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及其曲作者的沉浮记

2014-09-15 21: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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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曾有一支歌不分场合，天天唱，人人唱，那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如今，当人们拿着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去申报“吉尼斯纪录”时，居然忽略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被八亿人唱了十年的歌，无疑是“世界之最”“世纪之最”的歌曲。

周恩来总理指导修改的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王双印和词作者李郁文，是我30多年前在黑龙江结交的老朋友，是我所尊敬的两位颇有成就的音乐艺术家。

    1932年，王双印生于著名女作家萧红的故乡——黑龙江省呼兰河畔。他的舅父在小县城里开了一茶社，为了招徕顾客，经常请一些当地艺人到茶社说书、唱大鼓、演皮影、秦单弦、唱二人转等。童年的王双印常常趴在柜台后听得入迷，还时常跟艺人们学着吹拉弹唱，民间艺人成了他的启蒙老师。1947年，15岁的王印考进东北民主联军的军需学校，被称作“红小鬼”。由于他有宏亮的嗓音，加上民间艺术的薰陶，能自编自演，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便被分配到业余演出队。此后，他相继在鲁艺术工团、黑龙江省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兼搞作曲。从机器轰鸣的工厂到黑土地的农村，从祖国边疆到抗美援朝战场，从首者高唱革命歌曲的大舞台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都留下了王双印的歌声。

    《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1964年。当时举国上下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被工农兵群众学毛著的热情所感动，内心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便与同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词作者李郁文合作，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

    这首歌旋律流畅，曲调明快，琅琅上口。作为歌唱演员的王双印，在当年的“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新创作的歌曲，立即引起轰动，观众反响强烈。
当时，我从厌字毕业到黑龙江日报社作记者还不到一年，十分幸运地参加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采访，我用照相机记录下了王双印在舞台上神采飞扬地演唱他首得意之作的情景。

    许多人以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实是一个误会。这首歌创作于“文化大革命”之前，而且是在周恩来总理热情并帮助修改之后，正式推向全国的。

    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演访问。在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演唱了自己最新创作的歌曲《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

    当他满怀激情地演唱这首新歌时，周总理边听边打着节拍跟首哼唱。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特地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亲切接见了他。“这首歌军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若把‘毛主席思想’改为‘毛泽东思想’，就更为准确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集体领导的智慧嘛!”周总理拍着王双印的肩膀，热情地鼓励他。总理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王又印按照周总理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歌词和曲谱进行了改写。后来，王双印又接受了原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王敬芝的建议，把歌曲的名称由《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重要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

    1969年，王双印作为劳动模范代表进京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领导接见时，周恩来总理一眼就认出了他。握着他的手鼓励说：“你应该把歌声送到珍宝岛前线去……”随后，王双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参加慰问团到珍宝岛的每一块阵地，每一个哨所去演唱，历时两个多月。

    王双印的名字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的广泛传唱而名扬大江南江。
在田间“学牛叫”的日子

    1964年秋，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首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所在的《黑龙江日报》社和王又印所在的哈尔滨歌剧院的社教工作队，都被派往阿城县。我们俩在相邻的两个人民公社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每在社教总团召开大会时，就有机会见面交谈，相处的时间更多了，相知的程度就更深了。
社教对于王双印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机会。他与贫下中农社员一起播种、育苗、铲地，在田间地头听农民唱乡间小调，在生产队里看农民自演的二人转。

    浓郁的乡土风情，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先后创作出《我是贫农的好后代》、《老饲养员》、《车老板之歌》等乡村歌曲。其中《我是贫农的好后代》最受欢迎，而我是这首歌的第一位听众。

    王双印创作《我是贫农的好后代》这首歌的时候，我正被社教总团抽调到县城去筹办社教成果展览，暂住在县城中心的阿什河旅社。

    有一天他来到我的住处，进门就说他要唱一首新写的歌给我听，征求我的意见。只见他展开一张折叠的信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乐谱。他右手打着拍子哼唱起来，唱完后问我感觉怎么样?我不懂得如何作曲，但是曲调美不美、有没有劲儿，还是能听出来的。听着倒也流畅，感觉有点过于平缓，就象是喝了兑水的酒一样——没劲儿。尤其是开头的‘我是贫农的好后代’“那一句，显得平平淡淡，缺少激情。”我直率地说出了听后感。他马上动手修改了几个音符，再唱给我听，果然大不一样，“我是贫农的好后代”这头一句中的“好后代”三个字，唱得铿锵有力，气韵高昴，听后为这振奋。他看我这位“第一听众”满意了，便笑着说：“这首新歌就由你老兄给我‘审定’通过了，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

    过了几天，王双印拉着我一起到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地头去，他要为贫下中农社员演唱这首新歌，为他拉手风琴伴奏的是年轻的演奏员刘克纪。“你们知道这个大胖子是谁吗?”我向在地头上听他唱歌的农民们发问。“知道，他叫王双印，是挺有名的演员哩。以前他曾下乡来为俺们唱过歌。”旁边一位老实巴交的老农答话说。“他天天早晨都到田间地头去‘学牛叫’，开始俺们还挺纳闷儿：好好一个人，怎么天天学牛叫?后来才听说那不是学牛叫，是在练什么声。”一位老农的放让我实在忍不住笑了。王又印是一位男中音歌唱家，他起声来确实有点象牛叫。后来，社教总团规定社教队中的演员不准再练声，据说是考虑到别给贫下中农带来不好的影响。

    我在那次地头演唱会上拍了不少照片，分别在多家报刊上发表。30多年后，听说当年为他拉手风琴的刘克纪，早就当上哈尔滨歌剧院的院长了。

    是年冬日的一天傍晚，王双印又来到我的住处，只见他头戴狗皮帽、身穿破旧棉衣，嘴上捂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一双有大的眼睛，说起话来更像是沉重的男低音了，而且声音沙哑，咳嗽不止。看来他是感冒了，病情还不轻。他摘下口罩，见我桌上放着两个馒头和一碟咸菜，便抓起来饥不择食地吃起来。一边愤愤然地讲起去城郊卫生院看病的经历：早饭后，他向社教队领导请假去城里看病，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几里路，到了城郊卫生院。当时正是流行感冒发生，到医院看病的人很多。他排半天队才挂上号，把挂号单和病历本交到诊室里，便在走廊上的长椅上坐下耐心等待。一位年轻的护士拿着病历本喊名字往诊室里叫人，良久，不见喊王双印的名字，他还是在等待。只见那位护士每次喊人时，总是面有难色地看着一个病历本，却不喊本上的名字，又把它放到下面去了。过了好长时间了，那些比他后挂号的人都看完病走了，还是没有叫到他的名字。最后，走廊的长椅上只剩他一个人了。那位小护士食着最后一个病历本，站在诊室门口向他试探着问：“你是姓王吧?”王双印赶忙点头答道：“是，我是姓王。”小护士偷偷地抿嘴乐了：“那你就进来吧!”进了诊室，那位护士有点不好意思的问了一句：“你怎么起这么一个名啊?”王双印摸不着头脑地回答：“从小爹妈给起的。”只见小护士凑到一位女医生的耳边窃窃私语：“这真是‘嗑瓜籽吃出个臭虫来——啥人(仁)都有’啊。俩卵，不俩卵呗，还写到名上!”那医生看了一眼病历本上的名字，也忍不住地笑了：“谁家的男人不是双卵?还有拿‘卵’字儿当名的?!”她们咬耳交谈的声音虽小，却被王双印听得一清二楚。他啼笑皆非地大声说：“我叫王双印，不叫‘王双卵’!”他这一说，让那女医生和小护士都弄了个大红脸。到这时他才明白了：原来是挂号室的人把“王双印”写得太潦草，小护士怎么看都分明是“王双卵”。怪不得她要那样做。这样一来，就让王双印这天到卫生院看病是“起了个大早儿，赶了个晚集”。我要过王双印的病历本来一看，便笑了。别说是那个小护士，换了谁也会念成“王双卵”。这个典故很快便传开了。
从此以后，他便多了一个绰号。许多老朋友常开玩笑地叫他“王双卵”，他总是报之一笑，不恼不火。

    “文革”中他走红时当上了官儿，大家都叫他“王局长”，自然没有人再敢当面叫他这外号了。后来，他又成了平民了，老朋友们又开始叫他“王双卵”，反倒挺亲切的。

为西哈努克亲王记谱作曲

    1972年5月8日，西哈努克亲王出访朝鲜之后到达我国丹东，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元帅前往迎接，陪同他正式访问我国东北三省，时间长达20天。西哈努克亲王作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在那些年里经常住在中国，并作为重要国宾被中央安排到各地访问。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夹道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国王，善于写歌作曲。那时许多人欣赏过他创作的歌曲《怀念中国》。这次西哈努克亲王于5月23日到达哈尔滨之后，向我方陪同人员透露了一个信息：此次在东北三省访问期间，他为中国和毛泽东主席创作了一首新歌，名为《万岁人民中国!万岁毛泽东!》但这首歌曲只是腹稿，尚未写成正式歌曲谱。亲王希望能有一位中国作曲家协助他完成这项创作。

    当时，在哈尔滨正有一位全国著名的作曲家——王双印。“文革”期间他不仅因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而红极一时，还当上了省文化局副局长。这样，为西哈努克亲王记谱作曲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王双印的头上。按照省接待部门的要求，王双印要在规定时间内陪伴在亲王身边，反复聆听西哈努克亲王弹秦钢琴唱出心中的曲调，边听边记，再根据亲王的意图，普写成正式曲谱。然后，由他去组织省里的文艺工作者连夜排练，在5月28日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文艺晚会上首次上演。虽然时间坚任务特殊，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王双印自接到这项任务时起，就处于一种从未见过的亢亩之中。

    我与王双印极为熟悉，相互称史道弟，无话不说。他年长我8岁，却一直称为我“老兄”。这次，我奉派跟随采防西哈努克亲王的访问活动。西哈努克亲王一行下榻于花园村国宾馆，王又印与我在国宾馆相遇。他性情爽直，快人快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老兄，你说说，这天上还真能掉下馅饼来?为西哈努克亲王记普作曲的‘美差’，咋就轮到我了?!”王双印眯着他那一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对我说，还特地嘱咐道：“我能和西哈努克亲王在一起的机会十分难得，你老史要多替老哥好好照几张相啊!”

    5月28日我，在当时被称作“红太阳展览馆”的剧场里，举办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文艺晚会。在这个晚会上最重要的节目，是隆重推出西哈努克亲王这次访问东北时创作的歌曲《万岁人民中国!万岁毛泽东!》。同时，还演唱亲王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怀念中国》。王双印是这次晚会的总指挥，登台演唱他协助亲王记普作曲的这首歌。
演出之前，王双印在后台悄悄对我说：“在演完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歌曲后，我要去向亲王献花，你老兄一定要想法儿给我照个正脸!”他说是殷切诚恳，令我无法推却。原来我是想选择剧场前左侧的位置，这样可以拍摄到西哈努克亲王的正面形象，但是献花人可就是背影了，为了满足王双印“照个正脸”的愿望，我临时改变了原定的拍摄位置，选择剧场的前右侧，专门等着为王双印拍个“正脸”。

    当由王双印领唱的《万岁人民中国!万岁毛泽东!》男妇声合唱刚一结束，全场灯光通明，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王双印从台上走下来到贵宾席向西哈努克亲王献花，祝贺亲王的歌曲创作获得成功。亲王与他热烈拥抱，感谢他记谱作曲所作的贡献。亲王对这次演出的成功深表满意。

    这时，中央跟来的电影电视记者们已挡在前面，我无法拍到完整的画面，情急之中赶忙站到身旁一位观众座椅的扶手上，居高临下，无遮挡地俯视这热烈的场景，连续按劝着相机的快门，拍摄了王双印满面春风的正脸形象，而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则是背影和侧脸。那时，如果有变焦镜头的话，还可以拍摄一些中近景的画面。事后，王双印告诉我：“在我向西哈努克亲王献花时，还特地向你们记者的位置瞟了一眼，看到你老史站的位置最高，镜头正对着我哪，我就一百个放心了——准有好照片!”这张照片果然令他十分满意，他向我要了好多张保存。

    第二天，万人聚集哈尔滨火车站，隆重欢送西哈努克亲王离哈前往北京。当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登上专列在车窗口里向欢送的人们挥别时，突然看到为他记普作曲的王双印也站在欢送队列中，便微笑着隔着车窗口玻璃向他招手。我赶紧抢步上前去对准车窗拍摄下这个画面——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笑容可鞠的挥动双手道别。王双印明明看到亲王在向自已招手，由于外事纪律约束，他却不敢有过多的表示，只能微笑着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

    西哈努克亲王离哈的消息见报时，所刊登的前往车站欢送者的名单中，除了黑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各方面代表”，其中有著名的全国老劳模苏广铭，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华玉杰、还有王双印。在当时，名字能在重大外事活动中见报是一种难得的殊荣。
风光十年倒霉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与旋律。

    响乇全国城乡。但当举国上下大搞“造神运动”之时，最高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题写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从而使这首歌笼罩上了一层更为神圣的政治面纱。记得有一次谈起报纸上刊登的林彪题的手迹时，嘴上一向没有把门儿的王双印脱口而出：“林副统帅这不是在照抄我和李郁文创作的那首歌吗?”他语惊四座，令在场的人们哑口无语。良久，有的人说“就是好么回事也别这么说呀”，有的人说这是林为这首革命歌曲赋予了“新的政治生命”。

    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瞳红，原本是哈尔滨歌剧院一名独唱演员的王双印，其命运也随之拉出一条上升的红线，他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选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担任省革命样板戏剧团的负责人，后又被提升为省文化局副局长。地位变了，住房也“鸟枪换炮了”，由松花江边一间拥挤的小屋搬出来，住进了南岗区大直街上的“高干”房。

    1972年，王双印带领黑龙江省革命样板戏剧团进京汇报演出，“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到场看戏并接见他们。时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的刘庆棠向江青介绍王双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江青很感兴趣，并让他当场唱一首歌。在刘庆棠的建议下，王双印演唱了一首《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走》，江青听后大加赞赏。江青接见黑龙江省样板团，这无疑是重要的新闻，也是样板团回省后重点汇报与传达的内容。王双印和“样板团”很是风光了一阵子。孰料不到四年光景，“四人帮”被粉碎了，江青当年的接见及王双印为“女皇”唱歌一事，竟然成为“王双印上贼船，向江青表忠心”的严重政治问题。

    1976年末，他被隔离审查，打入另册。他头上原有的那些光环顿时消失，人辉煌的颠峰上跌落下来，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要他彻底交待与“四人帮”的关系。在长时间没完没了的隔离审查中，这个一句还算坚毅的东北汉子，精神上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他觉得委屈：自己仅仅给江青唱了一支歌，怎么就算“上贼船”了?他觉得冤狂：林彪题写“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写的那首歌有什么关系?他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觉得冤枉，越想越觉得人生之路那么窄……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痛苦遭遇。在孤苦难熬的隔离审查中，检查写了一份又一份，交待说了一遍又一遍，总是过不了关。遥遥无期的审查，漫漫无望的期盼，人痛甘到极处易绝望，他想一死了之，以死作最后的抗争。他选择了一个很糟糕的方式，从三楼隔离室的窗口跳下去，结果被一棵大树的枝权挡了一下才跌落到地上，奇迹般地没死。但这一来又增加了一条“罪状”：自绝于人民。持续十年之久，与他因《大海航行靠舵手》一首歌走红全国的时间几乎相等。

    1987年，组织上终于给王双印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恢复了党藉。把他分配到龙江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编辑，后又调任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他感叹道：“兴衰荣枯虽然身不由已，但情有独钟的音乐，却始终为我所爱，能继续从事音乐事业，这不 说是我的幸运。”这期间，他创作了四部影视专题片的音乐，还对民间曲艺和音乐理论作了许多研究。被人们遣忘了20多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调，1989年突然又在全国城乡响起来，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曲调。他细一听，味道全然不对劲，歌词已面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爷们爱老婆……”歌词之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得阴阳怪气，油腔滑调，让人无法忍受。王双印愤然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状，他的亲密合作者李郁文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援战友。他的正义行动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以持，赢得首都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大力支援，胜诉而归，全国报刊多有报道。双印对此举说得明明白白：“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在篡改《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而是在篡改一个时代的标志。我所捍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著作权，而是在维护历史的庄严与真实。”

    1989年，王双印离休了，他整理汇集自己创作的50多首歌曲出版了《王双印歌曲选》。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哈尔滨歌剧院等八家单位于1994年2月28日，成功地举办了“王双印从艺45周年音乐作品大型演唱会”。当62岁的王双印又重新站到舞台上，放开他洪亮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观众的热情又一次被他点燃了，全场沸腾起来。王双印看到观众没有忘记他，双眼浸满激动的泪花……

老朋友的遣憾

    当年，王双印因一首歌走红，官当大了，人也忙了。人一旦有权了，围着转的人就多了。他曾向我发过牢骚：“连八杆子打不着的朋友都找上门来了，有的想调过样板团，有的想要个官儿当，有……”但是他特别对我说：“咱们是‘四清战友’，是铁哥们儿，和那些‘朋友’不一样，你有什么事儿要让我这当哥哥的办，老兄尽管说话!”我一时也没有什么事要他办，但是常有一些朋友让我帮他们向王双印要演出票，每次都是他写个条子去找管票的人取。最初，看到他给我写的条子极其简单，只写“请解决演出票×张。切切确保为盼!”有时还加上更有力的强调语。我担心用他给我写的如此简单的“条子”能否顺利拿到戏票。王双印很神秘地告诉我：“归我批条子的演出票数额有限，可是来找我要标的人太多，得罪谁都不好。实在没法儿了，就想出这个招儿，与管票的人讲定：凡是见到写得‘简单’的条子，是要确保给票的；凡是写得‘热情’的条子，是哥给可不给，有多余的票就给，票紧张就不给。”怪不得他给我写的条子，每次都能拿到票。

    1969年，原在黑龙江日报社很得意的我们这一派，被在报社支左的军宣队和被其支持的另一派“革命小将”打倒，我们一派的人或被分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或下放劳动。我被指派到毛泽东亲批的柳河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妻子体弱多病，儿子才十来个月，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再三思量如何躲过这一劫，想到能够帮这个忙的人就是我的老朋友王双印了。那时，他正在负责组建“黑龙江省革命样板戏剧团”。革命样板戏是由“革命文艺旗手”江青亲自抓的，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要钱有钱，要人给人。凡是“样板团”提出要调进的各种人才，省里一律开绿灯。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样板团要调一个拍剧照的人，你要能来就好了，那里的待遇好，补助多。当然，我们那个‘小庙’养不了你这尊大菩萨。”想起他曾说过的话，看来只要王双印指名调我去样板团拍剧照，我就可以不必下放五七干校了。我与妻子反复商量多日，到底要不要去求王双印?想到我与他同在农村搞社教的“战友”情份，想到我们结婚时他特地送来亲手用电影胶片制做的一个镶有毛泽东像的精美相框的情景，想到他曾诚恳地说过“你要有事需要大哥办尽管说话”的许诺，便决定去求求他。

    一天早晨，我找到他家，在他上班之前的短暂时间里，匆忙进了我的想法，希望他能帮我一忙，他答复得特别爽快：“样板团里正缺拍剧照的人，我向省里说句话，调你来样板团，应该没有问题……”我一家人在期盼中等待“佳音”，左等右等，一直没有等到“样板团”调我的消息，也没接到他的电话或任何音讯。最后，我于1969年9月6日打起行装，走上了“光辉的五七道路”半年事，妻子把刚刚满一岁的儿子送到山东老家，交给70多岁的奶奶照看，她也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我们夫妇在这里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干就是好几年。

    1996年春天，我与香港的新闻同仁一起到黑龙江采防时，住在花园村宾馆。65岁的王双印骑自行车来看我，我们又一次在当年西哈努克亲王下后吐真言：“当年，你下放五七干校，我能说话而没敢为你说话，是怕在省报社让你去干校的情况下，我去调人会违背原则。我参加革命50年了，现在想一想，那时的‘原则’是什么呀?是方的?是圆的?还是扁的?……假如我少想一点那个‘原则’的话，你一家人或许就不会遭那份罪了……”说着说着，他竟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一时弄得我也怪难受的。一切都过去了，别再提它啦!对于人生来说：“经历即财富”，当年，您要是真把我调到‘样板团’去拍剧照，干校是不用去了，但也少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那样，我的一大笔“财富”还没到手，就被您“剥夺”了……我这么一说，他反倒破啼为笑了。

盖棺论定留下传世之作

    1996年“文革”30周年前夕，我到哈尔滨市采访老照片中的主人公王双印，他虽年过花甲，身体还健朗，每天骑自行车东奔西跑。

    双印的两个女儿都各自成家立业了，小女儿在省电台当音乐编辑，这也算是“女继父业”吧。只是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伴患脑梗塞，半身不遂，语言失灵。健壮的双印便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职责，还要帮助老伴活动肢体，通过唠嗑来训练她的语言能力。家里是一时也离不开他，当我挽留他在花团村宾馆一起用餐时，他说：“不行，你大嫂还在家里等我呢!”便匆匆骑上自行车走了，他要顺路买菜回家为老伴做饭。日后几天，他事先把老伴的饭菜做好，“请假”来宾馆与我把酒叙谈。他告诉我，他自似的座右铭是：“历经坎坷，遇韵高唱，壮心不已，情系祖国。”他对祖国，对人民，一片赤诚，一片爱心。

    我返京不久，哈尔演的朋友来电话说，双印也患上与他老伴相同的病了。我立即往双印家里挂电话，我要他亲自接电话，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是“啊啊…哦哦……的声音。后来他的老伴接过电话，我老听懂了她断断续续的说出来的几句话，她说双印知道是我挂的电话，非常高兴!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就不多说了。我时常在想：老俩口都半身不遂，言语无法交流，相互不能照顾，这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哪!

    1998年4月间，我到齐齐哈尔去追踪采访“文革”老照片《虔诚者》中的主人公王国祥。在哈尔滨逗留期间，由省报社的摄影记者逗留期间，由省报社的摄影记者郭存发开车陪我去南岗大直街寻找双印的家。这栋不大的小楼原先曾被称为“高干楼”，王双印是因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走红当上了副局长，才被安排住进这栋人楼的一层。当年，我去他家串门时看着那宽敞的房间，羡慕不已。现在看到在这小楼旁盖起的座座高楼大厦，这“高干楼”实在显得寒酸了。进了双印家里，室内一片错暗，偌大的房间里，除了几件简单的旧家具，再也找不到昔日“高干楼”的感觉了。时令已进入了春天，气温不算低，而王双印仍穿着一身棉袄棉裤。见我进门，他坐在床上想站却站不起来，说话又说不了，只能用尚能动弹一点的左手指一指床边，示意让我坐下。他的老伴坐在屋角一把椅子上，还是行动不便，说话倒比双印好一些。我见此情景，一阵酸楚油然而生。这俩口子当年可都是特要强的人啊，如今刚过花甲之年，竟然落到这般田地。

    我便安慰着对双印说：“人生都有踽踽独行的时候，你的心决不能退缩!他劲地点了点头。随后，我大声地告诉他：“我早就想写一篇有关《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的文章，用一些老照片串起来，专门讲照片背后的胡事。我已写了几千字，都存在电脑里，因故迟迟没有把它写完。我写的都是咱俩亲自经历的一些事儿，等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要寄一份给您过目。我的话他听明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这笑容出现在一位瘫痪病人的脸上，完全失去了他原有的风采。我看了还是很高兴，因为我让他知道社会上还有人在想着他王双印，人们不会忘记他写的歌。他老伴对我说：双印最大的毛病是他中风之后，对康复失去了信心，便破罐子破摔，不肯锻练，病情越来越糟。我劝他要听医生的话，要坚持锻炼，争取早日康复。我搀扶他在地板上迈着艰难步子起了几圈，他已累得满头大汗。当他要离开时，双印眼圈发红，有些难舍难分的样子，我便与他一起拿着当年的老照片坐在床上，让郭存发为我们照了几张合影，并约定等他病好之后再拍些更好的照片，还要照出他当年的风采。他听后，苦涩地笑了笑，口中发出类似“好，好”的“呵，呵……”之声。

    在王双印家当保姆的是从他家乡呼兰来的一位远房亲戚，保姆替他们夫妇送我出门，这位憨厚的农村妇女站在大门外与我唠叨了许多，他说每天服侍两个60多岁的瘫痪病人，洗衣做饭，端屎接尿，忙得不可开交。我便说：您这是在做善事，这是在积德啊。在回宾馆的路上，望着车窗口外一排排尚未吐绿的秃树和一片片灰蒙蒙的景色，我陷入一种无名的痛楚之中……一晃又是一年。终于完成了这篇有关王双印与《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故事，当我打印出一份稿样，正准备寄给他本人过目时，1999年6月4日清晨，突然接到哈尔滨一位老朋友崔明福的电话：双印逝世了。怎么也没想到，一年前，我登门探望双印兄，竟成为今生的最后一别；我与他坐在床边所照的合影，竟然是我们的诀别照!三天后，收到老崔寄来的1999年6月3日出版的《今晚报》上面刊登了王双印逝世的消息和一幅中年时期的遗照。报纸上的两行标题是：“留下传世之作《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家王双印逝世”。
 
    一篇简讯式的消息，虽然很短，却写得相当客观、公正。读罢报红，悲痛之余，亦感欣慰：王双印，作为一名歌唱艺术家，盖棺论定：为社会“留下传世这作”——《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理所当然的公正评价。王双印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我的生命与音乐同在!”如今，双印走了，每每想起那些我所熟悉的歌曲，就好象王双印还与我们活在同一个时空里。
     双印兄，音乐与您同在……（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四辑，本文作者李振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