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批康生的文章中说,康生捏造谎言:“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话经过康生之口散布出来,在理论界不胫而走,后来并借此事“制造冤案,陷害好人”。这是客观事实,在十年浩劫期间,唐晓文分子写了多篇血口喷人的胡言乱语,这也都是可以复按的。难道王若水同志可以否认吗?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
这里明显地摆着两种含义完全不同的“同一性”: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是同一个东西的意思。“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是说的两个对立面互相联结的意思。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是在“联系”的意义上使用“同一性”这个术语的,不是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的意义上使用“同一性”这个术语的。
恩格斯在阐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时,写了三个问句:“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这里提出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我们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人们在这里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说,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回答。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
另一部分人说,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来回答,说这是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概括。根据就是恩格斯援引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郭月争同志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文章以来,拥护者蜂起,接着“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在理论刊物上出现。现在连高级理论学校,好多大专院校的哲学讲坛,有些哲学工作者都在宣传“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破坏哲学根本理论最致命的地方,也是侮辱和歪曲恩格斯的哲学根本理论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方。《列宁全集》第14卷第94—95页,引用了恩格斯的关于哲学根本问题理论的全文,而在第二个方面引了三个问句之后,恰恰删去了“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个句子。紧接着三个问句之后,列宁写道:恩格斯说:“绝大多数的哲学家肯定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就是指的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吗?恩格斯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肯定的是世界可知性,我们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这个问题,而不是肯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人们说恩格斯肯定了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列宁的引文中却没有了。
1876年底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部分时,即说:“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怎么能设想,仅仅相隔12年,恩格斯在1888年写《费尔巴哈论》时,忽然又把黑格尔的这种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在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肯定起来呢?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明明白白地说,是巴札罗夫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强加给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强加给唯物主义。而我们有些哲学家却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不是对恩格斯的莫大侮辱么?我国的有些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校,把这种“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露骨的唯心主义”、“十足的胡言乱话,绝对反动的理论”,搬到我国的哲学讲坛,大肆宣传,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在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不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而偏偏要去宣传这种荒谬绝伦的东西?列宁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就是把幻想当现实。这种把幻想当现实的哲学,从大跃进年代以来,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还不够惨重么?
为了使几千万的党员和干部都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认为各级党校、干部学校,必须认真地负起责任,把哲学根本问题的原理,准确地传授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必须向党员和干部讲清楚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使他们懂得如何摆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位置,才能学会在工作中一切都坚定不移地从实际出发。必须向党员和干部讲清楚哲学根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绝对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使他们学会怎样做到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在这封信的第八段中,王若水同志问:“难道思维和存在不是一对矛盾吗?”这个问话问得太笼统了,不能简单地回答。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思维与存在,在唯物主义者那里,是一对矛盾。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根本问题,就是把思维与存在作一对矛盾来处理的。而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二者的差别是似是而非的差别,实际上不是一对矛盾。这已由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论证过了。
以上几句粗浅的话,就作为我对王若水同志《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封信》的答复。
在经过了第一个回合交锋后,王若水于1981年4月2日又撰写了《辩证法的命运——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并谈重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合二而一”之我见》一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上。顾名思义,从文章的标题就可看出,这是王若水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哲学战线上发生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关于“合二而一”论的两次大论战发表的观点和认识。
针对王若水《辩证法的命运》一文,杨献珍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一期发表了《唯物论的命运》的文章,阐述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战的诸多方面的问题,答复了王若水在《辩证法的命运——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并谈重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与“合二而一”之我见》一文所提出的意见。表示不同意王若水把这场争论的背景说成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哲学上的分歧。杨献珍认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0年开始到1959年10月。这场争论从1950年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读《费尔巴哈论》这本书时,就在艾思奇和杨献珍之间展开了。争论一直延续到1959年10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于世诚同志与郭月争同志商榷的文章。这个阶段争论的性质基本上是学术之争。王若水说争论始于1955年,即《简明哲学辞典》批评《矛盾论》的第二年,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争论的第二阶段是从《哲学研究》1959年第11—12期加按语转载于世诚同志的文章开始直到粉碎“四人帮”。这个阶段的争论性质实质上是政治迫害;王若水同志说,这是一场体现了“百家争鸣”精神的学术讨论,“每一方都没有给对方扣政治帽子”。这也不是事实。文章指出,王若水同志1965年3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一书的“再版序”,就是给不同的学术观点大扣政治帽子的代表作。杨献珍在文章中说:“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书中说,这本书初版后几个月,我国学术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对杨献珍的错误思想展开了‘公开的批判’。请问,‘公开的批判’能叫‘平等的争鸣’吗?书中又说:‘杨献珍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表明他是站在反对毛泽东同志一边的。在1959年到1962年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战期间,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正是从这里来反对三面红旗的。现在已经很清楚,杨献珍同志在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挑战,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的反映。’等等,这些无论如何不能说成是‘平等的争鸣’。至于关锋等人以撒仁兴为笔名发表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讨论的实质》一文,则更是政治帽子满天飞,如说什么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大跃进’、‘给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是‘右倾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严重的政治错误’等等,这怎么能说是‘平等的争鸣’呢?争论的第三阶段是打倒‘四人帮’以后,重提‘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这时恢复了学术讨论的性质,但因牵扯到对争论历史的看法,就难免‘和政治挂了起来’,因为争论的历史就是那些宣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人首先把对方‘和政治挂了起来’的。”
杨献珍在《唯物论的命运》中,还谈到了从1959年到1976年这场争论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这场争论有没有现实意义,本来没有分歧,争论双方都认为有现实意义。王若水同志在1961年6月说,争论进行了好几个月,“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意义”,认为争论的“决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1965年3月,王若水同志又说:“这次论战的意义,现在是更加明朗化了。”可是,去年王若水同志在《辩证法的命运》一文中却突然说,这场争论的现实意义“不论其作用好坏,都不是那么大的。”这令人难以理解。
文章接着分析了王若水同志的《创世纪》一文,借以回答如何看待这场争论的现实意义问题。文章说,《创世纪》发表于1959年1月,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也是造神运动的高峰时期。“人神合一”论,就是人和神的同一性(人和神是同一个东西),是古老的“天人合一”论的现代版。“天人合一”论是把帝王“天化”,叫做“天子”。“人神合一”论则可以有两种解释,即把神人化或把人神化。王若水同志根据“大跃进”年代的时代精神的要求,把人神化了。他论证了与人合一的神或与神合一的人创造了一切,为“大跃进”作了最高的哲学概括,并且使“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涂上了一层神学色彩,带有了一些中国的特色。由此可见,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文章最后指出,唯物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今天,我们仍应遵循列宁的教导,高举唯物主义的旗帜,对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都应坚决地予以揭露和追击,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文章坚信,唯物主义是不可战胜的!是不可须臾离开的!
1987年12月1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期间,杨献珍接受了新华社著名记者张万象、徐心华的访问,这是杨献珍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在访谈中,杨献珍谈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希望记者反映他的意见,并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能对这场争论重新作出结论。
1984年7月4日上午,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支部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召开第22次整党会议。出席此次会议都是我党资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杨献珍作为中顾委员、第三支部的一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杨献珍除了检查自己过去工作上所犯的错误外,他还着重谈了中国哲学界存在的问题,他以“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为题,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争了多年,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硬要把唯心论说成是唯物论。会上,杨献珍还详细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杨献珍说,查遍他们的著作,也没有肯定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中国的某些哲学家却在宣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论。1982年出版的吴江的《认识论十讲》,印了40万册。其中有一章专讲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说“世界上有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我们中国有些人不相信,恩格斯却是肯定的。”我说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唯心论。中国哲学家学会了水稻杂交,搞唯心和唯物杂交。新品种是唯心论的新品种,叫唯物主义的唯心论,即高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唯心论。
现在受艾思奇的影响,大专院校的哲学教材都认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是哲学的第二个方面,《辞海》中也这么解释,而不是说是反映论。这不仅影响这一代,还要影响到下一代。
杨献珍说,对此,中宣部是要负责任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荒谬,最早我曾在马列学院讲课时举了个例子,一条狗嘴上叼着一块肉在桥上走,看到河里也有一条狗嘴上叼着一块肉,就放下自己嘴里的肉,跳到河里去抢那只狗的肉。没想到我的这个讲话惹了祸。中宣部有个内部材料登了我的话。不久,又登了列宁说思维与存在的“等同性”是胡言乱语。我想这是有名堂的。又过了好久,周扬同志在文代会上作报告,又正式引用了“等同性”是唯心论。这就是说同一性还是唯物论,并且肯定了这个公式。这就等于说,朝三暮四是唯心论,朝四暮三是唯物论。中宣部是支持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是唯物论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闭会后,我给邓力群同志写信,说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同马克思的哲学根本问题相一致的。这些年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哲学界闹得稀烂,中宣部是否可以出来讲讲话。他就把我的信登在了宣传部的情况简报上之后,1983年2月又在宣传部的情况简报上登了武汉大学何人批评我的观点的文章。我听说武大没有何人这个人。最近武大来了两个人找我,我把简报给他们看,他们说武大讲师以上没有这个人。我一个侄孙子在武大毕业,让他打听,他也打听不到这个人。中宣部却刊登了这个匿名文章,这说明中宣部是非不明,是支持同一性的。我就讲这一些,错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杨献珍讲完后,张平化同志说,杨献珍同志讲的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稿子是否印一下。刘澜涛同志说,杨老讲的是经过思索研究的,而且是在第三支部会上的正式发言。我们可以反映给中央。这些问题是重要的问题,哲学界是有争论的。
会后,杨献珍遵照党支部的意见,将他的发言加以整理交给中顾委办公室。1984年8月31日,中顾委在《通讯》第63期上刊载了杨献珍《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1984年7月4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临时党委第3支部会上的发言)一文。该文并分别送给了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中顾委委员、中纪委、中办、中组部、中央财经小组、书记处研究室、农研室、国办等领导人和单位。
杨献珍收到中顾委第83期《通讯》后,曾问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同志,他的这个发言可否在中央党校理论刊物上转载。得到肯定答复后,杨献珍给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顾委《通讯》发表了我讲的《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请你们在中央党校理论刊物上转载。王震在杨献珍的信上批示:发表。并说,不光在理论刊物上发表,还可以印单行本。但随后由于王震出国访问,以后就压下来,未能在中央党校理论刊物上发表。
杨献珍的《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文,虽未在中央党校理论刊物上得到发表,但国内一些报刊获知这一消息后,却不吝篇幅加以转载。
《论恩格斯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文,是杨献珍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论战中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年杨献珍已88岁高龄,真可谓是“拼将老力辨是非”!(2004年6月于京西萧家河畔)(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萧岛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