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靖国军纪略

2014-09-15 21: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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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6年(1917年)初冬，荆州、襄阳湖北靖国军第一、二两军——即原荆州镇守使石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两师部队成立。它是由国民党人宣传运动，起而响应护法政府的号召宣布起义的军队。此外，另有国民党人组织的民众武装七个部分，领导人为王安澜、梁钟汉、刘英、张国权、刘公、蔡济民、吴醒汉，还有客军豫西王天纵部。

    岁云暮矣，军阀大军攻占了荆、襄，于是荆、襄两处的义军，都退驻到鄂西。荆州部队改由唐克明率领驻守恩施。襄阳部队退守宜昌自南沱溪以上大江南岸，黎天才本人驻归州指挥。民众武装王、梁、刘、张四部，退守南沱溪一带北岸。在退守以前，四部组成为湖北靖国联军，王、梁、刘、张四人分任四军司令，都由鄂中以游击战的方式背进到鄂西。年节期间，梁军进驻远安县的洋坪。我在民国7年正月初参加梁部为成员，后又经遇刘公部队约一星期，最后参加蔡氏军部工作，直到蔡军失败为止。关于梁、刘(公)、蔡三部的军事行动，是亲身的经历；其他各部，是耳闻之事，但不是无稽的想象之说。兹将各军、尤其是民众武装部队，无论为成功或失败的实际动态，概略述之。

王、梁等四个民众武装的成立经过

    王安澜，云阳人。据他的参谋长蔡仁斋(是我的儿女亲家)说，他拥有步枪1200余支，机关枪2挺，山炮3尊，手枪13支，是收集地方团队的一部分枪支，并联合两个团总如李让卿等组织而成的。

    又据梁(钟汉)个别给我说，刘英是京山永隆河人，一向注重革命事业，在广东护法政府成立之初，他就宣传护法的重要性，待至时机成熟，即联合同志收集散在民间的枪支组织成军，计有人枪300余。

    张国权不是当地人。他一向与季雨霖(荆门人)为革命密友，在沙洋一带联络有志革命的人。因季的有力助手阙龙被军阀派人暗杀，黎天才的部将犹由龙又计杀季雨霖本人，在群龙无首时，武装民众乃共推张为领导人，张遂组织革命群众为季之继承者，计人枪约200余。

    梁钟汉，汉川人。10月中旬的某日，他回到县城，对县长王绳高宣传革命意义，要他起义响应荆、襄的独立。王欣然应允，约于次晨悬旗公布其义举，梁信以为真，也就安心住着等待。孰料王是阴诈万分之人，他调查清楚了梁身边只有手枪一支，也没有另外的武装接援，乃暗中部署，拟活捉梁及其高级随从人员送省献功。经黄、匡两个副官探得确息，遂乘王未动手前，急越仙女山边的城墙而逃。

    梁越城之后，迅跑至分水嘴地方，侦知集市上有保卫团，且枪支不少。由于城内的失败经验，梁突发奇想，购得洋油箱数个、大型鞭炮数挂，分藏在街市里和河道下，接着在集市里，选拔壮汉约10人，各执大刀，乘保卫团不备，掩至其大门，猛击门卫守兵，夺取枪支，并鸣枪大叫缴枪者免死。随后之人，急在洋油箱中燃放鞭炮，高喊大军到了。于是，全团21条步枪，皆从团丁睡梦中缴获；同时缴获的还有河边停泊的炮船一只，装备步枪几支，火炮一门（因为大炮太笨重，不便急行军，未能携走）。就这样，梁钟汉凭着一支手枪和成功的计谋，使其拥有了步枪33支，手枪2支的武力。

    大家忙迫了半夜，不知道有什么苦累，反觉得万分高兴，乃趁天道未亮，急走至天门境内乾镇驿。梁达乾镇后，急找商会，说明不作军事行动，只请筹借军费1万元，下午5时以前交齐。5时以前，军饷兑齐了，乃饱进晚餐。餐后连夜行军，翼日天刚拂晓，即迫入天门县城，缴获了近百支步枪及一些弹药；同日午后又筹得一部分军饷。据县人说，境内皂市驻有督促修路的正规军队一排，枪支弹药齐全，于是商议夺取之法和负责夺取之人，并宣布谁能夺取其全部枪弹，即另拨步枪100支，成立第一支队，负责夺取之人，即为第一支队长。陈蔚如、肖场自告奋勇，随挑选精壮30人，晚餐后出发。到达目的地，正值东方发白，其仍然是壮汉潜至门卫身边，以大刀威迫，夺取其枪支，随即全队扑入士兵卧室，大喊缴枪免杀口号，乃于士兵梦中惊醒之际，缴获其全部枪弹。在迫缴枪弹时，排长乘机逃跑。收枪以后，发现有保险铁柜，士兵说内储有新发下来的饷银，便砸毁铁柜，获得了200余元现洋，还有不少纸币，除当时酌给少数不愿加入革命阵营的士兵路费而外，均连枪弹携回天门县城。回县后，即委陈蔚如为第一支队长，兹此就成立为正式的有组织的民众革命武装部队。

    梁在天门驻扎4天。其间，一方面拟订成军后整个的编制和作战步骤，一方面在附近地区收集枪械。在收集枪械的工作中，值得记叙的是仙桃镇之役。驻天门的第3日下午4时左右，梁分5批3路共计70人向仙桃进发：第一批负责联络地下工作人员，其他各批各路都准在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点线处所听候指挥动作。战斗开始是在下半夜5时，按其驻地分为6个小组，呈包围态势，先掩杀其步哨兵，继捣毁其据点，对营部拟采用燃烧物进攻。包围战的各点中，有缴获全部枪械的，也有未尽缴获的，激战至烈，不到3小时即结束。

    检查战利品，计有步枪255支，马枪6支，手提机关枪9支，手枪5支。其时，河下泊有炮船2只，本拟在结束陆战后，迫其交出全部装备，以免伤害性命，孰料他们乘我军不暇顾及时，起锭逃跑了。战事后乃从事安定人心的工作，并收容倾向革命的民众200余人，于当日下午5时以前返回天门县城。晚饭后，梁又委黄某、刘某(名字忘却了)及梁某(梁之胞侄)分任第二、三、四三个支队的支队长，程庆之为警卫营长。第一、二、三三个支队部，各有枪100支以上，第四支队的器械最少，队长梁某又是一个病夫，只具番号形式耳。

湖北靖国联军的组成及相关情况

    梁军在天门住了4天之后，于第5日进至沙洋。刘(英)、张（国权）两军已先在此，王（安澜）军只派有代表。乃举行会议，商量四军如何联系，如何分路游击，如何保持和扩大武装力量等问题。

    经会议商议，决定组织湖北靖国联军，按照当时的人枪，推王任第一军司令，梁、刘、张分任第二、三、四各军司令；王军由北而南，再转向西，其余三军，分途西进。关于作战方略，计分五点：1、占领未驻北军(当时民众称军阀军队为北军)的空白地，或夺占驻少数北军的地点和器械。2、收集各地团队、枪。3、联合夺占重要城镇。4、扼守军事要地。5、与荆、襄两军取得适当联系，以期前后夹攻，粉碎敌军。

    靖国联军组成后，梁军遂西向到远安县洋坪镇。在第二年元宵节后，捷报王军李让卿部夺占了荆门县城，乃计划前往协守。刚至石马桥，报说李已撤出县城，遂暂转驻淯溪河(当阳)观察变化情况。驻淯溪河时，探知王军参谋长蔡仁斋队去东巩(南漳)搜索武器，梁乃坚请我也回去组织实力。情势不能推却，我即带南漳籍副官王永康回乡进行工作。

    我们回乡后，一面查询附近乡村私人枪支，一面访查峡口百福头巡检司(南漳)一带泊会党头人简必正，并与之进行密商（其时洋坪驻有北军，我们活动之处都逼近洋坪，行动决不能张扬）。我们与简密商的内容主要是如何收集枪械，如何组织人事，何时何地集中人枪，何时由何路行军，以及沿途食宿等等，这些均由简负责筹划。我完全信托于他，他也慷慨承担了。又有乡人建议，收黄莺枪制为罐子炮，建立炮队，其效力并不亚于步枪，于是我们又急招能制罐子炮的铁匠数名，就山沟里日夜锤炼，制成了罐子炮四五十门。时简已搜收了步枪29支，盒子炮1门，六轮手枪2支，连同罐子炮共计有武器62件，暂编为炮队大队，以王永康代大队长职。下分三个小队，每小队配炮10门，枪9支，官兵共120人。

    筹饷及沿途给养亦已计划由各处会党头人妥为安置，并已先行知照去了。大队出发时，简派其得力弟兄冯子衡作前导。冯持小铜牌，循大山中的小径，按预定的时刻、地点、人家前进，大队皆尾随而行。路程约212里，急行进军，一天半就到达目的地了。简必正是负责乡会党沙市以上宜昌以下、直到山里各小集市和乡村组织责任的，职权攸关，不便离开，因此，只帮同组织，未曾随军前进。

湖北靖国联军进攻宜昌的战役

    我各军在荷花店(远安)分厢(宜昌)会合时，北军正追踪我荆、襄两部队，北军的重军配备在宜昌以上的大江南北两岸，城内防务单薄。于是，我们计划分两路攻夺宜昌城寨。王、梁实力较厚，负责猛攻北门；刘、张实力较弱，负责扰乱东门，兼及南门，并先以半日作时缓时急的行动，以减少敌人在北门的防卫力量。激烈战斗从子夜开始，不到两小时，眼看北门将要攻破，时得急报刘、张已溃不成军，敌人往北门在不断增添援兵，不得已，梁军被逼退走小溪塔，仍然坚强战斗；而王军不知何时退出战场。敌人迫近梁的东北边，喊问答称王军，细测情势，始知并非友军，遂急向西方退却。

    由于不明地势，梁军误入西河沿岸的狭道，乃决定步兵先行，炮兵殿后，候敌逼近，即发排炮抵御。连发三次排炮，敌军稍稍后撤，步兵完全渡过狭河后，又占据高山，以步枪掩护炮兵安全退至对岸。炮队两人共抬一炮，动作比较笨重，西退时，分作三队，除由枪掩护外，中间一队急行，左右两队缓行，随退随发炮防卫。第一队到了对岸半山，又以炮火猛轰敌阵，因而炮队全部人枪未有丝毫损失。在这次短时间险要的阵地战中，炮队发挥了令人满意的力量。

湖北靖国联军的破裂情况

    宜昌战役失败后，突然发生不幸事件，即王军预谋吞噬友军。在西河支流乌沱河狭路地方唆使第一支队长陈蔚如、参谋钱东潘率队背叛，并鸣枪威胁其他支队及警卫营全部归附王军。在这紧急时刻，警卫营长程庆之统率对战，炮队也选好阵地，准备向王军炮轰；由于梁的制止，遂未施行发炮。旋梁高声斥王的不义之举，并向自己的部队官兵声明：革命是大家的事，也是各个人的志愿，凡不愿随梁某者，均听其自便；程营长也不要对战了。经过这次事变，第一支队全部、其他各队小部分，均投入王军。第三、四两军残部，也早被王军鲸吞，已分编到王的各支队之内，成了王的个体成员。梁军损失人枪过半数，但是团结精神，则较事变前高涨了十倍不止。湖北靖国联军番号也因这次事变不再被人称呼。

    这以后，王军退守乌沱河中游小集市，梁军退守大江北岸的罗田溪，即王居左翼，梁居右翼，中间缺少联系，在战略上殊为不利。罗田溪下游即是南沱溪，为敌军驻守，与梁军相隔只是一条横山。先是我占横山高处，每日作间断的枪战，彼此都无进展。第三日清晨，敌军忽发射机关枪，我也还以罐子炮，卒因实力不敌，我遂放弃了高处阵地。敌军居高临下，以炮火迫击我方司令部，幸而有罐子炮作防御，我方得以保持山脚前线，然而危险极大。原来南沱溪的侧面是一座高山名天柱山，敌在高山上装有大炮，又设有瞭望台，不仅可以瞭望北岸的罗田溪军事情况，还可以瞭望江南岸的军事动作。南岸的革命队伍是黎天才之颜得胜部，实力一整团，装备优良，胜过北岸梁部十倍。敌注意先在南岸得手，然后在北岸正式动作，所以梁军能暂时稳住罗田溪阵线。今忽急行进攻，料是南岸已经得手。情势危险了，就不得不作后撤的准备，谁任先锋，谁作后卫，业经布置就绪，只等行军命令。

进攻南沱溪小胜的情况

    记是三月十四日(阴历)，因为敌军炮队占领了山顶，梁军准备于下午5时后撤，忽接中华民国靖国军（滇军）第八军军长叶荃自黄陵矶(三斗坪附近)来电话，嘱梁暂坚守原阵地，他明晨率全军进攻南沱溪，于是梁军改变后撤计划。

    翼晨6时左右，叶的前敌指挥官向岩领前锋部队，叶本人率全军陆续到达。叶认为梁的实力单薄，拨给大炮2门，水机关枪2挺，洋抬枪20支，在一小时内，即颁发战斗序列。叶自任右翼，梁任中路，王任左翼，猛烈进攻，夺取了罗田、南沱两溪中横的高山阵地，敌全部退出南沱溪集市，至天柱山附近隐蔽起来。叶乃马上变更阵形，11时以后，叶主持中路，梁担任右路，王仍任左路。梁以高山上的晒席坪为司令台，暂停开火以伺敌军动作。敌望见梁军的军旗，以为有懈可击，遂大胆下山，大约是两团的兵力。梁静守不动，敌乃乘小船四只(每船约一班人)强渡溪口作尖兵，梁仍不动，任其已渡溪口的尖兵深入。敌意梁军怯战，又号大船十数只，拟强渡溪口，大举猛扑。梁候大船行至半渡，即吹起冲锋号，一面以步枪配合罐子炮冲下山边，消灭其尖兵；一面以大炮、机关枪、洋抬枪照准大船开火，打击其主要兵团。敌见我炮火炽烈，急转船头下放，不意大雨后溪水冲力过激，溪口回流又将大船漩冲上来，等于伸着头挨打一样，多数大船都被击沉至江底。是役计在山边活捉敌人32名，获长短枪30支，子弹齐全，打毁打沉大船14只，官兵器械大约一团之谱。

    是后，叶军长计划次日夺取天柱山作如下步骤：1、八军的第一师附炮兵一营，协助梁军途经南沱溪集市，炮兵阵地即驻晒席坪背后山上，防敌反攻。2、八军的第二师全部及第三师的一部分附炮兵两营机关枪一营，随同叶本人进攻天柱山西坡一带小山头，务必夺取小山头的炮兵阵地。3、王军全部坚守天柱山北边的陡坡地带，防敌偷下山地，扰敌我军的后方。4、八军第三师的另一部分附手提机关枪一连，作为活动部队往来三处，以资联系。5、开放天柱山的东面，一则使敌有路可逃，一则避免我军激战的伤亡。预计如此布置，天柱山的攻夺战已是胜利在握，宜昌城的取得，乃是指顾问事耳。孰料捷报黎总司令天才已东渡，命继续直追矣。不到下午8时，忽又接总部电，称归州危急，总部即迁入四川，至此，就不得不急行撤退了。

向四川撤退的情况

    南沱溪战役小胜的第二天上午4时，叶军分作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两股，并分沿江岸与穿山道两路向西背进，梁军即随先头部队循山区小径西撤。在香溪(兴山)的南面，是一个悬崖陡壁的深沟，平时行人都绕道至香溪，因为连日大雨，水深丈余，人马都只能扒行半崖的险路，叶军驮运饷械的骡马，坠入崖下深沟中者，不知几许；士兵经此，皆惊恐万分，但战斗的勇气并未因是而少有衰歇。

    行军中叶军人马复多，但纪律很严，每逢宿营，除遇有庙宇得以住宿少数人员而外，余均选择大树下作营地，狂风暴雨，不稍顾及。如梁等随行部队，也就自然仿效其作风。非命令必需与当地居民商借的要务，不得进入民家也。

    在香溪沿兴山东河而上至归坪(兴山)欢迎我军的人，漫山遍野。咸道南军(乡人称革命军为南军)辛苦了，并争送茶水，乡人的热忱令人感奋不已。过了归坪，再到龚家桥(归州)，其情形则大大不同。该地本属干枯旱地，但散居的人户，也并不少，只次于归坪，却一个人影也不见。私心以为奇怪，自说乡人太胆小了。再往前行，仍不见人，偶尔发现山林中露出一二个人影。乃至与四川巫山交界地方，突见一家门口，横陈两具死尸，这才省悟到不是乡人胆小，更不是乡人不喜欢我军，必是我们阵营里有坏份子故意扰害了地方，所以人都避而远之。到巫山渡，传说西撤时，某某客军在叶军之前先行，军纪不好，叫人不能安其居，居民也就不得不作逃避之计了。梁军于西撤时，曾在巴东巫山交界的大峰地方，作过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梁亲自督战，敌人居高临下，炮火猛烈，罐子炮不能发生作用，步枪更无能为力。节节退却，节节失败，人枪损毁甚巨，几于全军覆没。叶军决定由巫溪进入陕西，与于右任(驻三原县)率领的陕西靖国军联合，梁未前往，只是王安澜的全部随去了。在巫山时，传闻的陕军先顺利占领了兴安。占领不久，敌军大部队赶至围攻，又遭受很大的损失，王安澜军几至于全部消灭。

建始的失陷和收复情况

    梁到巫山渡，人员不满一百，枪械更少不堪言，都次弟编入黎天才的军政各机构中；不愿受编者，则发给少数旅程费，听其自便。
我曾充任刘公北伐左军(武昌首义后，刘驻军襄阳的番号)的部员，时值刘在建始设军事司令部，乃径赴建始县城。刘接见我的第一次就说：“现在驻鄂西的靖军各部，武力都很有限，计划也欠周详。
我的旧部将林鹏飞带领枪兵三千多，附有过山炮机关枪等，驻防高店子一带最前线，他的勇猛，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你们所熟知的。建始与川边接壤，是施南全府的门户，没有建始，施南各县是不巩固的，我坐镇此城，用意所在，就是要保卫各军。我的军事番号定为鄂西靖国各军总司令，就是这个道理。”又说：“现在参谋长人才最缺乏，我自兼任参谋总长职，以马木良为参谋主任，以资助理。我在建始住了三天，已知林鹏飞实际只有人枪三百，饷粮已经困难。又查知北门外有百步梯险道，沿百步梯而东西，皆是高地，南门又有极狭的甬道。百步梯附近全无守兵，司令部深居洼地，等于坐在锅底，形势最为不利，但是不好向他进言，因为他是只许人家说好话的人，也就隐忍不发了。”

    第三日下午一时许，谍报林鹏飞叛变的消息，刘不信，反大骂谍报员。时马木良在坐，即抽身出来与大家商议，仍密派参谋副官数人再去侦察实在情形，回报说：“已到百步梯，林在前队，北军继渡，声势浩大，似在布置直掩县城之阵。”于是急报刘，请示如何抵御?刘身边仅有卫队30人，枪身与枪弹也都不适合，当然无法抵御，只好一声口令：“走吧！”急出南门向柏杨坝(恩施)大道而行。到柏杨坝没有看见恩施来人欢迎，刘私计径至恩施不妙，乃折而西向，径由杉木坝尹家坝直到四川界上的太阳河。以为熊克武是辛亥革命的老友，去依他，或可能取得一些帮助(曾向部众这样说)。但是随行闲员太多，给养成大问题，遂又通通不急行。刘一向大言不愁，驻在恩施的唐克明，正幸其蒙受灾难，毫不作丝毫的照顾。时章太炎在恩施，知道个中情形后，就公开大骂唐克明是破坏革命的怪种，唐在被骂不堪的情势下，才派人去太阳河迎接刘回驻恩施。建始是施南全府的大门，是恩施县的后路，又是崔坝防御线的左翼要寨，负崔坝防御线总指挥重任的人，当然不可能忽视这个骤变。总指挥柏文蔚一得到恶耗，即派遣大队，浩浩荡荡地由正南进军，扬言即日收复建始县城。又另选精干少数人枪，趋小路急行，抄袭敌后，乘其不备，未满三日，就将建始收复，并夺取了无数的战利品。暂时失去的建始县城，迅又回到革命军的手中，成为鄂西靖国军的坚固堡垒。

蔡济民军的成立与失败

    蔡济民军番号是鄂西靖国军，蔡任总司令，牟鸿勋任副司令，根据地是利川县。先是牟在川边联络有伍锡爵、孙锡光两个实力派(都是捧哥头脑)，响应护法军事，在利川成立了军事机构，但未正式建立起编制，也没有严格的上下之间的纪律。第一年的冬天，蔡在武穴(广济)约同驻军冯玉祥举义失败，乃西奔至利川。蔡、牟是武昌首义的老友，于是欣然合作，自民国7年(1918)年初，即正式建立起鄂西靖国军。正式建军后，关于军旅的制度纪律等等，也都逐步地规定并见诸实施。受编制为正式部队的，有左路司令胡金桥部，他有汉阳造步枪近一千支，另有杂牌枪约三百支，手提机关枪十数支，机炮两门；又有辎重兵一营，马队一营，以及不满两百或一百人枪的营三个单位，实力超过其他部队，仍是最精锐的部队。

    此外，还有卫队营，分内外两大队，负责守卫司令部的大门二门，部署极其森严(在发生变故时，知道卫兵持有的枪支多是不能使用的，平时只是助威的装备)。

    在时局动荡之际，不免有投机分子，借助少数武器，作为进身之阶的。我曾亲眼看到数起投机革命的事件，起初，他们自称有相当实力，要求编为一个支队或一个梯团，而一旦骗得名义、领到军饷以后，又乘机哗变而逃。他们是饥依饱扬的骗子手，是万万靠不住的。蔡、牟两人都已看清楚了这一点，于是决定开设兵工厂，自己制造九子连枪和洋抬枪。中秋节前，兵工厂建立起来了，分为炼钢、造枪、制弹三个部门，积极展开工作。九子连枪号称九子连放，此枪因钢的纯度不够，而影响到放射力量。兵工厂负责人审知其原因，就特别注意炼钢的火功，员工们皆信心百倍地精益求精，总副司令也喜出望外，认为我们的革命武装不必再求助于拿枪支作交易的骗子，可以自力更生地由炉火里源源取得。有枪需要兵，养兵需要饷，因此，继兵工厂之后，又开设造币厂鼓铸铜元，与军用票币并行于市面，军民咸称便利。仅是本地现金，还不敷运用，又设立土产公司，帮助人民收茶、制茶、运茶、割漆、制漆、运漆，当然也提倡了种烟事业，乃大大地展开了金融活动。利川一向是穷苦县分，经过此番建设，变成欣欣向荣的富裕地区了。

    利川的富裕惹人垂涎起来，为蔡军的失败埋下祸根。驻恩施的唐克明，原不是真忱的革命者，他的部下，有许多人向慕蔡的声誉，他早知道，已把蔡看作眼中钉，今见利川建设得很好，是一块肥肉，他更想贪图这个地盘，但不敢直接来冒犯蔡。恰好驻利川的川军方化南，因种种事件与蔡不睦被唐克明利用，方与唐便勾结起来，破坏革命阵营，并杀害国民党的忠诚党员。方也是狡诈之徒，在逼蔡总部战役中，他避免出面，事先与县内张姓土匪联系，纵令入城直扑蔡部。他的司令部与蔡部只隔一墙，门外则散放步哨，门内则强站墙头，声言作防卫，实则是帮助搜查破坏；他的墙头守兵开枪打死打伤之蔡部成员，就不止三数人。

    蔡部对此不是完全不知。在出事的若干时日以前就截获有唐、方二人勾结的密电，崔坝柏文蔚总指挥也有不少揭发唐氏阴谋的专电(密电系我经管)，已在计议如何和平结束这项公案，只是尚未找到适当的时机。适蔡在重庆参加唐继尧主持的军事会议之后返部，随身带回了川造银洋数万元，方与匪见财眼红，就想乘机动作，因畏惧左路司令的实力，未敢轻易动手；然情形是万分危险的。这时黎天才也知道了个中情况，派有代表叶鉴古等，从事调停，蔡部高级人员也参加会商解决办法。有人主张先行动手歼灭城外土匪，左路司令部的侯参谋长主张尤力。蔡以为如果先行动手，他们(方与匪)势必合力抵抗，难免不殃及人民，并认为涉及川军，就是斗争胜利了，开罪于川军，以后也无法相处，最后乃毅然决然地作让出地盘的策略。下令左路司令部先退，以表示和平解决之诚意。左路司令出发才半日，方即放匪从西门进县（西门是方部的警卫岗地）。匪攻蔡部大门，蔡仓促从侧门(新开的洞门)逃出，仍袭武穴失败的故智，藏身于古庙横匾中。方是熟悉武穴出险情况的，唆使匪向各古庙横匾搜索，蔡知藏躲不住，又急向方司令部跑，不等进入部门，匪即迅从蔡的后脑发枪，以致武昌首义的革命功臣，突然横尸于方化南司令部门口了，时为1929年2月6日。副司令牟鸿勋，则全身浸入大粪坑中，幸免于难。事后大家议论，倘若不叫左路司令开走，方等必不敢动手；又若蔡不顾及革命感情或殃及无辜居民，先行动手，只说剿匪，避开涉及方部，以左路司令的优势兵力，乘黎的调停代表在场的大好形势，方也是无法与匪合作的。无奈蔡过于自信仁厚，而左右谋划大员，除侯参谋长当场力争外，余则均是一筹莫展、一言不发的。蔡军破产以后，其参谋长和秘书长等求见柏文蔚总指挥，柏于悲痛之际，遂大声责骂他们是一群无能之辈。

吴醒汉的民众武装

    据去过来凤县的人的了解，吴部人枪不满两百，号称五百大军。枪皆是来凤县原来的团防武器，执枪的人，也是原有的兵丁，只有少数参谋副官教练等人，是随吴自武汉附近各地来的。分为三个大队，大队长由民众推选，司令部加以委任。大队长以下各职官，由士兵推选，大队长认可，呈报司令部备查。每大队置教练官一至二人，由司令部选派，一般的职权，与大队长同，但不能下攻战或移动命令。这种组织的实权完全掌握在民众手里，乃是真正的民众武装。吴虽兵力单薄，又在偏远小县，却与湖南龙山友军相处甚好，不仅互不侵犯，而且得互相守卫之效。其内部如此团结，邻居如此融洽，故能以最少的武装，建立为靖国军的一个部分。蔡与吴为武昌首义的老同志，几番派人商请合作，冀求壮大革命阵营，却没有结果，由于他的实际环境不能许可，或非吴之本意也。他的部队未曾去崔坝前线，只是派参谋副官常川等到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而已。

崔坝前线情况

    鄂西诸县是湖北省未遭受军阀蹂躏的一小块净土，也是进入四川的前门，无论为人民为军事，均需坚强地保卫着它。时云集在鄂西与川边的靖国军很多，除鄂军各部外，还有川军豫军等等。在大江南北岸，地势最险，由川军负防卫全责。崔坝居恩施县的东面，左接江岸防线，右邻湘西各县，其对面就是军阀部队的关口高店子等重兵所在地，形势至属扼要。若敌军突破其地，势将长驱直入。不但鄂西诸县有落入敌手的危险，湘西也不得安宁，四川自奉节以下，皆落入层层包围圈以内了。

    其时在安徽首先响应武昌首义之柏文蔚将军，也到了川鄂边地，于是共同计议组织鄂川豫联军总指挥部，并公推柏任前敌总指挥，以崔坝为总指挥部驻在地。在前线的部队，有唐克明、黎天才、王安澜(是在兴安失败以后的残部)、蔡济民、方化南、王天纵等六个部分，共约一万二千人枪。其中唐克明部较多，名义上是两个师；蔡部一营每月更番轮值，意在实地训练战术；吴醒汉部未有去兵，只派有联络人员。战地的部署是：各部的番号不变，但不能单独守一阵地，甲部中必参入乙部或丙部一部分，由总指挥部令派指挥员统一指挥，加强相互之间的督促，避免各自为政。各阵地指挥员不断地巡查敌情和官兵勤务，总指挥部里总指挥本人和参谋等也每日巡视阵地，侦察敌情，序列甚为紧严。某日之夕，敌军集结大队，企图强渡横河小桥，柏总指挥正巡视至此，情急无法，乃挺立桥头，高声喊叫：“咱老子是柏文蔚，不怕死的小子们，过来受死吧!”并未发一枪一炮，敌人遂迅速离开桥边跑了。这样的突变情况，不外两个因素：第一，柏曾以奇计迅期收复建始，使敌损失了人枪及辎重，这种挫折，记忆犹新。意想柏是宿将，单身骂阵，必是另有埋伏，惊弓之鸟，当然不敢再行冒险。第二，敌军是吴光新的部队，吴为安徽人，柏是安徽的前辈，自惴智谋不能与他相比，声誉也远不相及，部队中官兵多安徽人，诚心崇拜柏之为人者不在少数，万一过桥后，发生倒戈现象，反而对己不利。因此两个因素，只好以龟缩为上策。其实柏在当时并没有什么预定奇谋，完全是迫不得已的一种行险动作；北伐战争时期，他追述这段公案说：“虽然把敌人喝退了，毕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

    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一、靖国军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认可的军事组织，其参谋总长孔庚，就是孙所派任的。在广东，胡汉民等小派系硬加孔以叛逆参谋长的头衔。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上层人物陈立夫等又说靖国军不是革命的；影响所及，湖北就有人说梁钟汉是土匪之流的人物。这显然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

    二、湖北靖国军的成份有两种：一是驻荆、襄的原有师旅；一是国民党人组织的民众武装。原有师旅的领导人物如黎天才、唐克明等，染受军阀的习气甚深，接受革命的洗礼至微，其通电独立的目的，是企图藉势要挟升官进爵，对于解除人民痛苦，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因此，在起义之初，就有暗杀阙龙、计杀季雨霖的事实；退到鄂西，又有对刘公失守建始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对蔡济民整军经武作夺占杀害的行动。

    三、民众武装的个别领导人，也有野心勃勃和不顾人民生活的表现。既破坏了团结，又违反了革命目的，等于是军阀的伙伴，怎能配称为革命军呢?王安澜是湖北靖国联军第一军司令，对于其他三军，应当视为亲弟兄一般，为什么在宜昌战役中，乘刘、张溃不成军之际，将他们的人枪结合了呢?又为什么退到小溪塔时，默不作声地暗中先行，有意叫梁军困于敌军包围圈呢?为什么逼在狭路上，唆使梁军部将鸣枪背叛投入自己部队之中呢?这样的行动，是不是破坏团结，是不是凌弱暴寡的军阀行为？任何人皆知其是破坏革命的行为！退一步说，也是不知革命意义的行为。如客军某某部，一贯敌视军阀，不受军阀的利诱，是其所长；但是部众很多，训练缺乏，以为打倒军阀，是革命的专业，至于为什么要打倒军阀，军阀与人民的矛盾安在？却欠研究。对于革命的意义，他们不太理解，未存心以人民为革命的对象，也不知注意人民的生活，因而在无意的行动中，就间接扰害了人民的安宁，成为军阀的帮手，而还不自知觉，这一种教训应该记之，并应切实改正之!

    四、刘公、蔡济民二人，本是武昌首义的功臣，在做人治事各方面，自应时时谨慎，不能以求全之心责人，更不能以自满之心待己，谦冲为怀，力求进步，才是正理。

    五、这篇记实文字，着重在写民众武装，对于荆、襄原来的师旅只能简单地提到一两件事，而非其无事可写，还请读者理解。(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七辑，本文作者曾榆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