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宦乡周建人胡愈之等

2016-10-26 15: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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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答应吴晗研究会专家写《吴晗年谱》读后感，就要落到实处，今夜抽空结合书画家朋友作品，谈点读书体会，也算是一种回馈挚友的方式吧。

 

    先阅读亢銀中【書法新作】 1472《翰墨磬香听知己，诗书达意悦雅怀》，还有尹福洲楷书精品《心经》，包括著名书画家符标让（号竹下谦人）《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书法欣赏（十六）等，可以说都很有特点，像亢銀中，書作個性鮮明，神高韻遠，筆墨酣厚，縱横善變。作品入選聯合国國年發展目标中國行，被亞歐美及全國各地廣為收藏。赏福洲先生墨宝具有笔锋至健，有江河奔流之势，就连我的恩师山东布衣金学孟都为之拙撰《书坛贤彦尹福洲赋并序》于癸巳年桃月.修身斋。文章结尾感叹“噫！适浮躁之时期，有若斯之秉性，天下谁人不识君？不识乃为腹中空！得识尹公，实乃愚顽之大幸！况乎墨宝在案，欣赏不停，唏嘘再三，肺腑深铭。人品常令仰慕，翰墨永世常青！”至于符标让（启功大师弟子，当代著名书法家）精品书法也是后来者居上，似乎无可挑剔之处，问题是大凡识字的读者都能够分辨出上述书法的好坏优劣。但阅读年谱中已故之士，都未必如此容易了。

 

    再谈《吴晗年谱》第一页，1949年2月1日中，昨夜我谈及不熟悉的“宦乡”，下午查阅资料后，吓我一大跳——宦乡（Huan Xiang，1910年11月至1989年2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1964年4月至1978年8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1978年9月至1980年7月）。贵州遵义人。1945年冬至1949年初，参加我党地下活动，曾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党组副书记、总主笔，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筹备处副秘书长兼新闻处长（1949年1月至1949年11月）。建国后进入外交部工作。1949年11月至1954年10月，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54年10月至1962年6月，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62年7月至1966年6月，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1976年1月至1978年9月，驻比利时、卢森堡、欧共体大使。1978年10月至198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顾问。1982年7月起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及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党组书记（1986年8月），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台湾研究会会长，《世界经济报》名誉社长等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1982年6月当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1983年6月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1989年2月去世。至于前辈是一位什么样人士，不妨引用一段文字：朱镕基1994年10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宦乡文集》书评《心里的话》，称赞他“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他是位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一般的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这是心忧江山社稷的学者的坦荡情怀。宦乡常引用一句古人的话：“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正需要更多专家学者“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的科学精神”（1989年3月27日徐达深文章《沉痛悼念宦乡同志》）。　

 

    无疑，连“铁腕总理” 朱镕基都佩服的人物，也跟着吴晗身后接管北平，起码说明吴晗也值得我们学习，“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就是阐述的这个道理。“他是位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农民一般的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试想，连总理都感叹十足的洋派知识分子干部，却保持着农民一般的勤俭朴实的淡泊作风，而且还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对比前辈，我们一些知识分子们是不是该脸红心跳呢？有的酷似“政客”面子十足，讲究吃喝玩乐，脱离群众，敢于说假话，从不说真话。有的酷似“商人”，油头粉面，讲究玩情人，兜财富，腐败堕落，正经事不会干，歪马邪道事洋洋精通。

 

    “1949年2月3日，吴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的入城仪式。”这段文字中，我发现当时，站在吴晗前的有两个人“周建人胡愈之”，不怕大家笑话，我起小读书没读书，对这两位前辈也不了解。等我查阅一番资料，顿时又是惊讶的大气不敢出一声。比如：周建人 (1888～1984) 中国作协会员笔名李正。浙江绍兴人。民进成员。曾任本乡小学校长、师范学校生物学教师。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教师。上海“一·二八”后，兼任民权大同盟调查员。1945年加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民主运动。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第三届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民进中央副主席、第六、七届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回忆录》、《科学杂谈》，译著《物种起源》(合作)等。有关前辈的评语：周建人作为中国文坛两位领军人物──鲁迅、周作人的弟弟，也是一位颇有影响和成就的文化人。他虽因母亲的阻拦未能如两位兄长一样出外求学，甚至出洋留学，而只是在县学堂毕业。但日后靠了勤奋而不懈的努力，终成生物学家，并在商务印书馆及多家杂誌任编辑，还是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他还翻译和写作了涉及生物学、科普、政论、家庭婚姻及妇女解放等多领域著作文章。他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计划生育与传宗接代》一文，对计划生育政策表示坚决的支持，也是对几千年的旧观念的有力批判，此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外，他一生还著有《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哺乳动物图赞》等，译有达尔文《物种起源》（合译）、《吸血节足动物》、《生物进化论》、《原形体》、《生物学与人生问题》、《优生学》、《赫胥黎传》、《新哲学手册》等外国名著，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科普工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逝世，终年96岁。

 

    通过上述资料文字，起码周建人是典型在国内自学成材的典型人物，而且骨子深处流淌着纯真和正直之气，否则也不会发表了《计划生育与传宗接代》，要知道那个时代百姓大脑都存在 “多子多福”的封建意识，如此叫板大家需要一股子力量与勇气。如此彪悍者，让吴晗跟着一起迎接解放军也符合逻辑。

 

    查阅胡愈之资料：胡愈之（1896年-1986年），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浙江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学识渊博，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1938年5月，胡愈之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四十年代到新加坡后，曾协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有关前辈评论：“胡愈之是一位廉正勤奋、博爱慈祥、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文化巨人，其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身居高位，收入不低。但平时家中仍过着较简朴的生活，经常在经济上资助有困难的战友和烈士家属。他较大的开销是常与朋友们自费聚餐交往，这几乎成为他在长期统战工作中所形成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亲属管教甚严，要求公私分明，不允许以他的名义搞任何特殊。胡愈之平时把时间抓得很紧，经常为工作废寝忘食。在新加坡时，他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要超过15小时，很少有业余娱乐活动时间，这是我亲眼所见。”无疑，前辈是德艺双磬之士，而且乐善好施，敬业爱岗，还严于律己。对比前辈，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包括知识分子是否该反思自己言行举止呢？有的肚子有点墨水，都瞧不起群众，张口都说：“诗歌不是一般人欣赏的，文学更不是下里巴人可以干的。”有的占据新闻领导岗位都将管辖的阵地当成自己“小菜园”，对不知道请客送礼的通讯员稿件一概封杀，甚至借助网管岗位恶意妨碍通讯员正当写作发表稿件的权利等。甚至有的领导干部吃拿卡要，面对反腐高压态势依旧不松手。如此等等，不一一而足。可以想象，吴晗站在这两位身后，说明他也是类似上述涵养深，学识广，品德好的人士，否则即便是个领导也会被其他人避而远之，谈何站在一起迎接大军进程，建立新中国政权呢？

 

    其实，无论是上述博友们书法作品取材的内容，还是上述已故的前辈们，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与他们释放出的“心紧固胸中，每每忧人疾苦；宝镜高悬顶上，时时正己言行”“ 文章举国，诗礼传家。礼为教本，道以德宏。厚德载福，和气致祥。德门集广，人宅迎祥”等传统优秀文化气息有关。结束文字时刻，我想起古训“君子以文会其友，圣人之道本诸身。反观自己难全是，细论人家未尽非”，或许也就是教训我这种修行不足之辈而写的吧？基于此，各位都无需在计较我上述不妥言辞了如何？

 

（湖北省老河口市工商局、市政协委员  张俊杰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