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古装黄梅戏《余三胜轶事》获得了湖北省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这是全省文化事业的最高奖项,也是近几十年来罗田县首次获得的如此殊荣。
戏曲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是专家、学者帮罗田人找回了世界的余三胜,是罗田人帮世界在舞台上重新立起了罗田的余三胜”,这句话,是笔者在剧目研讨会上发言的开头语,至今仍记忆犹新,剧目的创作演出过程仍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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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胜祖孙三代都是京剧大家。第一代,余三胜,京剧创始人之一,素有京剧鼻祖之称;第二代,余紫云,工青衣,被列为晚清“同光十三绝”;第三代,余叔岩,工老生,是“余派”创始人。
很长时间以来,余三胜是一直不被人们所普遍认知的。就连余三胜到底是哪里的人,也是一个争议,《辞海》、《中国百科全书》记载,余三胜,湖北罗田人,亦说安徽怀宁人。六、七十年代,湖北省戏剧专家方光诚、王俊,先到安徽,后又三次到罗田,通过在罗田寻找到余氏家谱才一举证充。嗣后,罗田文化人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在省、市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特别是九十年代,时任县旅游局长的方华国经常宣讲余三胜的事,但是,终归影响力有限。
2009年底,我有幸到文化部门工作,通过零星的资料,我感觉到余三胜影响力的强大,便询问搞艺术工作的同志,怎么不演余三胜啊?“那可是大名家啊!谁敢轻易地去动?!”我想也是。
2011年,我接到一份邀请函,说是3月9日,在北京国家京剧院实验剧场举行“纪念余叔岩诞辰120周年暨《余叔岩与余派艺术》发行研讨会”,落款人是刘真。这是一份用钢笔手写的邀请函,字迹十分工整。副局长姚炳国告诉我,刘真是余叔岩的外孙,一直从事余叔岩的研究,以前也搞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局领导也参加过。于是,我便决定结合到文化部跑项目,去参加这次会议。
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参加这次活动的,名角之多、地域之广,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除国内的一些大型院团、艺术院校外,还有来自旧金山、洛杉矶、加拿大的,听着主持人的介绍、听着专家们的演讲,我深感自豪,但,更多的是汗颜和不安,是责任的重大。我知道的太少了,罗田宣传的太少。
回到单位后,一方面,我让局里增订了20本《余叔岩与余派艺术》,期望更多的人加入研究、宣传的行列,另一方面,我也反复研读各种材料,写出了《话说余叔岩与梅兰芳》的文章,发表在《黄冈日报》上,分析并概括了余叔岩没有梅兰芳名气大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其实,打造余三胜文化品牌,是很多罗田知名人士的愿望。我陪同时任宣传部长的童伟民同志,到北京拜会过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他说:“你们搞点文化事业吧。我捐赠100万,你们宣传一下余三胜。”汪林鹏兑现了承诺。时任团风副县长的丁永忠,在《黄冈日报》上看到我的文章后,专门打电话,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希望我们把余三胜这张名片搞起来,因为,他在九资河镇担任过党委书记,在街道进行仿古改造后,规划了一个余三胜文化广场,希望能够助推一下规划的实施。
旅游是罗田的支柱产业,时任县委书记的肖燕梅一直紧紧地抓在手里。她专门请科特勒公司策划罗田的营销策略,在一次研讨会上,我站在文化的角度,提出软件五个一、硬件五个一的营销思路,重点讲述了将余三胜作为罗田文化品牌的主牌来打造的理由和作法。肖燕梅对余三胜有了初步印象。当时,县里正在全面打造万密斋品牌,而且还专门成立了常设机构万密斋医药文化产业办公室,要将余三胜定为县里的主打文化品牌,这里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原省文联主席、戏剧作家沈虹光的一篇文章《三下罗田,寻访余三胜》发表在1月6日的《湖北日报》上,我将这篇文章连同我的一篇小文,一起打印送给了燕梅同志。一个星期后,她专门打来电话,要求文化部门用3至5年的时间,把余三胜打造成罗田最大的一张文化名片。于是,县委召开文化工作专题会议,确立了余三胜文化品牌的主题;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出台专门政策予以支持。余三胜文化品牌的打造终于列上了专门的议事日程,成为了县委、县政府主抓的重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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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初,一年一度的全县文化工作会议如期举行,象往年一样,百分制考核结帐,总结经验,部署新一年的工作。有一个新的不同就是,举全系统之力,全力打造余三胜文化品牌。
具体的就是要做好七件事:一是以余三胜为主题,打造一台大型黄梅戏,参加10月份的全省艺术节并力争获奖。二是将全县所有的群众文化活动,统一命名为“三胜故里广场乐”,每次活动都要打出横幅,让余三胜在罗田家喻户晓。三是搜集现有资料、各种传说,出版一本余三胜的专门书藉。四是以东腔戏传承人为班底,创作一部用罗田方言和东腔戏表演余三胜的小戏,并做到常年演出。五是研究罗田东腔戏与京剧的关系,并力争《余三胜的传说》能够列入省级非遗保护项目。六是全面开展罗田三余的研究,力争创作出一系列的文章、歌曲等艺术作品。七是全力支持九资河余三胜文化广场建设,力争余三胜进入县城的街道命名。
这七件事,件件都是难事,毎一件事都是从零做起,毎一件事都没有固定的样式可以参考,对于文化系统来说,这是一个自加压力、自我挑战的大考验。打造历史文化名人,传承与创新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必须忠于历史,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以讹传讹,遭人非议;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赋予时代内涵,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去表现。要做到这些,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大的后援。
我们想到了沈虹光。曾担任过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联主席的沈虹光,是著名作家、编剧,荣获过中国文联授予的“德艺双馨”艺术家的称号;她的《五二班日志》、《寻找山泉》、《同船过渡》在全国获得过多项大奖;出版过《戏剧人生》、《落地》等散文集。与沈虹光接触,总能够给人一种亲切、慈祥、安静的感觉。我们专程跑到武汉沈虹光的家里,恳请老人家出来支持我们。或许是出于对余三胜的崇拜、或许是被我们的热情所感动,总之,她没有拒绝。随后,我们立即向县委宣传部长童伟民进行了汇报,童部长亲自起草文件,以县委的名义聘请沈虹光为罗田文化顾问,并专程送到了沈虹光的手中。沈虹光愉快地接受了县委的邀请,切切实实地把罗田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做,有求必应,有请必到,一年多的时间,她跑罗田不下十次,专门就余三胜写过四篇文章,参与了余三胜大戏创作和演出的全过程,出席了罗田东腔戏传承基地的揭牌仪式,修改创作了方言小戏,等等。有朋友不解,她总是自豪地说“我是罗田的文化顾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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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件事中,重中之重、难度最大的还是剧目。此时,离全省艺术节只有6个月的时间,一切都是未知数。怎么办?细伢吃萝卜,一节一节地来。
首要的当然就是剧本了。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在《黄冈日报》上征集,既可以起到宣传作用,又符合程序。缺点是,时间不允许,还有可能征集不来作品。二是由剧团直接找人写,这在业内也有先例可循。大家普遍同意第二方案。
一个星期后,在县局周一碰头例会上,剧团团长吴利亚传来好消息,说是熊文祥老师接受了剧本创作任务。熊文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国家一级编剧,享受省政府津贴专家,多项作品获得过国家级大奖,创作过《苏东坡轶事》,好!就是他了!由剧团与他签订合同,费用按《苏》剧一样,时间,一个月內;质量上,通过省级专家评审。大家十分高兴,总算往前走了一步。然而,好事多磨,又过了半个多月,熊文祥说,写不出来。听到这一消息,我的心冷凉了半截。“送书、送资料给他看!”分管副局长王新明说。是呀,多看点资料,肯定能找到灵感。此时,文化馆毛梦书、王松平一班人正在编写《京剧鼻祖余三胜》一书,他们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和文献,于是,一大摞、共计十几本的资料、书籍送到了熊文祥的手中。
一天,我接到吴利亚的电话,说是剧本已写好,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赶回办公室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来不及吃午饭,我一口气将剧本从头到尾全部读完了。剧本名称就叫《余三胜轶事》,全剧通过几个片段,描写了余三胜离开罗田外出打拼的全过程,通过努力进入春台班,通过创新,使濒临倒闭的戏班起死回生,进宫唱戏,被封为“戏状元”,故事跌宕起伏、文笔优美动人!看完剧本后,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在回家吃饭的途中,我跟吴利亚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两个情况,一是用甲剧种唱乙种剧的名人,是否有此先例?她告诉我,有。二是剧本中,有京剧、汉剧、楚剧、黄梅戏、东腔戏,几种唱腔,演员是否能转换得过来?她说,有难度,可以尝试。下午上班的时候,王新明、吴利亚准时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告诉我,下一步就是召开剧本评审会了。请示伟民部长,我们联系省、市的一些专家,由他牵头,在武汉召开了剧本评审会,剧本原则通过,细节由熊文祥老师进一步修改。一大难关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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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大戏,剧本的确定,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将剧本的内容准确地表现到位,需要舞台上的二次创作,需要编剧、导演、作曲、舞美、演员等等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县剧团请来了国家一级导演林海波,著名作曲家夏泽安。舞美和男主角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谁来演余三胜?这可是一件必须慎重的事,剧团内部没人敢接手,外请吧!大家一致要求。吴利亚邀上我和王新民,来到了省地方戏曲院,找到了詹春尧,他是副院长,曾获得过梅花奖,听说我们的来意后,他欣然接受。但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错开他赴越南的演出档期;二是必须征得杨俊院长的同意。通过时间推算,第一个要求没问题,剩下来就是要找杨俊了。杨俊正在一个大型宾馆谈业务,我们驱车赶到了那里,听说我们的来意后,杨俊一口回绝。其实,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一个百多号人的大团队,杨俊刚刚接手,詹春尧既是业务主管,又是主演,的确是难以离开。我们都有点垂头丧气了。回来的路上,几个人闷在车上,一言不发。“要不,我们去找一下张辉?反正顺路”。吴利亚首先打破了沉闷。张辉,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省黄梅戏曲院院长,兼市文化局副局长。“他或许会帮我们的,毕竟是一系统的,他又兼任了市的领导”。吴利亚继续说着。“你们两个去吧!”刚刚被拒绝了的我,对与大艺术家打交道表现出了明显的底气不足。我在车上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远远地望见他俩有说有笑地迎车而来,看情形,该有点希望吧?!我暗自揣测,果然,一上车,王新明就高兴地说“张辉院长真是好人,答应派王刚来帮忙”。“王刚的演技仅次于张辉”。吴利亚又补充一句。我如释重负。后来,王刚对我说:“感谢你们给了我的一个表现的机会和平台!”的确,王刚成就了罗田的余三胜,余三胜更成就了王刚。
“舞美设计是一项大花销,你们如果把田少鹏请来,那便是你们的福气。他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他的舞美设计向来是花钱少、效果好”。沈虹光指点着。王新明、吴利亚去请老先生,老先生一直不肯答应,说是要到澳大利亚去跟女儿一起居住了。“要不,让您的学生来做,您挂个名,到时现场指导一下?”仍然不行。结果,王新明、吴利亚赖在老先生家里不走,而且,说是沈虹光让来的。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老先生有了点口气,答应一周后,从澳大利亚回来,到罗田看看。或许是被他们俩的真情所感动,或许是对余三胜的崇敬,再或者是看在沈虹光的情面上,总之,老先生来罗田了,我从办公室赶到剧团陪老先生时,他正在县人民会场了解舞台情况,我们寒喧两句后,他就问博物馆在哪儿,说是要了解罗田的基本县情,还要看一下罗田的竹子长什么样,不愧为大艺术家!一到现场就进入了角色,而且要全面了解罗田。这台戏的舞美设计他接定了!在博物馆里,除看了一下展示的文物外,副馆长周曙初打开了他的电脑,找着了拍摄的竹子,还翻出了一幅画照,“同光十三绝,这个好!就它了!”老先生高兴之辞溢于言表,我当时没听懂老先生的意思,原来,他己经决定了用这幅画照来做戏剧开场的帷幕。在周曙初的电脑里翻出了"同光十三绝"的画照,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都在研究余三胜的见证和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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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行当准备齐全后,剧团该进入封闭排练了,只有封闭的环境,才能保证排练的进度和质量。
剧团是差额预算单位,有一半的工资收入来自市场创收,过惯了苦日子的人,晓得如何精打细算。吴利亚将近百人的团队全部带到了薄刀峰,白天,排练《余三胜轶事》,晚上,为游客表演节目,丰泰公司免费提供食宿,仅此一项就节约开支近百万元,这对于剧团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演职人员的辛苦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吴利亚,既是一团之长,又是《余》剧中的女一号,演职人员吃、住、排练、演出要安排到位,自己的戏,份量又大,一个都不能落下,的确十分不易。沈虹光曾心痛地说,吴利亚象电视机的频道,调得过来吗?
我每次去看望他们时,他们总是把已经排好了的片段重新演一遍,我知道,他们是在暗中较劲,一定要做成精品,是在给我信心!胜利镇有我几个原粮食部门的老朋友,听说剧团在簿刀峰排练,提出要去慰问一下,王新明说,你们的确要慰问的话,就买几十斤肉送上去吧!朋友们照办了。局里出钱让丰泰公司每隔一天给演职人员加一次餐,演员的运动量太大了,都是年纪轻轻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必须跟上。
经过40多天的紧张排练,2012年9月30日,中秋节,《余三胜轶事》首场演出在县人民会场如期举行,省里的评审专家来了,在沈虹光的恳请下,省文化厅厅长雷文洁来了,近千人的会场座无虚席,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在第二天的剧评会上,各位专家好评连连,有几位专家还赋诗称喻。“皮黄一唱动京城,二百年来负盛名。此时恢弘耆宿艺,风扬律吕奏希声。”这是退休老人王哲膑的诗词,他用篆书写好装裱后专门送到了局里。应县内观众的要求,县剧团在县人民会场又加演2场,场场爆满。2013年7月2日晚,作为艺术节调演剧目,《余三胜轶事》登上了武汉的“京韵大舞台”,丁凤英等省、市、县领导专程观看了演出;2015年,进京演出,2016年,与省里的2个专业院团一起赴安庆参加了“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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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为了生计,余三胜离开家乡,闯荡江湖,闯出了一番辉煌的事业,创造了国粹京剧,成为了举世瞩目的艺术大家。
200多年来,由于资料的缺失,宣传的缺位,一代宗师沉寂家乡,余三胜的名字在罗田、在国内外知之甚少。
200多年后的今天,一部《余三胜轶事》,使世界的余三胜又回到了家乡,余三胜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在罗田更是家喻户晓,余三胜已经融入了罗田人们的生活之中。
在罗田县城,有余三胜大道;在七娘山,有余三胜纪念馆,余三胜祖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九资镇,有梅葆玖先生亲笔题名的余三胜文化广场、余三胜雕像,长篇叙事诗配合着简笔壁画,述说着余三胜的进取人生,还有余三胜茶楼、余三胜剧院等多个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余三胜永远地离开了,《余三胜轶事》的演出次数也是有限度的,但是,余三胜的坚韧、开拓、创新、兼容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罗田人奋力建设好自己美丽的家园。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县委政府的重视下,罗田以全域旅游为抓手,打生态牌、文化牌和特产牌,综合运用国家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政策,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县城为中心、罗田至九资河、罗田至胜利、318沿道的一心三画廊美丽乡村格局己经形成,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八个国家级试点项目落户罗田,九资河镇被省政府命名为历史文化街区,七娘山成为了京剧爱好者的朝圣之地,这些都有力地助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