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国民党军委会《扫荡报》的变迁

2014-09-15 21: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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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报》创刊的社会背景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第五军也响应增援，打得日军两易主帅。但国民党政府却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仍然采取“对日交涉，全力剿共”的方针，不久就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同时，蒋介石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召集各将领在庐山开会，布置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同年6月23日，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贺衷寒为了宣传“剿共”而主办的《扫荡报》就在南昌创刊。

    贺衷寒，湖南君山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留学苏俄和日本。据萧作霖《复兴社述略》所述，贺衷寒曾参加CY，后来叛变。他在黄埔时期就是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坚决反共，后去莫斯科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认为“阶级斗争惨无人道”。这时蒋介石已以“力行社”为核心，组织“中国革命同志会”及其外围的“中华民族复兴社”，自任会长、社长，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但不敢公然揭出“蓝衣社”的旗帜。贺衷寒是“复兴社”三大理论家、宣传家之一(其他二人为邓文仪、刘健群)，自居于十三太保中第一把交椅，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扫荡报》的报名就是他先提出由蒋介石核定的，大概是要“扫荡六合清”吧。贺衷寒还亲自题写了报头。

    1933年，日军突破山海关，攻占朝阳，直取承德，进犯古北口，经二十九军奋勇创敌于喜峰口。但何应钦却令各军撤退，同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接着又压迫制止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向敌方进攻。蒋介石更亲自调集百万军力，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这年年底到次年(1934年)头，蒋介石集结陆海空大军，配合日舰的威胁，扑灭了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同时加紧围攻苏区。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发表宣言，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派兵尾追北上抗日的红军。

    在这种形势下，南昌《扫荡报》表面上鼓吹“中国革命”、“民族复兴”，而“扫荡”的真正目标是针对着红军，针对着中共，针对着人民。它在这一时期是蒋介石施行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

迁址汉口复迁渝桂

    1935年春，贺衷寒为了配合“追剿”的需要，决定将《扫荡报》迁移汉口，首先派政训科科长刘翔到汉作了一番筹备，于5月上旬正式出版。这时的主要负责人是：总编辑丁文安，撰述卜绍周、陈友生等，编辑黄卓球、瞿云白(瞿秋白之弟)、钟期森、曹耿光，校对周圣生，经理人员刘威风、易幼涟、程仲文等。出版前夕，丁文安通知部分人员到武昌政训处听贺衷寒讲话。据程仲文在《〈扫荡报〉的兴衰》一文中回忆说：贺身穿军服，一张滚圆肥胖的脸，讲了办报的八字方针是“化敌为友，以报养报”。“化敌为友”是贺衷寒反共的同义语，“以报养报”就是以报纸广告和发行的收入维持开支，乃一般论调。

    汉口《扫荡报》日出两大张，初印5000份。不久从上海购置了套色轮转印报机，陆续增印到1.5万。丁文安一直是该报实际负责人，主要抓社论撰述，但写来写去，无非是“定于一，成于一”、“一个政府，一个军队，一个领袖”等语。后来程仲文调到编辑部，有时也作撰述，笔锋才转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上来。在新闻方面，报道了1935年6月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批评了1936年的冀察局面。1936年10月，笔者见日军处处逼进，而我方委屈求全，愤而置冀察政委会参议的头衔而不顾，回到武汉。12月西安事变发生，何应钦组织讨逆军，该报也因之充满了讨逆、斥共论调，直到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京，言论才缓和下来。

    “七七”事变，抗战序幕揭开，国共二次合作宣言发表，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浙南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首战平型关大捷。但浙沪血战三月退出，南京失守，接着保卫大武汉。这时，军委政训处撤销，改设政治部，由陈诚、周恩来分别任正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专管文化宣传。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扫荡报》也改隶于军委总政治部。丁文安的态度作了适当的转变，他发表社论说：“我们《扫荡》的矛头指向倭寇。”10月，武汉撤退，该报告别读者的社论，出于郭沫若奋激雄伟的大笔。

    报社人员是分两部分撤退的；一小部分由易幼涟、钟期森等带往桂林创建桂林版，大部分由丁文安、黄卓球、刘威风等带到“陪都”重庆。之后，陈诚调走丁文安，改任何联奎为重庆社社长，继续发刊。1939年5月3日，日军飞机大举轰炸重庆，各报厂房都被炸毁，扫荡报社也是一片瓦砾，只得暂时同《中央日报》合刊，虽然报头并列，而实际只有少数人参加《中央日报》的工作，大多调离星散。

张治中重建《扫荡报》

    继陈诚接任军委部长的张治中，1942年两次签请蒋介石任黄少谷为第三厅厅长而获准。黄原为冯玉祥军秘书长，深得信任，策划了多次反蒋之战。抗战开始，黄由英伦回国，1938年得张治中器重，先任湖南八区专员，继作湖南省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副主委。抗统会是张治中治湘两大方案之一，他亲任主委，同中共人士和其他党派进行密切的联系，可惜因长沙自毁而搁浅。黄任我为三厅主任秘书，他和我同为1925年北京《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招考录取的编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1943年春，张治中奉命重建《扫荡报》，聘请原任香港主报社长、政治部驻港专员、时任参政员的成舍我任社长，成已应允但稽留桂林而不来。为了按原计划4月出版，张治中临时改由黄少谷兼任社长，调我任副社长兼总经理(我于1941年秋到渝任《时事新报》主笔兼总编辑)，另一副社长为刘威风。总编辑为黄卓球，副总编辑沈杰飞，编辑主任杨彦歧，编辑马汉岳、陈圣生、黄明等，采访主任谢爽秋，记者邹若军、谢蔚明、周熙等，电讯主任刘同绎，资料主任倪鹤笙，副刊主任陆晶清。黄少谷亲抓社论，聘任的主笔或撰述有胡秋原、孙儿伊、刘竹舟、刘问渠、龚德柏、陶涤亚、李七英等。稿件由我初审，黄自核定。张治中重建《扫荡报》，目的是鼓励士气，扫荡敌寇，当然离不开吹捧蒋介石，但不在言论宣传方面同《新华日报》对立。同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自动解散时，主笔刘竹舟(中央社记者)写了篇《向共产党人招手》的社论，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张治中虽是蒋的亲信，但同时他也是倾共的将领，“四一二”之变，他在国外。他从来不同红军作战，始终主张对中共采取政治竞赛的方针，因而被称为“和平的一手”。黄和我自然体会张的心意，两三年间把这张军报办得较有声色。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就是1944年在《扫荡报》连载的。蒋介石还申斥过《中央日报》的主持者：“你们怎么不学学《扫荡报》呢?”由于《中央日报》剑拔弩张地和《新华日报》相论战，而又败下阵来，舆论便传出：“是《中央》扫荡《新华》呢，还是《新华》扫荡《中央》?”郭沫若戏言道：“把《扫荡》用作这样的动词，大有中间的味道吧。”更有意味的是，采访主任谢爽秋在汉口《扫荡报》时期只是记者，现在升为主任，但他却为中共地下党员，我们是心照不宣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国共两党合作领导下英勇进行的民族抗日战争胜利了！世界人民反德意日法西斯战争胜利了！8月28日，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同美使赫尔利专机飞往延安，将中共主席毛泽东迎至重庆。9月1日，中苏文协的欢迎会上，笔者幸瞻毛主席丰采，口占四句：

    魁梧奇伟冠同俦，大海长江又合流。
    胜利和平谋建设，延天瑞气漫巴州。

抗战胜利更改新名

    同年9月5日，我奉军委政治部令，飞往南京，接收日军军部在京沪发行的《大陆新报》大陆版，筹备出刊《扫荡报》京沪两版。在积极进行之际，重庆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自1945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八十诞辰起，各地《扫荡报》统改名为《和平日报》，并发下了由于右任书写的报头样版。

    改名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扫荡报》虽为军报，却归黄埔一期同学所掌握，设有理事会，贺衷寒、袁守谦、邓文仪、萧赞育、刘泳尧、滕杰等都是理事或监事，推何应钦为理事长，每年召集理事会一次。张治中重建该报后，增加黄少谷、李俊龙为理事，张又被推为副理事长并代行理事长。中共毛泽东主席停留重庆44天，除同蒋介石亲自谈判外，更由共方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方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多次集体和个别恳切会谈，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在会商紧迫的间隙，张治中要黄少谷立即召集《扫荡报》总社理事会议，讨论改名的问题。黄问：“有人提出吗?”张答：“不，是我想到的，改名《和平日报》。”但在理事会上，首先遭到贺衷寒的激烈反对，邓文仪、萧赞育接着推波助澜，袁守谦、滕杰默不做声。张大声道，“你们反对，去找委员长另派和谈代表，我不干了！”据说蒋介石把贺、邓叫去训斥了一顿，再度开会，改名这才决定，由黄少谷敦请于右任书写了报头。不过右旁注上“原名《扫荡报》，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创刊”等字，保留贺衷寒的手迹。后来李俊龙告诉我：这表面上说明《和平日报》不是新办的报纸，实际是贺衷寒还要留下《扫荡报》的旧痕而已。“双十协定”于这年10月10日签署，张治中就在11日亲送毛泽东返回延安。

    经过同CC人物的种种斗争，《和平日报》京沪版分别于11月12日和次年元旦出刊。京社由我代理社长，黄明、邹若军任副总编辑，黄兼代总编辑，邹兼采访主任，黄少谷之弟黄斗才任经理，黄假我任秘书兼副经理。沪社由我任社长兼总主笔，杨彦歧任总编辑，副总编辑刘同绎，编辑主任马汉岳，经理白广荣，负经理部总责。这时总社总管理处尚在重庆，黄少谷任总社总经理，给我一个协理的名义。总社辖重庆、汉口、南京、上海、昆明、沈阳等社。关于重大时事的社论，由总社撰写电传，但各社也可删改或不用。

    沪社聘请凤子、程仲文、谢东平、冒舒湮等为主笔。凤子兼编《海天》副刊，元旦发刊第一号，她的“编者话”中指出：“胜利的争得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前方后方或敌后，没有不付相当的代价和牺牲。……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性命，用血写下了胜利!……强权的世界应该是历史上的记载，法西斯应该滚到坟墓里去，侵略者只有自杀的一条路，被压迫的人们到了站起来的时候了!”这一号刊有任钧的《和平礼赞》、舒湮的《和平》、一樵的《行云流水》、赵景深的《柴霍甫小说汉译》等；并辟《离离草特辑》专栏，发了夏衍特撰的《记离离草》、丁聪的《离离草》演出舞台速写画。

    刘同绎另编《和平之声》出版，刊出老舍的《和平是人类的永久契约》、洪深的《窃愿》、叶圣陶的《和平说》、孙伏园的《和平的实习》、余上沆的《三省吾身》、华林的《我的希望》等文，表达了人人渴望和平的心声。

    这天的要闻版内，特别标出了《蒋经国飞抵莫斯科》。以后的《海天》版内，陆续发表了郭沫若、茅盾、田汉、赵清阁、骆宾基、沈从文、刘海粟、欧阳予倩、丰子恺等作家的篇章。新闻方面报道了《廖承志的被释》、《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代表朱学范和出席世界青年大会代表陈家康抵沪》等特讯，以及2月8日张治中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而举行的招待重庆党政文化界的新春联欢盛会的消息。这次联欢会会场设在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礼堂。到会的有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江青、谭平山、陆定一、廖承志、潘梓年、老舍、曹禺、茅盾、郭沫若、孙科、冯玉祥、邵力子、谢冰心、李德全、王芸生、雷震、胡健中、余家菊、曾琦、李烛生、贺衷寒、柳克杰、张霭真、陶行知、陈启天、饶乐、邓飞黄、沈钧儒、罗隆基、张申府、蒋经国、陈逸云、莫德惠、范予遂、王平陵、徐仲年等三百余人。黄少谷、李俊龙等分任招待。张治中首先致词，老舍、冯玉祥、冰心、李德全、孙科、莫德惠、郭沫若、邵力子、周恩来、曾琦等相继讲话，无不热情洋溢，周恩来的讲话更是光明磊落。

    上海《和平日报》就是这样吹起和平之风，来显示张治中致力和谈的愿望的。

内战时期故态复萌

    张治中因处理新疆“伊犁事件”于1945年11月13日飞往迪化(今乌鲁木齐)。1946年1月10日张群同周恩来签订“停战协定”，同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月底闭幕，通过“五项决议”。张治中也赶回重庆，同周恩来和美国特使马歇尔成立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经过10天的会商，于2月25日在重庆尧庐(蒋介石侍从室)签订了《整军方案》。接着又在3月27日达成“东北停战”的协议。但自“双十协定”后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就密颁了《剿匪手本》，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以后《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等都被撕毁。张治中又被遣回迪化，内战就大打特打起来，才几天，《和平日报》恢复了《扫荡报》的旧貌。《海天》主编的凤子3月即离京。我于5月15日辞卸沪社社长，由国民党右派罗敦伟继任。纪以《哀和平》一绝：

    才除《扫荡》起《和平》，盛会曲终宇内惊。
    忍看《和平》重《扫荡》，拨开浓雾觅光明。

    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时，罗敦伟去台，萧赞育、黄卓球接办沪版《和平日报》。1949年4月我为避免特务迫害去港。京版《和平日报》因黄少谷随蒋介石下台而解体。上海解放前，萧赞育、黄卓球等去台。报社电讯主任万超北带领职工护厂，出了三天《解放报》后移至主管部门。6月23日，台湾恢复《扫荡报》名称，但不久就无形停刊。我于6月回转上海，8月北上，承中共中央统战部招待。10月1日，参加了天安门新中国的大典。

（1985年8月10日于北京，时年80岁）（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本文作者万枚子，曾任《扫荡报》副社长兼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