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湖北省委员会
中部崛起是中共中央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提出的又一项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人力资源丰富是中部地区的重要优势,搞好人力资源开发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湖北建成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人力资源开发显得尤为紧迫。在此,将中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所提对策建议适合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中部地区各省份。
一、中部地区人力资源现状
在生产要素当中,中部地区资金、技术、管理都不占优势,唯独人力资源丰富。就目前看,人口众多是中部崛起的“沉重包袱”,把“沉重包袱”变成财富,就是要把劳动力资源变成人才资源。中部六省是人力资源大省,总人口超过3.6亿,但人才数量相对不足,并非人力资本大省,而这加剧了中部人才的“塌陷”。据资料显示,中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总量993.4万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32.2%,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二;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才220人,低于全国平均241人的水平。应该说,中部地区尚处于人才输出、人才流失的尴尬境地和不利地位,人才的现状还不能完全适应中部崛起的新要求。
因此,促进中部崛起,研究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不能不研究中部崛起人力资源开发。中部人才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很重要,要注重差异性,认清中部六省各自优势的相似性,选择各省产业的发展特色。既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又要结合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强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为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全面繁荣作好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撑。要充分发挥武汉、郑州、长沙等中心城市科研院所众多,人才储备丰厚优势,对人才开发体系建设不断创新,从引进、使用、培养、激励四个方面,推进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引导和推动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高校、政府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金融系统相互联动的创新网络及人才资源开发运行机制,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中部六省地区人才资源开发能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形成中部崛起的人才支撑点。
二、中部崛起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及建议
(一)政府引导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
“人力资本”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传到中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但也应看到,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尚需深化。一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仍然比较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置于被动从属的地位。二是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各地往往只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而不注重人力资本建设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如增加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扩大人力资本总量。三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各地往往只重视高级人才的培养,而不注重适用人才的培养;只重视普通教育,而不注重职业教育;只重视正规教育,而不重视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四是在观念上,依然把居民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满足消费偏好的行为,因此在政策上往往只重视居民消费在拉动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不重视居民消费对于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因此,中部各地必须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全面正确地理解人力资本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二)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不断提高,1999年达到2.79%。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比重仍然偏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据国家教育部统计,2010年中部六省预算内教育经费为786亿元,预算内支出为678亿元,两项指标仅与东部的江苏、山东、广东三省之和相当;2010年中部地区预算内教育经费、预算内教育支出分别较上年增长8.4%、8.6%,而东部地区分别增长了14.2%、12.8%。在人才教育培养投入上,一方面,中部地区地方财力较弱,无力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教育之中。目前,中部地区因贫困而辍学的儿童较多,影响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居民收入普遍低于东部地区,家庭教育经费支出也低于东部的水平。因此,中央政府应责无旁贷发挥均衡教育资源的作用,将中央政府掌握的资金更多地投向中部地区基础教育领域。中部各省也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为人力资源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三)完善信贷体系,积累人力资本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3-5倍的价值。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要少得多;而在国内资本市场上,遗憾的是,人力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遇到的障碍要比物质资本投入的资金筹措多得多。
为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1999年中国开始试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2000年中国全面推开了这种制度。政策规定每个高校20%的困难学生可以申请贷款,每人每年最高贷款额为6000元,还贷期限为8年,贷款学生考上研究生后,还贷期限顺延。根据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估算,全国国家助学贷款每年的正常贷款额应为80亿元,但这些年累计才放贷24亿多元,贷款学生总数不到30万人。这种放款不足现象的产生,不是因为贫困大学生不需要助学贷款,而是因为金融部门出于风险防范的考虑制定了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需要助学贷款的大学生望而却步。资助困难学生是政府的责任,为解决这一问题,中部各地必须制定完备的配套措施,设立中部人才崛起基金,开办中部发展银行,充分考虑教育行政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高校以及学生和家长各方面情况,落实支持无担保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既要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积极配合经办银行做好诚信还贷的教育和管理,又要保证贫困家庭的学生能够得到必要的贷款。
(四)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教育资源有限,落后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为有限。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效益的最大化,是中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在人才教育培养投入上,中部地区对人才的继续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要加快建立起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的技能人才评价新体系,突破比例、年龄、资历和身份界限,促进技能人才更快更好地成长。将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与建设终身教育培训体系相结合,与推动职业培训的整体工作相结合,带动职工岗位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青年就业培训和农民工培训。全面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大力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技能人才和有关企业、培训机构,并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中部人才在地域分布上,过于集中在少数省会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人才极度匮乏。在行业分布上,中部人才过于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其数量占中部人才总量的80%左右,而全国平均只有59.5%。在事业单位中,中部人才主要集中在卫生、教育行业,这两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占中部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63.3%,而农业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只占18.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部各省普遍需要农牧业实用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例如湖北省,大量需要具有高级技术等级及职业技术资格的技师和技术工人,其中,对中级工的需求仍居首位,占总需求的40%左右;对初级工的需求占20%左右;对高级工的需求达到29%以上。无疑,中部地区既要培养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又要培养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既要进行“精英”教育,又要进行大众教育。现阶段,中部地区应将进行大众教育、培养普通劳动者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而职业教育正是将普通劳动者转变为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素质的劳动者,把知识转变为生产力最快捷、最实惠的途径。
(五)合理配置人力资本,促进人才向中部地区流动,创造宽松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力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和市场作用的增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工资差别扩大,以及沿海地区的不断繁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停滞,中部地区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现象日益严重。要改变“孔雀东南飞”的这种趋势,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全力配合。首先,中央政府要制订切实可行的鼓励人才向中部转移的政策,使有志于献身中部地区发展的人士,既能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又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地方政府既要为各类人才建立宽松的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包括本地人才和引进人才),不仅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又要为之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还要为各类人才的子女教育创造优良的条件,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再次,从长远角度来看,必须进行人才方面的立法,建立相应的制度,确保同档次人才收入在地区之间达到大体上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东流”的问题。
(六)开放教育市场,引进外部资金,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教育与科技优势,意欲不断进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市场。然而,教育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教育市场开放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道德和民族文化继承等重大问题,各国政府对之都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时,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方面做了一定的符合中国发展要求的承诺,除一些特殊领域(党校、军校、警校)和义务教育外,中国在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及其他教育服务等5个项目上,均许可外方为中国提供教育服务,并承诺允许商业存在,即允许中外合作办学。
发达国家在外语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信息化、办学条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在教育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化运作和管理方面更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过剩,输出教育产业的愿望比较强烈。中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在教育市场开发方面,步伐应该再比东部快一些。对中部地区而言,教育市场开放,不应只是对国际资本的开放,也应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民间资本也可成为中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
(七)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
农村公共卫生投入的不足,严重地影响了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据卫生部2008年统计资料,农村地区新生儿死亡率为2.58%,婴儿死亡率为3.7%,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57%,孕产妇死亡率为69.6/10万,分别大大高于城市地区的0.95%,1.18%,1.38%和29.3/10万的水平。另据世界银行考察报告,2008年中国农村最贫困的1/4人口只花费了卫生总费用的5%。大量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的疾病负担集中于贫困和偏远地区。在处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儿童中,大约有一半人患有轻度的营养不良;高达90%的贫困儿童感染慢性蠕虫病。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显示了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更多地表现为基本公共卫生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增加财政对农村的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