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生平无显赫的声名，对国家民族又无涓埃的报称；只是在忝然视息的80多年中，经过几个时代的沧桑变化，经过有些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遭遇，生命的脉搏，在在都与时代相关联。今天记下这些雪泥鸿爪，倒还可以作为时代的印证。
我1911年11月生于湖北省罗田县古楼冲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读书人家。父亲王楚乔(佑棋)，是光绪壬寅（1902年）科举人、清代最末经济特科进士，及日本弘文学院湖北的官费留学生，当过清外务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任湖北启黄中学校长。嫡堂叔王葆心，是清代末期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及方志学家。其他的伯叔们，也多是出身于经心、两湖书院的优贡生。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我父亲对时局感到失望。他拒绝了湖南督军汤芗铭的邀请，退职居乡，把光大门楣、传宗接代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弟七人的身上。常常勉励我们要做后汉荀淑之子“荀氏八龙”，“并有名称”，因此对我们兄弟管教甚严，每年除三天的春节外，每日无不亲自督教。他把一些启蒙文字贴一满墙，每日要我们读几遍后再吃饭上学；读熟了再换上一墙。因此我在9岁以前就熟知节令常识和乡土风情；并熟读了《曾文正公家书》、《古诗源》、《唐诗三百首》、《颜氏家训》；涉猎了《寄园寄所寄》、《清代轶闻》、《拍案惊奇》、《水浒传》、《施公案》、《红楼梦》、《七侠五义》等笔记及小说。我7岁即能操笔作文和口占一些短句。对此，父亲颇感满意。我家家教极严，不准吃烟，不准喝酒，更不准抹牌赌博；客来接待，不用雇工，由我弟兄在旁侍奉；离家十里，不准坐轿骑马。我的母亲陈太夫人，是本县清代鸿胪寺少卿陈云舫(锦)太史的女孙、陈保昌兵部主事的长女，儿时生长京师，大家规范，注重仪表，协助父亲教我兄弟，画获裁书，一身劳瘁。因此，我们少年时代虽是“少爷”行(我乡规矩，父亲是科举出身的始得称少爷)，而且家颇富有，使女丫头，扶侍左右，但却毫无富家子弟纨绔气，不但能知艰苦，而且都能刻苦读书。
1920年夏，罗田瘟疫流行，乡间缺乏医治伤寒的主药淮蓍。我父母双亲染疫后，不及医治，遂于当年八月中秋前后，隔一日相继弃养。我家过继给四伯父的大哥延光正供职湖南，二哥延焘正在省二中就学，三哥延晖、五哥延烈(四哥早殇)和我尚在家乡小学读书，七、八两弟延薰、延熹则均乳臭未干。一群无父无母的孤儿，全赖同堂寡嫂周氏扶持照顾，度过艰难岁月。家中事则靠二哥废学回家操持，我和三哥、五哥到英山从表哥马振南读书。三哥考入武昌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家中聘请李焘寰先生坐馆，只教五哥和我以及从侄学宏三人。他教我们读四书、五经《礼记》及《古文观止》，三年中我们书读得不少，但消化不多。倒是四叔父葆心公家藏书两万多卷，给我们溜览的便利，大开了我们的眼界。触类旁通，受益不少。于是下笔作文，每恨其长。五哥只长我一岁，但进境又是不同，四叔父常说焘寰先生已教不了他；我则喜欢作些小诗，亦辄沾沾自喜。三哥结婚后亦废学归来，二哥析居，三哥、五哥和我及两个弟弟仍然凑在一起，全赖姚氏三嫂管家（周氏寡嫂随二哥立嗣去了）。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创办。房侄孝通入军校一期学习，他常有信回。对他们的军校生活我们十分羡慕。
1927年10月北伐军底定武汉以后，革命气势淹没了城乡。当时所谓“五皮少年”(指挂斜皮带、持皮马鞭、穿皮鞋、挂皮盒子炮及提皮包)对我们的诱惑很大，国民党及儿童团组织随着革命势力的纵深发展到罗田后，五哥便加入了国民党区分部，我则加入了进士河区儿童团并当分队长。我们每天随着农会到处去打土豪劣绅，及到附近各庙里去打菩萨。那时地方的封建势力还根深蒂固，家庭观念也极浓厚，很多农会实际上是家庭的“保产会”，拒绝外来的农会前来染指，因而打土豪劣绅成了一句空喊的口号。乡间除成立国民党区分部、儿童团及农民协会外，还成立了妇女协会及店员工会。倒是妇女协会让一些寡妇们扬眉吐气，她们纷纷要求再嫁。乡村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到处开会、游行、演文明戏。国民党罗田县党部不过是挂了一块“国民党”的招牌，实际权力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其主要负责人如李梯云、肖大椿(方)、肖玉辉、林成一、许葆民等，都是共产党员。县党部在当时有无上权威，有一次，我来县参加“总理纪念周”，看见县长张佩文迟到几分钟，县党部的人当即就罚他在总理遗像前立正谢罪。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夏斗寅的部队进入了武汉，夏派了一个连长夏逢时到罗田来。夏逢时在罗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支持土豪劣绅反攻倒算，连我们儿童团员也在劫难逃。夏逢时点名勒索，每人罚大洋80元。我和五哥早想离开家乡，于是在愤慨中跑到武汉去了。五哥考取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党务训练所，我则跳级考进了省立十二中初中，从此受到了完全正规的教育。我们罗田的地主，实际上多是小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我家更是一个破落地主，全年收入，也余积不了几百大洋，担负不了我和五哥两人的学费。为此五哥作出了牺牲，放弃了读中华大学的机会，在第四集团军党训所毕业后，即就任省立第四通俗民众教育馆馆员，月薪仅五十二三元。我们兄弟二人相依为命。我学习十分刻苦，每期必名列前茅。
1930年，武汉尚在屠杀共产党员，汉口余记里后坪、武昌汉阳门、阅马场等地都是屠场，几乎每天都有被枪毙的人。我的同学周靖，一天早上同我一起离校由汉阳过江，晚上我回校时，看到他已倒在汉阳门的血泊之中，罪状上的名字却是“周立青”。我万分悲痛，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痛恨。当时共产党也组织“打狗队”，专杀共产党内的叛徒。我五哥在四馆的同事万家佛（叛党后改名为万正道）就是被“打狗队”清除掉的。我还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场面。那天我正在听他讲演，突然从我身后站起两个人来，他们向万打了两枪，万摇摇晃晃地向后门跑去，但未跑几步就倒下去了。那时武汉充满了恐怖的气氛，我们学校不准学生上街，门禁之严，有如监狱。除星期六经检查后可以回家外，其他时间则不准出门一步。这对我们的安全倒是有很大的帮助，否则只要身上有一根红线，便有可能被认为是共产党员而被拉去杀头。
在这几年中，湖北各中学的学生成绩很差，高中毕业后报考武汉大学往往落榜，一时舆论大哗。当时何成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有鉴于此，乃特在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上新创办了一所省立高级中学，专门培养升大学的人。何聘请北京大学毕业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的杨昭恕为校长，网罗湖北知名教师来校任教，同时并提高新生入学门槛。1930年暑假及寒假，该校先后各招新生三班，共240人。我即是该校寒假招生中以第8名成绩入校的第二班学生。省立高中男女兼收，但不同班上课，这是湖北中学教育中的创举。高中的期中及期终考试采取密封试卷，男女混合编座会考，一门不及格的补考，两门不及格的除名。我们第二期两班共80人(女生后编入省二中)，毕业时淘汰得只剩下29人，内中有28人升人大学，1人考取邮务员，报考武汉大学的无一人落榜。
我进入省高的那一年（1931年），正遇上“九一八”事变。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我们省立高中，则做了武汉学生界的抗日前驱。我同周文化、程家春、石莲馨(联星，女，、冯兆骥(女)、郑兆聪(女)、成湘清(女)、张翮、魏克纯、余靖等男女同学一起，发起组织了湖北省立高级中学学生抗日会，并派人前往在汉各校宣传组织抗日分会；省高抗日会后来发展成为湖北省学生抗日总会。我们省高在汉抗日会中的许多人都是潜伏在学校的共产党员，大家通力合作，把救亡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省高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这些骨干分子，深知如果学习不好，则不足以领导别人，于是乃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抗日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因而深得学校当局及老师们的爱护和支持。我们除把向各界募捐的钱送交银行转寄东北抗日义勇军外，还组织了上万的学生向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请愿，要求北上抗日。请愿队伍由周文化任总领队，我任总代表。请愿队伍赢得了沿街商店及过往行人的深厚同情。当时南京政府态度不明，何成濬只好好言慰勉及阻止我们。孰知省高校长恐当局责怪，乃说我“滋生事端”，给予“记大过一次，小过两次，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我们的这次请愿，在全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武汉新闻界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后来我们抗日总会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如石莲馨、冯兆骥、魏克纯等，都另找光明去了。我当时只是一个单纯的热血青年，毫无政治背景，因为在武汉学生中有一些影响，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都积极设法争取我。我哥哥王延烈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坚强骨干，由于他的关系，我渐渐地向国民党靠拢了。1932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到汉口生成里讲“维生哲学”，国民党湖北省委委员、CC亚洲文化建设协会领导人杨锦昱，要我以青年代表名义前去听讲。此后我即被杨锦昱、艾毓英两位国民党湖北省委委员特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还成了CC的一员。他们并指派我参加了一些通迅活动。
1933年冬我高中毕业，当时因用功过度而吐血。休息一段时间后，于1934年暑假考取国立中央大学土木系，同时还以湖北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我的叔父葆心公说我吐过血，不宜学习繁重的理工科，且我在中国文学上已有根底，而北师大的名教授又多，要我到北平去向国学大师高步瀛及黎锦熙、钱玄同、陈通伯(垣)等老师受教，将来好替他和我父亲传衣钵。当时我家里穷，连学工科用的50元大洋一支的计算尺都买不起，且我又久慕故都的风光，加上我表哥周仲煊又经常有平汉铁路局到北平的头等卧车免票，因此我决定读北师大了。
到北平以后，我专心一致地读书。期间，我叔父葆心公经常训示我读书的门径，并要求我能“包揽重载”，作一个“学人”。我不敢自暴自弃，经常在星期天买两枚烧饼，到北平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写的读书札记，一年高达一尺。那时家乡罗田，正处于土地革命时期，家中经济断绝；我五哥也月入不丰，还要担负七、八两弟的中学费用。我不得不自力更生，乃向《北平晨报》、《中和日报》、《北平实报》及天津《大公报》投稿，换取些稿费，维持最低生活，没有闲心去参加政治活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东北三省流亡同学的惨痛呼声，时时啮噬着北平爱国青年的心。那时北平学生中，已有国民党领导下的复兴社及诚社两个派系的活动。这两个派系的北师大同学，很多都同我接近。他们既宣传抗日，但也赞成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指消灭共产党）。在抗日热潮中，我以朴素的爱国热情，在一次偶然的集会上，因同情他们而喊出了“安内攘外”的口号。当晚北师大复兴社负责人王焕彬就到我宿舍来，要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于是，我便在“西安事变”前由CC跨组织加入了复兴社，成为北师大复兴社参谋团的成员。
国难日急，国民党加紧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北平各大学国民党所属各派系的青年活动都归北师大教授陶希圣及杨立奎幕后指挥，以与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作斗争。但广大青年要求抗日救亡，大家在这个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于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此后，我把这场运动中的全部宣传、记载等材料搜集起来，写了一篇介绍“一二·九”运动的文章。此后又有一次“一二·一六”的大游行，这次运动的领导权则完全掌握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手，因此又引起两党青年的斗争高潮。复兴社买了两千多支白朗竿，准备在民族解放先锋队到汤山旅行时去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幸好事机不密，民族解放先锋队中止此行，避免了这一场灾祸。
1937年上半年，我在湖北读高中时的老师林尹(景伊)来到了北平，他是瑞安大学者林公铎的后代，在学术上得到钱玄同、黄侃等前辈的传授，对音韵学有很深的造诣。适逢钱玄同老师患高血压不能上课，校方便把钱老师的音韵课交林代授。林当时主要在中南海西四所中华大辞典编纂处，协助黎锦熙、钱玄同两位老师主编《中华大辞典》。于是我和（湖北）省高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的同学喻亮、刘寿嵩、顾学颉等朝夕过从。林与国民党要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有深厚的世谊，他几次到南京请示陈立夫并得陈同意，在北平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正气社”，由陈立夫亲自领导，林任总辅导，并由南京拨款创办了一个《黄胄周刊》，对时局发表意见。我和喻、刘、顾等人便成了正气社的骨干及《黄胄周刊》的编辑人。我们几人和林尹也由师生关系发展为政治上的同路人。正气社在北平各大学发展了社员四十多人，举行了成立会。陈立夫还定于同年暑假在南京接见我们。正在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7月7日，卢沟桥打响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第一枪。南京去不成了，而我们北师大四年级学生原准备到日本参观的事，也成了泡影。
“七七”事变前，我正读大学三年级。当时北平局势旦夕可虑，学校提前放假，遵部令准备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西北联合大学，迁往陕西。我在北平满街战垒的备战声中仓皇南下回到武汉时，我家已全部回罗田避乱。道路阻塞，我孤苦无依，傍徨无计。忽见报载教育部紧急通告，称凡北平各大学应届毕业生，准向当地国立大学借读，补足学年和学分后，由借读学校将成绩送交原肄业大学，补交毕业论文，经原大学审核通过后，发给毕业证书。我喜出望外，遂向武汉大学申请，经过考试后，进入该校毕业班。当时武大三年级以下的学生，都迁到四川乐山去了，武汉只留下四年级毕业班千余人。武汉几乎天天处在敌机轰炸中，好在武大建筑坚固，同学们得以安堵毋惊，照常上课。
我在武大借读这一阶段，正是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建设陪都当中，汪精卫、董必武等国共两党要人都被武大校长王星拱请到学校讲演。汪精卫满口的失败论，使同学们大为懊丧。当时，国共两党已进入第二次合作时期，军事委员会第六部1938年春，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及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等，在武汉均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勾留，并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内设了一个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方治，实际责负的是杨锦昱。杨部下主要的组成人员如王河清、陶涤亚、杨泽武、黄耕野等，都是CC湖北组织的骨干。有一次民主人士罗隆基准备在武汉华中大学讲《论组织联合政府》问题，国民党认为这违反了他们“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和“一个领袖”的原则，决定阻止这次演讲的进行。于是杨锦昱乃派前武汉学生生活社的负责人夏学周、周仕珊到武大找我。这样，我与CC又恢复了联系。
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国民党对其属下的一些小组织如CC、复兴社等，曾明令取销，但实际上这些组织的活动从未停止。稍后，因与共产党斗争的需要，国民党感到这些组织的力量还要加强，于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小组织的活动就更加频繁，湖北的CC与复兴社也另用公开形式领导活动，1937年下半年，在各自上级的指使下，用我和夏学周、干子良、周仕珊、张公甫、江海东、彭文凯、谢鹤、陈济民等，以各校代表的名义，发起组织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与在武汉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陈天柱、郑代巩、羊城彦等，作争夺武汉青年领导权的斗争。军委会六部武汉临时办事处并安排我和彭文凯、夏学周入处办理战区流亡青年的登记、审核、安排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并派我为武汉青年妇女行动委员会委员，兼武汉青年妇女行动总队教育长。当时我在武大毕业班，每周只有四次课，得以全部精力为组织效劳。（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三辑，本文作者王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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