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归来,无意中研读《吴晗年谱》外事篇1949年7月16日下午参与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人物中的 尹达王治秋等,想起王力前辈写的《康生是党内杰出的文物专家》读后,也是很有感触,不妨结合博友书画谈点浅见。
本文不谈康生这个人如何,单就上述其抄写的毛主席诗词草书,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可以说功夫相当深厚,甚至可以与毛主席一比高下。问题是康生是党内杰出的文物专家有何证据呢?也是我研究王治秋中发现“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王力:我与康生的交往 》一文中,获知康生珍惜文物之事,确实让我感动不已。另外,博友秋月朗的博文《揭秘:开国前献宝第一人贺孔才缘何自杀?》显示: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嘉奖令:“北平军管会顷通令嘉奖贺孔才先生捐献图书、文物的义举……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嘉奖令中陈述的事迹,发生在1949年3月25日。出身书香世家的收藏家贺孔才,于北平解放仅一个多月之后,率先向政府捐赠出200年几代人的家藏,12768册图书计10万余卷、文物5371件,多为无价之宝。此一壮举,震动了收藏界。然而,就是这个创造了慷慨义举的人,短短两年之后,却蒙冤自尽,48岁英年魂断京华。好在连康生都重视文物,至于贺孔才事件如何本文不想探究,仅仅嗜好其,潇洒畅达,超然入胜的草书,而关注他简历的:贺孔才,祖籍河北武强北代村。1903年生于河北故城县郑家口,名培新,字孔才,号天游,笔名贺泳。14岁考入京师公立四中(现四中),17岁考上国立北平法政大学,同时拜其祖父贺涛的入室弟子、古文名家吴闿生(江北)为师,与于省五、潘伯鹰、齐燕铭同门,攻读文学;另师从秦树声、齐白石学习书法篆刻。21岁受聘于北平大学造型美术研究会任导师,成达学校国文教习,1926年举家迁至北平厂桥前铁匠营10号(徐世昌宅),历任北平市政府秘书、北平市古物评鉴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学秘书长、河北省通志馆国史馆编纂。著有《天游室文编》《潭西吴诗抄》《说印》《徐世昌年谱》《岁寒集》等。无疑,无论是康生,还是王治秋,包括贺孔才之所以是文物专家,与他们具有丰厚的学识以及酷爱研究传统文化有关。否则在“文革”期间或战乱年代,也会糟蹋文物的,更谈不上练就一手草书绝技了。
最有趣的是尹达(1906年-1983年) ,原名刘燿,字照林,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考古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查阅资料发现如下:尹达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这就是1982年4月在母校河南大学最后演讲中的八字概括语:“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综述尹达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着作为代表。1939年冬在延安写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推测出龙山文化(两城期、龙山期、辛村期)与仰韶文化(后冈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绝对年代,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体系初步建立。1955年4月针对安特生新着的观点写成《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理论的分析》一文,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综合大量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新资料,早日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来”。1962年10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和系统的总结,“为这一学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广阔的前景”。同样研究文物,尹达前辈为何在战乱包括“文革”中没出事,而且研究成果喜人呢?个人大胆分析是否与其“从考古到史学研究”有关,更与其入书出书有关呢?研究古书,吃透传统历史书籍文化,就会发现少介入政治,多研究学问;少谈论是非,多研究艺术与文物等,都是最好的自我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也许,是这种观念支配下,尹达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西方信仰上帝造人,与我们党倡导的马列主义相背离,既然尹达研究的是支撑我党信仰的学问,即便是“文革”谁敢与之叫板呢?而苏联也需要这种学问支撑马列信仰,因此成为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人物也在情理之中了。
论智慧,上述人物都没康生厉害,因为“文革”前后始终无人敢批斗他;论学问,康生更是属于一流水平。但介入政坛后,死后却没有尹达前辈这种研究文物的成就。因此,我觉得古训“祸福难料”有时候真的也说不清楚谁对谁错,但研究传统文化这一点上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人品如何都没有错,而且值得提倡。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湖北省老河口市工商局 张俊杰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