是低端制造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利润率不高，生产经营困难，给职工增加工资十分不易；加上企业分配制度不规范，以及政府缺位，这些都成为一线职工工资低、增长缓慢的原因。

    第一，企业经营成本过高。一是随着石油、金属制品、棉花等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直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盈利空间被挤压。二是资金短缺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尽管金融调控政策有所松动，但企业贷款门槛依然较高，中小企业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三是税负重更是加重了企业负担。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与企业大小及利润无关。由于大企业多处于煤水电、“铁公基”等垄断行业，利润相对丰厚；而传统中小企业多处于竞争性领域，利润较微薄。同样的税负占各自利润的比例，大企业要明显低于中小企业。四是各种政策性、行政性、社会性收费大幅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给企业职工工资增长带来严重影响。
    第二，企业发展方式落后。由于传统制造企业主要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压低工人工资赚钱，这就造成了长期低工资和劳动条件得不到改善的局面。而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生产方式，使员工流失严重，以致劳动生产率严重偏低，这是传统企业一线职工工资难以增长的内在原因。
    第三，职工民主参与不够。从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情况看，协商中的民主性体现得不够，参与主体缺失，工人严重缺乏话语权。一是企业在制定工资政策或增加工资收入时，多为企业单方行为，没经职工讨论。二是工会在协商中的主体地位缺失，其作用无法体现。三是职工知情权有限，更谈不上协商共决，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政策层面。
    第四，政府调控影响力弱。一直以来企业自主分配权被误解为企业资方单方决定工资分配权，因此企业内部一直无法形成有效的工资协商机制。同时，政府把初次收入分配权下放给企业，放任不管，对市场缺乏监控。一是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对资本过度保护，以牺牲工人利益换取地方财政、换取发展，使一线工人工资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其他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二是对最低工资制度落实监管不够，一些企业把加班费、奖金、补贴以及高温、井下、有毒有害等津贴都算到最低工资里，若减去这部分加班工资、津贴以及福利待遇之后，实际上有近1/3的职工工资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这意味着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已严重失衡，靠市场自我调节的收入分配制度已失去作用。三是政府对企业初次分配干预的手段，如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信息等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四是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乏力。没有对企业一些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给予有效地监督和制止。

    我省人口多，又是传统制造业大省，而这些行业注定比高新技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的利润低，工作环境差，薪资、福利水平也低，难以吸引大学生等新生代求职者。因此发展传统制造业，应从改善其经营环境入手，让其有钱可赚。这就要求政府采取放、扶、逼的措施。“放”就是要放开，要打破垄断，完善、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中小企业升级阻力；“扶”就是对传统中小企业实行少取多予，通过减税、减费，帮助企业轻装上阵；“逼”就是靠市场倒逼企业转型，既要化解企业生存困境，也要通过保护劳动者利益、利用高成本的市场倒逼机制迫使企业转型升级。为此建议：
    1、加大对传统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一是适度调低或减免税费。①对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中小企业，考虑核定其销售收入的某一比例覆盖所有税费，并由一个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如规定中小企业所有要交的税费就是销售收入的5%，超出这个范围的可以不交，类似减轻农民负担的“明白卡”。②对当前棉纺织行业反映强烈的“高增低扣”问题，应以关注。棉纺行业的增值税抵扣采取的是“高增低扣”，即棉花进口税为13％，出口税为17％。就是说棉花买进来没有实现增值就要增加4％的税再卖出去，这对于企业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应将棉花的抵扣税从13％提高到17％，实行“进项税和销项税对等”的税收扶持政策，改变“高征低扣”的现状。③税法应对中小企业有明确的政策界定，对小型、微型企业和成长型高科技企业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优惠。二是全面清理整顿涉及中小企业的收费，让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减轻负担，轻装前行。如果一边减税，另一边却千方百计地增加行政事业性收费，此消彼长，必然绊住减税步伐，拖累企业发展。三是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支持系统。对高校科研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融资担保机构等与中小企业紧密协作或对其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促进中小企业外部环境尽快优化。四是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一方面，政府应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创造政府、企业、银行相互促进，工商、税务、担保协调配合的有效机制。健全信用担保体系，有效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贷款难的问题。另一方面，银行要增强金融服务和创新，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设绿色通道，积极推动票据融资、授信贷款、个人创业贷款、循环额度贷款、小企业联保贷款等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2、努力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传统中小企业由于经营门槛低、平均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员工流失率高，致使这些企业常常成为受累于“招工难、就业难”问题的政策洼地。但这些多属竞争行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安置就业的主渠道。因此，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小企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要统筹规划公租房、学校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为小企业招工留人营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同时大力发展产业集群，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3、大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一是政府必须从根本上矫正社会平均利润率“扭曲”问题，大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行业间、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严格执行国家“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政策。二是对于最低工资标准落实情况应加大检查力度。对劳动者投诉举报及时受理。对违反最低工资制度规定的用人单位，及时责令其整改，对严重侵害劳动者最低工资报酬权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记入用人单位劳动保障诚信档案，并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三是督促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督促企业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生产条件、合理的工资待遇，减少劳动力无序流动，以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四是大力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加强工会组织建设，鼓励和引导工人积极参与劳动法律制度、工资集体协商等相关制度的建设，真正形成劳方的协商主体。要改善因与企业地位不平等、力量不均衡而导致工资协商泛泛而谈、空洞无实的问题，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
    4、加强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一是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应帮助企业有更多的空间分利给劳动者。可通过对企业实行减免所得税和流转税，来确保职工收入增长；也可以提出企业获得税收减免的唯一要件是完成政府设定的提高劳动者薪酬的政策目标，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公开让利于民。二是继续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之逐步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即全部工薪劳动者平均工资的40%，以促进一线职工工资的提升。三是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并把地区性、行业性工资增长指导标准与工资集体协商有机结合起来，由行业工会、职工、企业共同确定工资增长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四是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支持或委托行业协会收集并发布行业人工信息，特别是行业劳动定额标准和企业人工成本的比较信息，正确引导各类工资价位的合理形成，以保障员工工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