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军侵占当阳的日子里

2014-09-15 21: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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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前夕

    1933年我39岁时到山东曲阜师范教书后，直到1937年秋天日军占领山东德州，我才率妻儿回到湖北当阳县故里，寄居在河溶镇。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军本可长驱直入当阳，但以襄河(汉水)西岸有张自忠将军，严阵以待，以致一年多内，日军未敢继续西进。

    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壮烈殉国后，剩下的川军王缵绪部，毫无斗志，全线撤退，向西逃窜，二三日之间，有如襄河溃决，无法阻止。日军乘势渡过沙洋，当阳骚动，风声鹤唳。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在河溶下街口行走，见东方飞来的一架小飞机，在河溶镇上空盘旋数周而去。我感觉到这可能是日军侦察机，明日可能将有大批飞机来这里轰炸。因为日军凡要进攻某地，必先轰炸一番，为陆军开道。我当即带信叫我乡下兄弟，明日天不亮，必须来若干人，为我搬运行李什物到我乡下故居两河口。次日，我的兄弟们都来得早，特别是我的二弟媳，孔武有力，拿着扁担绳子，不坐船，直接淌水而来，为我搬东西，使我至今不忘。清晨7时，我们所有人都过河西行。离镇两里多路时，闻得飞机隐约之声，回头一望，见六七架日机，已飞临河溶镇上空，投弹数十枚而去。日机投弹时间距我们离开河溶不过两小时，险哉！日机这次在河溶炸毁房屋数十间，炸死居民数人。我妹夫李可正因贪恋在街镇上便于吸鸦片而不愿下乡，此次也惨遭炸死。第三日，日军涌进河溶，向当阳、宜昌方向急进。

    日军到河溶前一日，我同家人西行，到离家30里的明月山友人别春芳家中借住，拟再向宜昌出走。行至中途，日机凌空低飞，用机枪扫射，我潜伏在一个干涸的塘岸下，虽未遭扫射，但受惊不小。到了友人家住下后，闻日军前锋用汽车行进，已绕至我们前面。往宜昌之路，已不能行矣。斯时，我之族人接踵而至者有20余人。他们夜间回老家携取家存衣物粮食，不到天明又回明月山避难地。我们此时只有相依为命，以度难关。就是我们这样困苦的难民，还常被一些溃退下来的部队及散兵游勇不断滋扰，这真应了俗话说的“阎王不怕鬼瘦！”我与族人日间避居在山坳里松树林下，以免溃兵到屋内劫掠。没有水喝，只有叫胆大一点的、敏捷一点的人到山麓稻田里取水。夜间我们就在树林中睡觉，虽然有很多蚊子叮咬，也只有忍受——后来我患了一场恶性疟疾，险些丧命，即以此故。幸而一连几多天未下雨，还算幸事。那时，特别是不能咳嗽和有小孩啼哭，以免声招溃兵来到。

日军暴行

    日军到达后，其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兹就其荦荦大者述之：
    第一是奸淫。日军每到一处，即追赶妇女，威逼奸淫。中青年妇女，首当其冲，据闻间有年老者亦不能幸免。我们族中就有未逃出之青年妇女遭其奸污。日军这种兽行，我人民恨之入骨。

    第二是掳掠。日军在路上遇着我人民，首先是搜荷包，看有无钱财。如有，自然搜走；若无，即打几个耳光而去。他们每到一户人家，径入内房，翻囊倒箧，劫取财物。我的一枚师范大学校章，没有一钱重，日军看见是白银做的，也拿去了。日军见着鸡子就打，河溶附近十里内，鸡子被打绝了。遇着耕牛，他们竟残忍地用刺刀将牛臀部大腿上连肉带皮割一块而去。日军在公路沿线伐木烧炭，因此附近树木成了“蜀山兀”，甚至连带鸦雀(喜鹊)也无处安身筑巢孵儿了。我亲见一对鸦雀飞到河溶镇上，落在我老友罗毅伯先生新竖的梁椽上，每日衔枝筑巢，虽有木工劳作，鸦雀仍强筑不辍。我问罗：“鸦雀如此这样，你如何盖瓦呢?”罗是慈善之人，他说，那一块地方先暂不盖瓦，让它巢成孵儿走后再盖。

    这时沦陷区内，鸡被打尽，从此不闻鸡司晨之声了。久之，我发现有小鸟来代替了。我家屋后竹园内，每晨天将方明前，就有小鸟在竹枝上一噪，我就知道天将明了，屡试不爽。联系上述鸦雀无地筑巢之事，我得出两句意想不到之诗句：树尽鸦巢梁，鸡绝雀司晨。

    日本在其占领当阳的六年间，每日必由驻军到乡村抢劫民财，名为“打捞”，搞得民不聊生。
    第三是烧屋。只要日军一到河溶镇上，就见乡村浓烟四起，这是日军在纵火焚烧民房，就连我老屋背后一座清初的砖瓦古庙（五通庙），也被日军放火烧了。日军占领当阳后，所烧民房不可胜计。特别是公路两旁的房子，日军不烧则拆。以致公路两旁良田万顷，荒无人种。

    第四是杀人。日军到达河溶后，任意杀人。特别是青壮年，常被妄指为“中国兵”而遭日军枪杀。我的一个邻居周家全，是个很本分的农民，日军看其不顺眼，无故将他捉进河溶军事区杀死，最后连尸首也未收到。我的族叔赵光谨，年届六旬，平素吃斋修行。一天，老人在路上行走，竟被“打捞”的日军把他当靶子，活活用枪打死了。特别残忍的是，在河溶镇北约20里的栏杆桥，因日军“打捞”、骚扰太甚，当地老百姓忍无可忍，打死了一个日军。此后，日军即派出大批部队，到那个地方烧了一大湾民房，捉去男女老幼约100人，将他们押解到两河口狄家崩坑一个民房内，然后用刺刀把这些老百姓全部捅死了。

    第五是打骂。日军打骂老百姓更是寻常之事。他们无论在市镇或乡村，想打谁就打谁。日军打人是遇着就打耳光，你坐在家中，他一进门，没有什么原因，也要任意打你几耳光。有一次，一个日军马夫喝醉了酒，将我那一湾从北到南的14户人家，每家人都打到了。连家犬也被他们打怕了，平素家犬一般狂吠生人，是在主人家门口狂吠，但要是日军“打捞”的来了，家犬就会跑到野外数百步的地方向着主人家门小声慢吠。因此，我们有了经验，坐在家中只要听到犬在野外一声半声的叫着，就知道是日军“打捞”的来了。
第
    六是苦役。日军占领当阳的六年期间，苦役是天天有的。日军除时常在乡间乱抓苦力为他们挑抬所抢人民的财物送往其住地外，军事区每天还要维持会(后来改为区署)送约100名苦力，去为他们做没完没了的苦工。苦力是由维持会或区到附近各乡强令摊派而来的贫苦百姓。

拒绝伪职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湖北省政府西迁。在襄河前线中日对峙、局势稍许稳定的一年多时间，本有从山东迁往四川的学校和由武汉迁往恩施的学校的友人函约我去教书，但因我年届七旬的老母不愿我离开她，加以四个儿女幼小，远道跋涉不易，又有侥幸苟安的心理，以为日军可能不会来的，故未能远行。等到邑中沦陷，日军阻于前途，想远走已不可能了。这时，老家有人来到明月山，说河溶镇已有维持会成立，日军比初到时似乎要好一点，可以回去了。而先前跟着我逃难的农民也大都回去了。我想到我是办过教育的，怕日本人找我的麻烦，遂不敢遽尔回家，乃移居离家较近的地方——陈家山坡暂住，试看情形，再作道理。此时我疟疾又发作了，几乎丧命，远走之念更弱了。中秋节后，我二弟说某些教员都回去了，没有出事。他建议我也回去看看。于是我举家迁回旧居。入门以后，察看我留在家中衣物等件，都被日军拿走，只有一个铜暖脚壶，日军把它捶扁了抛在地上。睹此凄凉情况，只有一叹。在家约住一月，平安无事。正庆幸间不意大祸就在眼前。

    时届阴历九月，阴雨连绵。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河溶镇维持会长张福山送来一封信，说奉皇军之命，要我去当“中央(指河溶地区)维持会长”，让我速到河溶去见皇军一谈。我当即回信一封，说我不善做政治工作，请代我辞谢。张随又来信说，你必须要来，否则皇军将派人来抓！我的家人均为我惶恐不已。我知道：这维持会长一做就成了汉奸了。我是一个堂堂的国立大学毕业生，岂能去当汉奸么！我又想到这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虽然如此，但不能不讲义。
   
    同时，还想到光愁不行，必须要想办法摆脱才行。这时我情急智生，想到我在济南教书时，暑假中曾向日人所办外国语学堂教师小柴风歧学过日语，得知日本人最讲整齐清洁。便决定将自己打扮成邋遢样子去见他们，藉以摆脱此事。于是我头上不戴帽子，用一个很破烂的毛巾一围，脸上略用黑墨污染；身上穿一件破短棉袄袄——是我的二弟育儿摇窝内暖孩子用的，上面还有干屎的痕迹；鞋子的前面穿了眼，大脚趾也露出来了；我还不穿袜子，赤着脚，用墨水将前几天（雨天）穿木屐埋葬我族叔时磨破了脚背的伤痕周围涂得十分难看。我又想到有两个病容易假装：一为咳嗽，一为跛子，于是我手中拿一根破竹竿作手杖到了河溶维持会。张福山一见我就说：“亲家(我的族侄女是他大儿子的未婚妻)，不是我要你来的，是副会长向皇军推荐你来的。”他的这一段话，是在推卸责任，我一听就明白。稍后，我又到书记(下级职员，只缮写文件，又称为录事)张汉初的房内，他是我的老友，一见我就说：“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来维持会，是因为生活无着。我未来之前，考虑了好久，实在不想给日本人做事。最后为了一家人吃饭，万不得已才来的。”言下对我惋惜不已。我告诉他，说是张会长奉皇军之命，要我来的，不然就派兵去抓我。说到这里，我们共同唏嘘而已。这时一个日军的翻译官进来，指着我问张汉初：“这是谁?”张说，他就是你们要来做中央维持会长的赵先生。

    张随即向我介绍这个翻译官。我一听是翻译官就说，我年老多病，不能做政治工作。说时假装哮喘咳嗽，一句话分了好几次才说完。翻译官当时不表态，只说，宣抚班主任(日军政治部主任)就来。不久，我到后面上厕所时，又是一跛一跛走去，故意叫翻译官看见。我从厕所回来时，翻译官不见了。张汉初拱手向我道贺说：“您走后翻译官向我说‘这个的不行’，我看您的中央维持会长可能幸免。”话刚说完，翻译官又来了，是跟着一个高个子宣抚班主任来的。坐下以后，我又假装哮喘咳嗽，断断续续地向翻译官说：“请您转达宣抚班主任，我既老且病，不能工作。”翻译官向宣抚班主任报告我的话后，宣抚班主任把我端详一下后，就向翻译官说了一句什么话。翻译官接着告诉我：“主任说，明天见司令官后再说。”我听后心中还是忐忑不安。当夜我宿维持会内，心中觉得自己有如待决之囚。深秋阴雨，愁肠难眠，偶然想起李后主一首《乌夜啼》词来：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梦里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我越想越感觉这首诗合乎我当时的处境，从中得到了安慰。
    第二天我去见日军司令官前，与张福山一起吃早饭。其间，张问我：“亲家，还喝不喝酒?”我说：“喝！”心中还有醉乡路稳之意。实则也只喝了两三杯。俗话说“酒不解真愁”，正是此谓。

    8时，翻译官、宣抚班主任一同来到维持会，带我们(其中还有彭清正、徐介人二位先生)去见日军司令官。日军司令官在军事区内(日军占领河溶后，把中街、下街商民住宅作为军事区，上街的两条街作为难民经商区，维持会在难民区)，进军事区，几乎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翻译官在前当向导，他每到一处岗哨，都要向哨兵介绍我们后才能通过。到日军司令官住地，不过半里路，就有五六道岗哨。有时翻译官在向前一道岗哨介绍我们情况时第二道岗哨几乎可以听清楚，但到第二道岗哨时，仍须翻译官重复介绍，每一道岗哨都是如此。这表明日本军营之森严。我们到达日军司令官住地后，我认出他们占据的是河溶大房东贺家住宅。宅内用几张方桌联着，成为长形餐桌式。到了室内，我们这些人坐在两旁，宣抚班主任和翻译官坐在桌子旁边，桌子前方中间正位空着。坐定后，彼此都不说话，非常安静。坐了约10分钟，只见一个矮矮的人由内房慢慢走出来，他就是日军司令官。他穿着拖鞋，走到桌子前方正中坐下后随即拿出一个已经印好的几张表，分发给我们每一个人。表上分别写着：“中央维持会长赵春珊，总参议罗毅伯，副会长彭清正，财政股长何少彬，秘书长徐介人，高小校长郑冠珍”。

    我一看表，知道日本人已经内定我们做什么了。接着翻译官又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履历表，要大家当场填写姓名、年龄、籍贯、毕业学校、任过何种职务等。我填的职务是任过学校教员。我知道日本人讲整洁，便故意把字写得不好且加以涂改，使它难以入目，写字时仍也装哮喘咳嗽。交表以后，除不断咳嗽外更是口吐唾沫。我坐的地方距司令官较近，我看到他首先在看我填的表，便赶紧站起来连喘带咳地说：“报告翻译官，请转达司令官，我是当教员的，从来未做过政治工作，叫我做政治工作是做不好的。而且我年老多病，难以工作，请司令明察。”翻译官向司令官报告我的话时，他每报一句，日军司令官都要对着我看一眼，说一声“哈伊！”(日语“是”)一连都说了几个哈伊。

    日军司令官随即叫翻译官问我能做什么事，我答：“我填的表上是当过教员，因此我只能当教员。”日军司令官随即用手中铅笔把“中央维持会长”六个字一涂，在“赵”字的右上方写了“教员”二字，我心为之一松。日军司令官接着问彭清正。彭答：“愿做副会长。”第三问徐介人，徐说：“我跟赵先生一样，也只能当教员。”徐与我都想避重就轻。日军司令官听翻译官这么一报，脸色突然变了，让翻译官告诉徐说：“教员一个的有的，两个的不是。”这些似通不通的汉语，我懂得“教员只要一个，不要两个。”我怕把事情搞糟了，便连忙站起来说：“请翻译官向司令官转达，徐介人确实是当教员的，我看今天高小校长郑冠珍因路远未到，可否把高小校长给徐先生当，还是办教育么。他当校长，我当教员，学校可以办起来，一定办得好。”日军司令官听后，面色就不那么严厉了。随将“高小校长”四个字，用铅笔勾到“徐”字上面。我又请翻译官向日军司令官转达：“徐当校长，我当教员，一定能把学校办好，但是原来小学的校址，现在成了军事区，我们到哪里去办呢？”司令官问我：“哪里有可作校址的地方？”我想让学校避开日军驻地，就答以“河那边有一个李家祠堂，可作校址。”
  
    日军司令官问：“可坐多少人?”我说：“100人以上。”他听后很高兴：“你们就用那里作校址吧!”我接着又请翻译官向日军司令官转达：“有了校址，没有课桌、黑板等等，如何能办呢?这就要有开办费、办公费、教员薪俸等等，这些都向哪里去拿呢?”我这一问，确实将了日军司令官一军。只见他用双手指头在头上向后梳头发，好一会后他叫翻译官告诉我们：“叫维持会张会长拿钱办，你们可向张会长去要。”我一听这个答复就连忙说：“很好！很好！”并重复地说：“徐当校长，我当教员，张会长拿钱，一定能把学校办好。”日军司令官也很高兴地说：“你们为皇军办事，皇军大大的保护你们。”他起立宣布散会，还把我们这一干人等送到大门口。回去时，自然还是由翻译官在前引导，将我们一岗一哨地送出军事区。

    走出军事区后，在阴雨泥泞的街道上，我与徐先生走在最后面。徐先生这时小声责备起我来：“你这个赵春翁(翁字是我乡对人尊称用的，这里含有戏谑之意)，你自己不当校长，却为什么要我当呢？”我说：“我被许为教员，是在您以先，您可看到日本人已要发脾气了。我为了缓和形势，起来说您当校长，总比让您搞政治秘书要好一些吧，您还怪我！”徐说：“这且不说，办学的经费、数目等等都未弄确实，你听日本人说：‘叫张会长拿钱。’就说：‘很好，很好！’却不说下文了，这样行吗？”我说：“说实在的，您这个校长，我这个教员，都当不成的！”徐与我是老同学，都不愿为日军做事，我这话正中他下怀，但他又有些不明白，便又问我：“何以见得？”我说：“翻译官在前面，他懂得中国话，我们回到维持会再说吧！”

    一到维持会，徐就又急不可待地问我：“你何以见得你我都搞不成呢?”我说：“如果是日本人拿钱那您跟我就得非干不可，可日本人叫张福山拿钱，您我就搞不成了。昨夜张汉初跟我说，维持会经济很困难，全靠在难民区这两街收税。原来在河溶做棉花生意的麻城人金耀卿做收税员，他每天只能收50余元，这点钱维持会伙食都难以维持。张福山一家还有几个人吸鸦片，能有多少钱用不完呢?以后日军问张福山学校办否？张必然答以无钱办学。他就代我们搪塞了，岂不甚好么?所以日本人一说叫张福山拿钱办学，我就连忙说‘很好！很好！’”徐先生听我这一番言论后连连说：“但愿如此呀！”后来果然没人找我们办学了。我就这样闯过了第一道难关。

    回到家中一月以内，日军对我们没有什么动作。一天，我突然接到河溶维持会副会长郑国卿一信，说日军要他办学，要他兼任河溶小学校长，并嘱他找“学问大大的、资格高高的人”当教员。郑还说他已向新来的日军宣抚班主任竹谷太郎报告了我和徐介人先生的情况，说你们二位先生都是大学毕业生，因而竹谷太郎很希望与你们二位一谈，希望速来河溶去见竹谷等。我想我和郑国卿是熟人，可以当面去向他辞谢，徐先生知此事后，也和我当天一起去维持会找郑国卿。见面后，我对郑说：“我家有7口人，靠做机面生意为生，可以过得去。如果当一个小学教员，生活就难以维持。

    我与徐先生不同，他有庄田，可以收租，我没有别的收入。请你代我向竹谷太郎辞谢。”郑答：“我可以向竹谷太郎代为说一说，但是我已举荐，必须同往一见，到时代辞。”我以为由郑代言我即可以解脱，便答应同徐先生一起陪郑去竹谷太郎处。哪里知道，郑一进门就向竹谷说：“我请的资格大大的、学问高高的赵、徐二位先生来了。”竹谷对我们非常热情，亲自冲了三杯咖啡款待我们，并鼓励我们好好教学。坐了一会，我们仍不见郑代我辞谢，很是不悦。回到维持会后，我心一横，当即向郑说：“我因生活问题，不能任此教员，已向你说明了，我干这个教员就得饿死。我不干，拼着日本人杀死，横竖是一死算了。”郑看我坚决不干，就问徐先生的意见。徐说：“我干。”这就替我解了一个大的危局。这样一来，郑就可以应付竹谷了。

    开学时，郑未找我，我算过了第二大关口。后来，我知道徐先生说他同意干是有他的用意的。他任了小学教务主任，教师们都睡在地面稻草铺上，以砖为枕，比囚人还不如。到了一月，竹谷亲自到校发薪，照日本的办法，每个教员的薪水，各用纸包好，一一点名发放。点到徐先生时，徐说：“我不要薪资，愿尽义务。”竹谷当即当众表扬了徐先生一番，说：“真正的教育家是不要钱的。”但到了第二个月发薪时，竹谷跟郑校长说：“那一个不要钱的教员，不要了。”这个似通不通的中国话，意思就是辞退徐先生。徐先生当天就到我家告诉我：“日本人不要我了。”他说明经过后，我深佩徐先生的气节。他以这种我佛入地狱的精神，终也获得佳果。我们都庆幸过了一个难关，欣喜不已。

    我个人的第三个难关又来了。前面叙述的那位皇协军队长谢修亭，我还在读大学时他就认识我，那时他跟他的族人谢澜安团总跑腿。谢团总有学识，很器重我，谢修亭对我也好。他当了皇协军队长后，便想将郑国卿所任河容小学校长的位置让给我。他这样做，一则藉以示恩于我，二则可以显示他之威风，他派人送信到我家，要我到河溶去商谈此事。我到河溶后，谢在与我叙了旧情之后就说想举荐我去当河溶小学校长的事。我不敢得罪他，便只有婉言辞谢。我说，我目前正在做机面生意，生活可过，并再三谢谢他的照顾和美意，他也就未勉强要我当校长了，我又拒绝了一个伪职。

    不久，我的第四个难关又到来了。当阳县成立伪县政府后，县长乃是我的熟人傅作楫（当阳脚东港人）。他是清末己酉（1909年）科拔贡，住过湖北警官学校。我在武昌师范大学读书时，他在我校附近的普济塘10号居住，候补一官半职。北洋军阀王占元把持湖北，不用湖北人，以致傅作楫得不到职位，生活潦倒。我辈这些学生，总以为傅是本县前辈而尊敬之。大革命中，我县学生认为他是劣绅，将其下狱但不久又予释放。6年之内，我们彼此都不知下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在山东济南教书，见济南报上有山东省高等法院发表傅作楫当东昌县检察官新闻一则，便往高等法院一打听，结果果然是他。傅是由荆门人罗贡华(内政部任事)介绍到山东的，因为都是当阳同乡，他家妻儿我都很熟，甚至他家下了一个猫儿，都要给我捉一个去。日本侵入山东后，我们彼此就都不知去向了。沦陷后，罗毅伯老先生有一天跟我说，日军要傅作楫做当阳县长。原来，罗与傅同为湖北警官学校毕业，傅曾为日军要其任伪职事就商于罗。

    罗当时对傅说：“我县张(宪臣)傅(作楫)两派是敌对的。此次你上台，不要用本派的人，要多用张派的人。将来局势变了，张派也有污点，不敢下大力气对付你们。”所以傅后来用张派的曹亦化当副县长即因此故(这也可算当阳沦陷的一段历史)。傅当伪县长以后，想做一点好事拟名于后世的。他听说我在三国时周仓尽节处的河溶朝阳山办学后，便请人买了两块磨好了的石碑抬到朝阳山，并让人通知我，说他将来朝阳山书写（傅的书法很好）碑文。不久后的一天，傅带随从来到我们学校（一座古庙）里，我招待他吃饭后，他便开始撰写碑文：一块写“汉周将军讳仓殉节处”，拟立在古庙前；一块写“汉周将军讳仓之墓”，拟立在朝阳山附近的周仓墓前。他写碑文时，我在旁观看，看他怎么落款。结果他未在他名字前写“当阳县长”的头衔，而写的是“邑人”。这是他高明之处，由此也可窥见他的内心世界，为防自己遗臭于世而留下退步。写毕，他托我找石工钻刻并代为立在这两处。这时，两河口有一个姓狄的农民家属，托我跟傅说：该家有一个壮年被日军抓去修飞机场，数月未归，请傅回县后向日军说情，把他放回。三天后，狄家的人就被放回来了。

    1982年我回河溶故里，这个姓狄的农家已有儿孙十多个。撰写碑文后不久，傅有一信给我，说当阳拟成立县中学，他请我去当县中校长。他在这封信最后一段又说：“我也明知你不会来，不过不能不问你一下。”我接此信后，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我认为这事关民族气节大义，他已失足了，我不能以私情而跟着下水。为应付傅，我托言朝阳山补习学校不能离开，请另觅贤能云云。后来他也未再强我，还不失为知我者。我的第四道难关可算是又度过了。

     实际上我还有两道难关未说。一次是沦陷前，我的武昌师范大学老同学孙家场人张德舆，因河溶区孙家场有刘筱约汉流兄弟一伙人拦河收税，曹县长托他找一个“正人君子”去当河溶区长。他就专程来我处要我当这个区长。我反问张，你不是正人么?你为何不当而要我当呢！他就不往下说了。再一次是郑家良成立游击队，要我当什么顾问，我未理睬，后来几乎为此酿成大祸，容后详谈。

    总之，我在沦陷区拒绝各样的伪职，都是经过严峻的斗争才得以过来的，稍一失足，就成千古恨。我能侥幸度过，至今还引为幸事。

办学隐身

    提起在沦陷区办学，我想起了一个可敬的人来。当我还在陈家山坡逃难时，遇着一位年已六旬的老先生任盛刚，他逃难住在其姑娘家，他老家与我家只隔一条河。任先生一生贫苦，教私塾一辈子。我问他：“我们过去教学，都说日本不好，今后再教学就要说日本好，这怎么说?”他听后很干脆地吐出了两个字“无耻！”这两个字，确有千钧之重，至今40余年，老先生早已去世了，但他说的这两个字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日军占领河溶一年以后，河溶由日军办的学校出现了。但故乡之中，在武汉、宜昌等地的初中学生，因战争回乡里后无处读书，还有一些想考初中的小学学生也失学了，他们想到后方远安去上学，但学历又不够，难以升初中。因此河溶地方一些有子弟读书的士绅，建议我与徐介人先生办一个高小初中补习学校，为这些学生打下基础，使他们将来能到后方升学。说实在话，从山东回当阳后，我的几个钱也因逃难吃光了，做机面生意，还是不够维持生活；办学校收一点学费米，也可以填补生活。于是我便与徐介人先生于1941年秋天在距河溶镇约5里、隔漳沮两道河一个有着五重房屋的朝阳山古庙里，挂起了补习学校的牌子。一时间，当阳城里、官垱、孙家场等地来求学者甚多，极盛时期达200人。学校分为高、初两等。高的相当于初中，课程有语文、历史、地理、英语、数学等课；低的相当于小学，有语文、数学等课。教员达到十个之多，多为在外地教学因战争回乡或旧制中学闲散在家的读书人。此时教员均努力教书，学生学习努力，在这里读一二后年到后方远安一带升学者不少。

    在课程中，还有几门特殊课程：一为音韵学，因为我幼小时，曾向秀才李纯青先生学习荆门戴肖岩先生的《新韵便学》。后来我教会学生认识平仄，能作诗押韵者有百人之多。这门课是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

    还因学生无娱乐之处，无法振奋精神，消除疲劳，我便想出在初级班开设“说书”课的主题。每周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学生回家以外，周一到周五，每日下午4时起，说一个半小时的书。我借说古典小说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该课便始终由我一人主讲）。四年多的时间内，我从头到尾给学生讲了两部古典小说。先讲了一部《水浒传》，在于启发学生英雄气概。后来又讲了一部《岳飞传》，使学生辨别忠奸，增强爱国之心。在沦陷区内，外敌内奸横行，不敢明目张胆地骂他们，但借说《岳飞传》中的话则另作别论。如讲到失潞州，守将芦子敬死而不倒，必待金兀术下拜，保证不害人民后他才倒下，学生听后非常崇敬忠于人民的芦子敬。讲到岳飞因“莫须有”罪名被害时，学生无不咬牙切齿痛恨奸贼秦桧。讲到金兀术每捉到一个宋朝的官吏必问其参谋哈密蚩：“此人在宋朝是忠臣还是奸臣？”如果哈密蚩说此人是宋朝的奸臣，金兀术就说把他杀了。哈密蚩向金兀术献计道：“他是宋朝的奸臣，我们不要杀他，使他更去祸害宋朝，岂不很好么？”这就使学生明白外敌内奸的狡猾。又藉骂奸臣之语，以泄学生恨日伪之心。我的这一个课程，引起学生极大兴趣，并诱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后来有人说我在沦陷区争夺青少年，可能缘由于此。

    我与徐介人先生教学，是本着“敦品励学”几个字去做的。我们常对学生说：“你们下学以后，如果在地方做一个正人，不坑人不害人，从事正当劳动，放牛拾粪，我们在老远看着你，必跟你讲话。你若是不学好，当了流氓地痞，游手好闲，处处害人，你就永远不见我们的面。”我曾遇到这么一个学生，下学后跟一个国民党的游击队长当卫兵，拿着手枪在乡间小店子上闲逛。我往河溶镇的堤上行走时，他老远看我后就藏起来，足见我的告诫还是有效的。

    当时我们在朝阳山办学，既帮助了沦陷区失业的教师，教育了失学的青少年，也保护了校旁的居民。因为这里是学校，日军“打捞”的到了，一般也不进校内；就是到了校门，我也能用简单的日语，把他们打发走。所以校旁的许多老百姓一听说日军“打捞”的来了，就赶快躲藏我们学校内，这样可以不致被拉去做苦力。不少百姓把他们喂的猪拉到校内来藏着，以免被日军抢去。还有国民党派来的人，也伪称是我校教员而混居我校，以策安全，如国民党游击队郑家良部所任命的河溶区长郑隆吉和郑粹然就长期住在校内。国民党住兴山县要员周某，也到我们学校借住半年之久，他始终不暴露身份，只说是湖南人，是来沦陷区了解情况的新闻记者。人熟识了，才告诉我说还有两个同他一起来的人，住在联保主任赵静夫家中。其中一位姓金的，是沈阳东北大学毕业的，是驻兴山县国民党军队来沦陷区作调查案件的；一位姓王的，是来作宣传工作的。这年阴历八月，我回家返校后，听说周某突然到赵静夫家与金、王二位一起回后方去了。日军投降后，周由汉口海军司令部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他非常客气，约我到汉口一行。很可能是给我推荐一个工作，我辞以亲老，不能远离，感谢之。以后就无来往了。

    在朝阳山教学时，我还遇到了一件难以对付之事，差点让我下不了台。原来，我们学校的校址是借的一座五重房屋的古庙。头一重房屋两边是教员室，二、三重房子是教室。一天上午学生正在上课，全庙除教师讲课声外，很是安静。斯时我在教员室备课，突听一枪声，便随即走出一看，原来是一个日军站在大门石头门槛上向庙前约里许的堤上开了一枪——堤外有躲避日军拉苦力的人正伸首向庙门偷望，日军抓不着他们，就用枪射击之。我出门用中国话对他(这时我还不敢大胆用日语)说：“请坐！”他嗯了一声就朝庙里走，随他来的一个青年汉奸也跟着进来了。日军走进厨房(在一二重房屋之间)，看见两个厨工在煮米后，就哈哈大笑道：“苦力大大的有的。”

    我赶紧说：“这是校工，不是苦力。”他恼了，马上将枪装上子弹，对着我的胸膛。此时一个曾在河溶日本设立的学校读过书的学生李以烈用日语对这个日军说我是“先生”(日语称老师为“先生”)，日军这才把枪放下。这个日军往后走经初级班，见都是小孩便未说什么。到了第三重房子，他看到高级班大学生后又哈哈大笑，不顾教师在讲课，迳直到教室内挑选年龄较大的学生去做苦力。一个学生急忙来教员室告诉我此事，我想到自己刚才为厨工说话时，差点被这个日本兵打死，现在我又去找他能有好结果么？但我又想到，家长把学生交给我，我不去救，能对得起家长么?我心一横，便不顾一切地去找这个日本兵。我到高级班时，日军正在指点学生“这个，那个”的。我在他的背后，把他的肩膀一拍，用日语说：“这是学生，不是苦力。”他回头一望，问道：“你的什么?”我答：“是校长。”他又问：“哪里的校长?”我答：“就这个学校的校长。”

    他一听说是校长，马上把枪立在脚边并立正，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个躬。原来日本人认为校长是“官”，于是他也不要苦力了。这时，那个青年汉奸告诉我：“我们是从当阳城来这里找苦力去修飞机场的，找到这时，还未找到一个——农民一见我们就跑了，请校长派几个学生帮忙我们找几个。”我说，要苦力你们可以叫保甲长摊派，学生不是保甲长，如何能去找苦力呢！青年汉奸接着就要日本兵请我帮忙。我对青年汉奸说：“你是中国人，应该帮助我才是，怎么反倒要我帮忙？”青年汉奸又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时日本兵也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要我为他们找苦力。我怕把事情搞糟了，便心生一计，叫几个大的学生去帮他们找苦力，并叫他们一下山后就大声呼喊：“皇军来了，要你们去当苦力，你们不要跑呀！”送信让老百姓快跑。学生们懂我的用意，他们下山边走边大声喊叫。日军和那个青年汉奸则躲在庙后半山灌木丛中，以免老百姓发现他们。学生们一进王家村，日军也就下了山，他们在王家村未抓到一个苦力。随后，那个日本兵和青年汉奸又与同学生们一起向王家村北方一个村旁坟地走去，孰料此时坟旁有几个枪兵潜伏在此，当走在前面的青年汉奸与学生们靠近坟前时，只见枪兵把枪一举说：“招呼老子一枪！”青年汉奸急与后面的日军向胡家场方向逃走了。枪兵盘问学生，知道是朝阳山学校的后就放了他们。

    我的一场大祸又将来临了。原来这些坟地里的枪兵是国民党游击队郑家良的部下，队长陈士德率部驻在坟地附近一户人家，听说日军“打捞”的来了，怕与日军发生冲突，便将手下人拖至坟地，以避其锋，不巧竟与那个日本兵和汉奸在坟地相遇。日军一走，陈士德就气势汹汹地带着几个人来到校内向我兴问罪之师。陈的游击队不是游击日军而是游击人民的，最会扯皮闹事，说你“通日本”就不得了。陈一到学校，脸色就很不好看，首先就质问我：“你为什么叫学生去帮日本人找苦力呢?几乎出了大事。”我请他坐下，随叫人拿香烟来招待他。我说：“今天这个事情，真叫我哭笑不得，你陈队长受了震动，你可不知道我今天受的委曲比你更大呢！”我细细将经过说了以后，他才息怒。他所以未找我扯皮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学校他的上级总队长都知道。同时，他们大小队长的子弟多在我校读书，所以不敢轻易向我下手。

敌伪滋扰

    前面谈了不少日军残害我国人民之事，令人不堪卒读。就日军来说：“非我族内，其心必异”，他不会有好于中国人民的，我们不能对他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在中国人民内部公然也出了不少败类，所称为汉奸之流。他们有的是自称齐天大圣沐猴而冠，有的是依仗日军为虎作伥，还有匪徒，敲诈勒索，丢票喊款，杀人越货等等，残害炎黄同胞，以图一己之私，难以尽述。兹就我个人在沦陷区受敌滋扰的几件事追忆如下：

    沦陷初期，我与我的族人逃难在明月山时，有一人名黄金章，啸聚汉流弟兄伙，成立游击队，明月山一带是其势力范围。他的部下就有两次到我们住的屋内，名为检查，实则企图掠取财物。随我而去的这些难民，多属穷人，除几件旧衣和不多的口粮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我的家人均极为不安。据闻黄金章还读过一点书，他与我的友人别春芳是旧人，此时别春芳尽地主之谊也有意联络他，免受滋扰，就请他吃酒，约我作陪客，我便在席上吟了一首七绝称赞他，他听后十分高兴，对我非常热情。这时我也扯关系说，他的秘书慈化人张桓武是我在县高等小学的老同学，托他代为致意问候。有了这一个经过，他可能告戒了他的部众，以后直到我们离开明月山，未见有什么人来滋扰了。

    回到河溶故居，一年以后，办了朝阳补习学校。地方开明士绅多所赞助，如庄升庵老先生，愿做我校董事长，对我校非常关心。特别是有一个船民叫史金定，他是一个文盲，虽为汉流三哥，但是人很正派，不与其他汉流合污，而且疏财仗义。因为游击队长郑家良在少年时曾受过他的资助，哪怕此日郑已有三千之众，自称总队长，史从不借郑的势力为非作恶，反而念往日交情，替人民说话。他说话刚直，郑不计较，只得从其言(此人解放后镇反时，河溶镇全体商民力保，释放回家，1984年病死于沙市)。

    他当时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养女名史芳，在我校读书。他见我校学生无住宿地点，自动出资到远安买来大批木板，把高级班教室上空装成楼房，能容纳30人的住宿，为学校解决一大问题。沦陷区有些借机压榨人民，以及发国难财，腰缠万贯者大有人在，未见有一人资助我校者。反之，只有这一个家无积蓄，靠驾船卖陶器窑货度日的史金定，对我校真够关心了。这里我再叙述一件遭敌滋扰的事，也是史金定帮助我免掉的。事情是这样的，上面篇幅中，我曾提到不理睬当郑家良的顾问，几酿大祸之事，这里可以详说了。有一天郑家良在孙家场喝醉了酒，他把手枪往桌上一扳(此字读上声)就说：“有一些人，在国难期间，不爱国(意为不依附他)，去教什么学，等老子把枪拿到朝阳山去乱放，看他教得成不成。”我有一个族弟名赵春亭，在孙家场做布生意，他听说这几句话，意识到这是对我的，是不祥之兆。

    他又看到郑家良在孙场一次就杀了6个河溶的商人(包括我的邻居布商罗维福)，族弟赶快派人送信要我注意，以防不测。我闻此信，心中甚为不安。次日，我到河溶镇上，史金定一见我就问：“学校还好吧？”我说：“好什么！搞不成了。”他又问：“为何搞不成了？”我将上面这一段消息告诉他后，他突然说出一句：“拿老子们去找他。”我说：“我如果去岂不是送鱼上串，送上门去”。史说：“我陪你去，包不要紧。”我说：“你能保得将军去，保得将军回么？”史拍胸说：“我能。”此时我感觉走投无路，躲藏何处呢！史既然能保我，我只有硬着头皮同他一行。

    次日，史果然来约我同行。行至孙家场，说郑已开到双忠祠场口去了，史又与我赶至双忠祠，据说郑在一个大馆子后面住，到了馆子门口，史说：“容我先进去看一看，如在，我在二门口用手一招，你就进去。”移时，史果用手招我即进去。郑在一个房内办公，他一见我就站起来迎接。他向我说：“老先生为什么事下来?”我说：“听说总队长有吩嘱。”郑此时酒早已醒了，且人有见面之情。只听他说：“教学是好事，您教您的学，不要听旁人的传言传语。”接着他又跟史金定说：“三哥！老先生远道来此不容易，你可叫前面的馆子弄几样好菜，陪老先生喝酒，我因事忙，难以奉陪。”馆子奉命唯谨，弄了6大盘菜，因为双忠祠是鱼乡，光鱼就有三盘：一为鲤鱼，一为甲鱼，一为鳝鱼，其余为肉和鸡，我们二人何尝吃得完！喝酒中途，郑还出来敬酒一杯，刹那之间，即行进去，未再见面。饭后，我向史说：“我们回去吧?”史说：“我不能同回去，我到东边江陵穿心店去赌博的(这是史一生的嗜好），你可以一人回去。”我说：“你要保得将军回。你若不同归，我一人走到小垸口过河时，郑派人把我杀了怎么办？”史说：“我一切都说好了，郑决不会再与你为难了。”我见史说话诚恳，乃只身回到学校。此后直到日本投降约四年间，郑一直未与我为难。

    在办学期间，我还受过皇协军的一次滋扰。当时我办的朝阳山补习学校颇有名气，地方开明士绅多为我介绍学生。一天，河溶镇士绅罗毅伯先生跟我说：“我向你介绍一个学生，你可得把他教好，走入正轨。”我问是谁，他说是李缘金，并说：“我以前开罗宝记丝行时，有一个李振兴丝行，我们虽是同行，是生意上的对手，但私交还好。今天李家家破人亡，只有一个孙子李缘金，已过20岁，并已结婚，其妻与人姘居，他在外终日游荡。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我念旧情，怕他走入歧途，便介绍他到你校读书。”我说，这可不行，因他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脾气已坏，野心难改，要他潜心求学是很难的。

    况且我校学生，年龄最大的还不到20岁，莫叫他把我几个学生打死了。罗老说：“我已同他说好了，他愿意遵守校规，因此才介绍给你，希望你收下他！”我不好再拒绝，便答应了。果然，李到校后，格外勤奋，与同学相处和睦，从未打骂同学，甚至有许多小同学爬到他的肩上，挂在他的颈上，要他驮着走，他也不生气。他往往一个人读书读到深夜，必须要我催，他才睡觉，后来他成了品学兼优的学生。1941年冬放寒假时，他到远安后方去了，其余学生都回家度岁去了。腊月二十八日，学校已经放假了。我因是学校负责人，还在校内同校工收拾一切，以便第二年开学。当时校内最后一重房子里住有一个和尚，也在给庙里的菩萨打扫灰尘，准备过春节。下午4时左右，我才往家里走。

    走了一段路，对面来了我的邻居族弟赵继田，他向我大声喊道：“这是大哥么?”我说：“是。”又问：“到那里去?”我说：“回家。”他说：“您不能回家了！您的家里到了枪兵数人，把大嫂捆起来了，要她交出您人来，现在已把您的二弟找去了。您二弟正在与枪兵谈判，您若回家怕不好。”见此情况，我决定暂不回家。由于天色已晚，我便到一个陈姓亲戚家过夜去了。后来又有人送信来说，枪兵是皇协军严兴华部队派来的，责备我不该收容李缘金在校读书，并索400元“草鞋钱”(这是差人向被害人勒索的用语)。这下我明白了，李缘金的妻子被严兴华占有，严不容许李的存在而迁怒于我。次日，一个名叫陈思仁的学生送我到富里寺庄升庵先生(我校董事长)那里暂避，听候消息。

    此事不久传到了河溶镇罗毅伯先生那里，也侦知其中详情与李缘金有关。罗认为介绍李缘金上学是他所为，而致我受这凶险，觉得很对不起我，急得一天未食。罗与严兴华之兄严宝山有一定交情，便向严宝山说明情况，希望他告其弟严兴华不要再与我为难。经严宝山转圜，此事方才结束，我才得以回家度过旧岁。严兴华这一滋扰，不但使我的经济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且使我全家担惊受怕了许久。这年初春，寄居在远安的当阳县流亡县长10岁的儿子，从南京辗转沙市到河溶，拟北上与其父重聚。该县长知道李缘金是从沦陷区来的，路道较熟，就派李到河溶引县长之子北上。待李与县长儿子行至官垱、闵家场附近时，严兴华即派人杀李于途中，并要连这个10岁的幼童也要一起杀掉。幼童跪地求饶说：“叔叔们，不要杀我！”但严兴华的爪牙竟不顾幼童的哀求，举刀杀之，惨绝人寰。

    我还有一件临近死亡线上还不知死因之事，这就是当阳沦陷后，为了生活，我曾一度谋与老友徐介人合伙开轧花厂。罗毅伯先生颇有资财，嘱我与徐将收购已轧之花转卖与他打包出口。双方约定只要领条上有我与徐的图章，罗就可照章发款，作为我们轧花的周转金。轧花厂设在徐的住家，为了便利徐领款，我把私章交给徐办理打领条之事，我另去经营机面生意，轧花厂由徐独自经营。后来就因为私章未收回，几乎丧了我的性命。

    轧花厂经营不善，后来终于停业。徐亦重操旧业，在夹洲乡徐家祠堂教起学来。学生中有一个家长向直臣，沦陷前曾担任过周榴乡的联保主任，赋闲在家。沦陷后，游击队郑家良部任周继祥为周榴乡联保主任。周匪性十足，他以为向直臣干过联保主任，可能宦囊充足，于是便想敲向的竹杠。斯时，向直臣之弟在荆门新四军中工作，钟就将向抓去，说向通新四军。

    向托人讲情，讨价还价后，钟要向拿出700元了事。实则向手中无钱，求亲告友方才筹得300元，其余400元实在弄不到了。向听说一个叫庄熙周的是郑家良所任的联保主任。便想托人给庄一信，请其告诉部下钟主任把这400元免缴。向认为徐介人与庄很熟，由他办此事（指写信）合适。向于是以学生家长身份(向的儿子叫向德本，适在徐的学校读书)向徐求援，徐当即允许写信。徐把信写好后，又想到我与庄也很熟悉，把我的名字写上后会更加有力。徐又说，这事出在周榴乡，而赵春珊先生又是周榴乡人，把他写“等名”(旧时公文中，“等名”是领衔人，负主要责任)后作用还会大些。向说：“没有赵的私章盖上，难以生效。”徐说：“赵先生和我合办轧花厂时，为了写领条收据，把他的私章放在我这里，可以先盖上。”向大喜，随即就把这封写有我名字并盖了我私章的信送庄主任处。

    这些情况我完全不知，当时，徐与我各忙各的，久未晤面，徐亦因与我是至交，盖了我的私章，也未将此事告诉我。我有一个族叔赵光义，幼时曾与我同读过私塾，与我关系较好。一天，他从河溶镇上回来问我：“你为何把联保主任钟继祥得罪了呢?钟说你把他控告了，而且拦了他的财路，他曾跟我说，非杀你不行！”我说：“钟继祥这个人我认都不认识，怎么得罪了他呢？我与他素无仇怨，我为什么要告他呢？我又怎么要拦他的财路呢?这一切我确实不明白，请您帮忙我向钟解释一下。”族叔说：“钟吸鸦片，我又没有钱陪他吸鸦片（我这位族叔抽鸦片），如何能为你解释呢？”为了免祸，我拿出70元给族叔，请他与钟在鸦片铺上交谈。

    后经我族叔向钟解释，我才得到钟的谅解，免了杀身之祸。但钟乃表示要去杀徐介人。我十分担心徐的安全，又向族叔说：“我的事情承您帮助解决了，我当然感谢，不过徐是我的好友，他书生气十足，不明白这个时候是不能随便动笔的。您把好事做到头，再借您的金面去向钟解释一下。”族叔说：“向钟说话，非吸鸦片不能说，你给我的70元已用完了，哪里有钱再去说呢？”我便又拿出20元，后经我族叔向钟解释，我与徐先生这一场大祸才算免除了。

    此外，还有匪伪互斗而殃及于人民的事。沦陷后期，郑家良部发展到3000之众，需要盘剥人民养其众，百姓为之叫苦不迭。不期这时邻近的江陵又出现了一个大的游击队长赵益之，部众约万人，设八大处，他们也是不游击日军而是专门游击老百姓的。他将郑部势力赶出江陵，直到郑的根据地孙家场一带。赵益之迫害人民更为毒辣，到一个村庄，都在四周站岗，然后将村内百姓押到江陵他的住地，一一审问，能拿钱者可以赎回，不能拿钱者或打或杀。有一次，他们到了我家对岸的两河口附近，我们那里的人们都往北逃，我也抛弃家屋，举家逃到河溶徐家祠堂附近露宿一夜，次日闻赵部退走后，才迁回家中，可算又逃了一次难。

    我在沦陷区长期清贫自守的生活情况，后方流亡人员多已之知道。日军投降后，我县流亡之叶姓县长南下河溶办接收时，因日军还未走，他不便进河溶遂先到朝阳山我之学校内暂住。我用南瓜、蚕豆等菜招待，他很高兴。他见我穿的衣服很旧，心中似乎很感动。他当即向去迎接他的地方士绅庄熙周等说：“这样的好老师，能艰苦工作，你们为何不重视他呢？”庄等饶有资财，听了叶县长的话后，马上就买了一段能做一件长衫的棉布料送给我。我本想不接受，但为了应付叶县长和士绅的人情而勉强收了。6年间，我只受了这一笔不义之财，我亦在很长时间内引以为憾。
（1985年6月）(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五辑，本文作者赵春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